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的生活總是充滿了無數悖論。比如在你沒錢的時候，房租該交了、電話停機了、公交卡餘額也見底了。更可惡的是，你喜歡的牌子總在這時候發售新款——比如昨晚蘋果又發新iPad Pro了。當鋪天蓋地的廣告襲來，貧窮的你難免扭頭向馬老師求助。
“前幾年剛畢業，覺得自己花自己的錢太爽了就不停地買，Filco、Bose QC35、Off-White × Air Jordan看著喜歡就買。很難攢到錢不說，還欠了不少花唄。”已經工作4年的90後廖雲飛說。
當“24期免息分期四捨五入不要錢”“一天只花一頓早飯錢”這些形而上學廣告語，像二手菸一樣瀰漫在身邊時，大宗消費不光掏空了年輕人工資卡，還預支了下個月、下下個月……甚至明年的工資。
兜比臉還乾淨，錢自然存不下來。
像廖雲飛這樣的年輕人不在少數，他們秉持著“寧願被滿屋的智商稅包圍，不願帶著沒搶到貨的悔恨入睡”的態度，義無反顧奔向夢想中的精緻生活。更何況在疫情之後，報復性消費的念頭也在生根發芽。
於是我們看到，從 “隱形貧困人口”到 “精緻窮”，這屆年輕人身上的標籤換了一茬又一茬，本質上還是在說大家又窮又敢花。尤其是在媒體的各種報道中，90後都成了負債額十分可觀的“負翁”。
（某媒體報道90後負債的標題）
年輕人跟貧窮掛鉤並不令人意外，但大家的負債情況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存錢這件事，心有餘而力不足
從尼爾森2019年的調研情況來看，能固定為存款小金庫添磚加瓦的90後比例確實並不高，但要說大家普遍花的比賺的多，也有些誇張。
調研顯示，在90後中，只有1/3的年輕人有明確的存款計劃，而有接近2成的年輕人認為自己完全沒有存款意識。
儘管大部分人並不能實現存錢目標，但“存下更多的錢”仍然是一種主流態度。在被調研的90後中，有超過5成的年輕人選擇了“有存款意識但不固定”，說白了，就是空有一顆存錢的心，但實力不允許。
這很像廖雲飛的狀態，其實也想多少存點，但錢不知不覺就花出去了。“我怎麼花這麼多錢？”“錢都哪來的？”“錢花哪去了？”連續第7年收到支付寶年度賬單後，他仍然會反覆詢問自己這3個問題。
不過，隨著年齡增長，收入與生活壓力雙雙上升，大家慢慢能存下更多的錢。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在校學生、95後和90後的每月平均存款對比看出來。
以每月能將收入的1/5以上納入存款作為存錢能手的門檻，95後被調研者中有43%的人能達到這個水平，90後中這個比例就上升至67%。
86.6%的年輕人有負債，但不全是你們想象中的收不抵支
不過，有存款與有負債並不衝突。
尼爾森對18~29歲年輕群體的調研就顯示，調研中有86.6%的人屬於“負債人群”。如果我們只摘出這個數字，你大概會認為，這屆年輕人果然花錢很厲害。
事實上，這裡的“負債”，指的是使用了信貸產品，包括日常以信用卡、花唄等作為支付手段的人，也算是“負債人群”。
如果把“只使用消費貸且在當月還清”（也就是用信貸產品作為支付工具）的這部分人排除，那麼無法當月還清欠款的“實質負債人”在整體年輕人中的佔比將降至44.5%——這其中應該還包括使用了消費貸，但是當月沒有還清的那部分年輕人，也就是我們日常說的分期付款/還款。
徐毅就是一個典型的實質負債人。
2019年12月初，徐毅終於還完了前一年的花唄。2018年底徐毅在東京遊玩時，為了能夠省下更多現金和信用卡額度，選擇用分期的方式購買了機票和酒店。這種消費方式讓徐毅在遊玩期間有了買買買的空間，但在接下去的12個月裡，工資一到賬，他就要拿出將近1200元錢還債。
像徐毅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所以，我們在日常媒體報道中看到的年輕人普遍負債，很大部分是因為新的消費和支付方式在湊數。
而95後比90後的負債人群佔比更高，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更年輕的一代人更加習慣於使用信貸產品作為支付方式。照此趨勢，未來的負債人群比例還會進一步增加。
當然，要產生當月也還不完的實質性負債，一方面是有更貴的消費需求，一方面得有與金額匹配的信用實力。所以，你會發現90後的實質負債人其實要多於95後。
調研數據顯示，在2019年，有57%的90後公司人和將近四成的95後公司人是實質負債人，他們平均每個月分別有14.1%和12.2%的收入最終用於償還過去產生的債務。
負債消費，年輕人的新生活方式
看完這些數據，你應該也已經發現，年輕人的負債情況沒有媒體報道中那麼誇張，並非大部分年輕人都過著收不抵支的生活。
但“精緻窮”的標籤也值得我們注意，前面的種種數據都表明，負債消費已經是新一代年輕人的普遍生活方式。
我們曾經認為，年輕人負債主要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但是，從對18~29歲年輕人的調研來看，過半年輕人使用信貸資金的目的在於“基本生活用度”，其次就是用於“提升生活品質”和“休閒娛樂”。
這背後其實有兩個大的背景：一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確實並不寬裕，二是新一代年輕人的消費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
先說收入。我們從國家統計局、北京大學課題組和麥可思獲取了2005年和2018年的全國在崗職工平均月薪與高校畢業生平均起薪，大致估算了下年輕人的收入水平。2005年，應屆大學生的平均月薪略高於全國的平均月薪，2018年時則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80.4%。
收入沒有那麼高的同時，社會的硬件設施和軟件環境，都推著他們朝更敢花的路子走去。
其次是消費觀念的改變。現在年輕人的消費習慣有從“慢慢升級”開始向“一步到位”轉變的趨勢。比如我們先前提到的廖雲飛，作為一名遊戲玩家，他在購置遊戲鍵盤時不假思索地購買了一塊價值超千元的機械鍵盤。“與其花更多的錢慢慢升級，不如直接買最好的。”廖雲飛告訴DT君。
營銷新玩法也出了一把力，由於KOL和KOC等角色的出現，種類繁多的商品擁有了更多直接接觸到消費者的渠道。消費者在無形之中就被安利了某款產品，有意無意的搜索，會讓算法為他們推薦跟多類似產品，自然有一定比例的推薦會轉化為實際的消費行為。
最後，現在的年輕人有更多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我們在尼爾森的報告中注意到一組數據：63%的信貸逾期用戶，會尋求家人或朋友的幫助。敢於消費的人自然是因為有恃無恐，如果一時還不上錢，向家人、朋友尋求幫助，自然也能夠緩解他們一時的燃眉之急。
新消費方式盛行，確實為生活帶來了更多風險
這種用信貸產品作為支付工具、用分期付款來緩解現金流壓力的新支付方式，事實上是給年輕人的生活帶來了更多不可控的風險。
就職於杭州一家互聯網公司的楊帆去年剛剛升級成為母親。雖然她拿著2倍於杭州市平均工資的薪水，但工資一到賬，就立刻流向房貸、家庭、孩子等方方面面。薪水往往連個響都聽不到就消失不見了。
在這段時間，如果家裡需要大額支出，楊帆就會選擇分期付款，先享受後還款。“孩子的身體長得快，一些傢俱的更新速度也比較快。所以當時咬咬牙，換了一套比較好的、可以長期使用的多功能傢俱。”
分期付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於支出的壓力，但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楊帆一度錯誤地判斷了家庭的用度，利用信貸消費了一些其他的高附加值的商品。而後她發現，賬單金額已經超出了她的償還能力——她要還不上卡債了。
像楊帆這樣陷入“卡債危機”的90後不在少數，還不上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蘇寧金融研究院的一份數據表明，90後平均未結清貸款筆數有6.6筆，除房貸外的平均貸款總餘額為3.18萬元，而平均逾期次數也達到了1.6次。相比80後的7.7筆、8.01萬元和1.34次，我們發現：90後出現逾期還款的情況要稍多一些。
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於，鋪天蓋地的商品廣告以及金融衍生品，難免讓年輕消費者產生不匹配經濟實力的購買慾望，進而發生了我們稱之為“上頭型消費”的現象。
2019年8月份，企鵝調研發布的《2019Z世代消費力白皮書》顯示，過半Z世代（25歲及以下人群）3年內換了2部手機，3年內換3部手機的比例也達到了19.3%；39%的Z世代手機價格高於3000元。
白皮書還顯示，高達77.4%的 Z世代認為自己每月都存在非必要花費。
當上頭與非必要花費頻繁出現，本來是為了緩解現金壓力、提升生活品質的負債消費，就會真正失控，轉變為年輕人生活中的重大壓力。
所以，當我們在駁斥某些媒體略有誇張的措辭時，也要對不由自主被消費主義裹挾的自己，更警惕一些。
當然，警惕性的高低似乎並不會影響消費觀念的最終轉變。在大趨勢上，我們也發現了，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以及捱打次數變多 （此處特別加粗），年輕人自然就會意識到儲蓄以及理性消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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