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活跃、思想的不断开放、印刷业的繁荣，白话短篇小说由编辑到创作，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化过程中，成绩斐然，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出现了一大批色彩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此同时，文言短篇小说从明初《剪灯新话》的创作，到后期大量的笔记、传奇、总集的问世，也有所变化和发展，为以后《聊斋志异》等作品的出现准备着条件。
第一节 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清平山堂话本》及“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冯梦龙与“三言” 凌蒙初与“二拍 ” 《型世言》及明末其它白话短篇小说集
宋元的“说话”伎艺到明代仍然流行，一般称之为“说书”或“评话”。焦循《剧说》卷一引《国初事迹》说：
洪武时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
这则故事除了表明统治者鄙视艺人、残酷无情之外，也说明了明初尽管思想控制很严，不利于通俗文艺的发展，但也幷不废止说书。
到明代中后期，统治者对评话、话本和通俗小说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民间说书等也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一些说书艺人与文人相结合，不断地润色、改编和创作了一些话本。随着读者的增多、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刊刻的话本也陆续增多。嘉靖年间晁栗编的《宝文堂书目》中，就著录了几十种单刊话本。单刊话本的逐步丰富，为话本总集或专集的编辑创造了条件。
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又分上下两卷，每卷5种，共60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其中24篇为《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这四种小说俱见《宝文堂书目》著录，一般认为其中《张生彩鸾灯传》一篇是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传》是元人所写，《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出于明代。
另有《京本通俗小说》一书，含小说九种，1915年由当时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刊行，据称是在沪上“亲串妆奁中”发现的，“的是元人写本”。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书。
这样，“三言”之前的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另有零星单篇散见于通俗类书之中或单独印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但一生功名蹭蹬，至崇祯三年（1630）57岁时才选为贡生，61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寿宁县志》）。4年后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清兵南下时，曾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逍遥艶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犹龙》），熟悉市民生活。曾去李贽生活过20年的湖北麻城讲学，深受李氏思想的影响，人称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这就使他成为晚明主情、尚真、通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他曾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列国志》，鼓动书商购印《金瓶梅》；纂辑过文言小说及笔记《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创作、改编了传奇剧本十余种，合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收录、编印了民歌《挂枝儿》、《山歌》等等。而在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编著。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别刊于天启元年（1621）前后、天启四年（1624）、七年（1627）。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1628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1632年）各40卷，人称“二拍”。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后科场一直不利。55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通判幷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部进逼徐州，忧愤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征与“三言”大致相同，艺术水平也在伯仲间，故在文学史上一般都将两书幷称。至明末，有署“姑苏抱瓮老人”者，见“三言”与“二拍”共200种，“卷秩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如雨后春笋，繁盛一时。先后刊印的有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古吴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多种。这些作品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致从侧重于主情到倾向于重理，虽然更关心现实，但说教气味更加浓重。在艺术表现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形式上有所新变，如突破了一回一篇的模式，数回成一篇，有向中篇过渡的趋势；增加“头回”故事，以加强对正文的铺垫；以及回目之外另加标题等等，但总的艺术表现水平呈下降的态势，真正代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三言”与“二拍”。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风情画
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张扬 对于贪官酷吏的抨击和清官的市民化 “情”与“理”的矛盾与向“礼”的回归
在“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借历史故事，以阐发作者善恶伦理观念的作品，但其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则是写世俗的人情百态。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而在“三言”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杨八老越国奇遇》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赠芝麻识破原形》中的马少卿，出身“仕宦之家”，当有人认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特别是在《迭居奇程客得助》中写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人生的价值就以得利的多少来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所写的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的故事也意味深长。历来在文学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或在民间故事中勤劳诚实的农民能得到的仙女，如今却移情于一个“经商俗人”了。这充分地说明了生气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凡的“艶遇”。他们趾高气扬，开始俯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瞧不起穷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学士，纷纷表示不愿意与他们联姻结好。在金钱面前，门第与仕途已黯然失色。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三言”、“二拍”的编者对商人的感情也与以往传统的观念不同。“三言”中活跃的商人，多数已不是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市商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复等，都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小店主刘德“平昔好善”，赢得了“合镇的人”的“欣羡”。《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因而顾客“单单作成他”的买卖。《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长途贩运，历尽艰辛，终于发财。正如作品中有诗赞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
有时候，作品也表现了他们凭经商的智慧，掌握行情，灵活应变而获得厚利（《徐老仆义愤成家》）；有时候也透露出商业竞争的火药味和雇工剥削的血腥气，但这一切都被作者“好人致富”的思想冲淡了。新兴商人所获之“利”都被蒙上了传统道德之“义”而显得那么温情脉脉和天经地义。
比较起来，“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如其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一个破产商人出海经商而终致巨富。它的故事源于明周元暐的《泾林续记》。周元暐明确地将这故事归于“闽广奸商，惯习通番”一类。而凌蒙初则赞扬了商人们靠“转运”致富，靠冒险发财，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
再如《迭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经海神指点经商之道后，以囤积居奇而暴富；《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的杨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侄子“大胆天下去得”，为追求巨额利润而不怕挫折，不断冒险；这些人和事都得到了作者的赞美。这种不是从道义的角度而是直接从经商获利的角度去描写商人，去赞美他们的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积极进取的商业活动，确实更贴近经商活动的本质特点，更准确地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的故事与《西厢记》相类似，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当莺莺闻知张浩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后，幷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告之于官府，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法庭“礼顺人情”。小说最后以喜剧结尾，实际上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也公开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认为青年男女之间的接触相爱，乃如“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这种对于“情”的尊重，与“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尖锐对立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一见“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的“花魁娘子”就“身手都酥麻”，但莘瑶琴幷没有对他“一见钟情”。她从感受到秦重“又忠厚，又老实”和体贴入微的照顾，到突破“可惜是市井之辈”的门户偏见，再到看清卖油郎不同于“豪华之辈、酒色之徒”，而是个“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时，才主动表示要嫁给他。而这时的秦重却也没有立即应允，还担心这个“平昔住惯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锦衣玉食”的她当不了卖油郎的妻子。直到莘瑶琴发出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坚定誓言时，两心才真正相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
在“二拍”中，像《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罗惜惜与张幼谦、《李将军错认舅》中的刘翠翠和金定，也都是经过了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相互熟悉的过程后才萌发了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三言”、“二拍”所表现的这种婚恋自主的精神，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冲动，而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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