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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平安北京 的情況通報：
事由和結果，都非常清晰了。
起因是梁女士“拒不配合”，並大呼被騷擾，視頻上傳網絡後，迅速發酵。
第一個結果是拜耳公司迅速切割，辭退梁女士。
第二個結果是警方註銷梁女士工作類居留許可、限期離境。
因與果，環環相扣。
如果拜耳公司不辭退梁女士，那麼工作類居留許可就不會註銷。
拜耳公司可以不辭退梁女士嗎？
就目前的輿情來看，拜耳公司做出了正確的公關選擇。
事實上，任何一家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都會這樣做。
那麼，梁女士冤不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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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女士不冤。
屬於咎由自取。
有些人可能為梁女士抱屈，認為3月15日明明是星期日，不算工作時間，員工的個人行為，怎麼就上升到被單位辭退的結果？如果這樣的話，下班時間是不是也要小心翼翼才行？
這算不算侵犯了個人自由？
拜耳公司的做法，有沒有過界，甚至是違反了《勞動法》？
拜耳公司作為跨國公司，這次的反應可以說是非常迅速。
3月15日事發，3月17日，拜耳公司即發佈了官方聲明：
如果對比一下以往跨國公司對於國內涉事的反應，可以說，這個速度，是非常快了。因為跨國公司的內部流程非常複雜，層層審批，導致某些事情響應速度很慢，有時候會貽誤最佳時機。
但現在是網絡時代了，各種速度，都在提升。
包括冠狀病毒傳染速度都是這樣。
遺憾的是，很多人，對於這種全球化速度還沒適應，梁女士就是這樣。
47歲的梁女士，做到現在的職位，可不是職場新人，按說，這樣的錯誤，她不應該犯。因為一時衝動，她賠上了自己的前途。
但對於一個成熟的職場人士來說，衝動，本不應該發生，既然發生，就表明她有不謹慎的一面，這時候不爆發，其他時候也會。
所以，職場人士，需要謹防性格中的“炸彈”。
說回到拜耳公司，其實不只這一家，很多公司對於員工的行為，都有隱形約束，或者說，身在職場，就必須接受這種約束，不要以為，下班時間就和單位無涉，犯了事，只停留在個人層面。
這種隱形約束，因公司而異，但所有公司的共性就是：凡是有悖公序良俗，給公司造成負面影響的，公司有權處理。
即使梁女士不服，向公司提起訴訟，因為有視頻作證，敗訴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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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職場，就要接受這種隱形約束。
現代法律層面上，不再有株連、連坐這回事，但是從道德層面，沒有誰能夠避免。人心，有時候也會對某些犯罪行為形成無形制約：如果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給家人帶來什麼樣的惡劣影響，有些人就不敢犯法了。
白銀案兇手高承勇被抓獲後，老家青城的院子，大門上被人潑油漆，寫著血債血償，兩個兒子的工作、戀愛結婚，肯定都會受影響。
誘殺天使女孩胡依萱的孕婦譚某，其妹妹的婚禮被未婚夫家取消，關係終止。
每一個人，一言一行，導向什麼結果，自己應該清楚。
換句話說，就是那句我們熟悉無比的臺詞：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不管在現實還是在網絡中，都需要持謹慎態度。
這並非限制言談自由，而是成年人應該有的甄別和擔當。
我以前全職上班的時候，公司要求上班時間不得發佈微博，我就嚴格遵守，連評論都不會發。
有個週末，我去參加一個互聯網大會，在微博上對某大佬評價了一下，週一上班後，被領導要求刪除，我也立刻照做，雖然我的微博認證和公司無關，雖然週末是我的個人時間，發佈的內容也是我的個人行為，但是，身在職場，就要考慮公司會不會受到牽連，既然公司有要求，我沒有怨言，直接刪除，而且，吸取教訓，類似事件也沒有再發生過。
我寫作，有一個標準：
將來，我的孩子們（兩個乾女兒，一個乾兒子，一個姨外孫）會長大，會上網，會看到我在網上發佈的所有內容，包括我給別人的評論。我不敢說讓他們以我為榮，但是至少，不會讓他們以我為恥。
我曾經在《這一生，靜待時光檢驗》一書中寫過一篇《做個經得起搜索的人》，我們生活在網絡時代，務必要對這個時代的網絡特性非常瞭解，不要放縱自己，說話做事，都過過腦子。
人非聖賢，都有可能做錯，但是，不管是說錯話還是做錯事，及時道歉，而非怙惡不悛，頑固到底。
即使我今天是自由職業者，也仍然謹言慎行。事實上，自由職業，也仍然是一種職場，只不過是和全職職場的表現形式略有不同，對於職業化的要求，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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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年人，需要揹負起各種責任，對自我的、對家庭的、對單位的、對社會的。
一個人可以保有自我，但也需要把握好各種平衡，事實上，這並不難。
比如梁女士，熱愛運動是好事，但在疫情期間，要麼在家裡原地跑或在跑步機上跑，要麼戴上口罩外出跑步，但她一意孤行，終至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前車之覆，願大家作為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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