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機構:45%的三甲醫院在東部

一般而言,醫療資源通常包括醫療機構、醫療床位、衛生人員等硬實力,也包括醫療服務、地方醫療支出等軟實力。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地方上述數據,力求刻畫出一幅完整的全國醫療資源地圖。

來 源丨21世紀經濟報道(ID:jjbd21)

記 者丨李燚

編 輯丨耿雁冰

1位醫生日均接診上百名患者、全國4萬餘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每個人深刻感受到醫療資源的重要性和緊缺性。

和平時期醫療資源緊缺,是一次次排隊掛號尋醫問診的經歷;但在戰“疫”時期,每張床位、每位醫護人員所代表的醫療資源,則成為與時間搶生命的武器。

無論一個地區GDP有多高,如果它的醫療資源成為木桶中最短的那塊木板,那麼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或許也會不堪一擊。

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99.7萬個醫療衛生機構、840萬張床位、1442個三甲醫院……這些醫療資源主要分佈在哪些省份?哪些地方的醫療能力最強?哪裡的公共衛生應急速度最快?

人口大省多是醫療機構大戶,2018年河北、四川和山東擁有的醫療機構數最多,均在8萬個以上;河南、湖南、廣東也表現不俗。總體而言,全國37%的醫療機構都集中分佈在東部地區。

即使是醫院數,排在第一梯隊的仍然是山東、四川、河北這些人口大省,2018年醫院數量均在2000家。

三甲醫院作為優質醫療資源的代表,高度向東部地區集中。2018年全國共有1442家三甲醫院,其中45%的三甲醫院都在東部地區,而中部、西部地區只有不到三成比重。

三甲醫院最多的廣東省共122家,其中,廣州市三甲醫療機構38家。排名前十的還有山東、四川、江蘇、湖北、黑龍江、浙江、遼寧、河南、北京。

廣東三甲醫院多,主要是廣州醫療實力雄厚,諸如鍾南山院士所在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是全國呼吸科醫院的實力擔當。疫情襲來,廣東集結6家單位組成第一批醫療隊支援湖北,其中的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都是來自廣州的三甲醫院。

醫療機構:45%的三甲醫院在東部


醫療床位:長沙人均擁有量最高

2018年,全國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是6.03張。但從分佈範圍來說,人均擁有量靠前的不是東部地區,而是遼寧、新疆、四川和重慶,每千人口醫療床位數均在7張以上。

從城市維度來看醫療床位數也是如此,北上深等一線城市並不具優勢。西部的重慶、成都總量領先,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緊隨其後,雖醫療機構床位數超過10萬張,但平均在每個人身上,則略顯不足:2018年北京每千人口醫療床位數為5.76、上海為5.55,排名明顯靠後。

意想不到的是,一些老工業城市反而人均擁有量非常靠前。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長沙排名第一,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為9.48,其次是昆明、烏魯木齊、鄭州、太原、成都和武漢;深圳則排名墊底,該值為3.65。

這或許可以解釋,與疫情重地湖北僅一湖之隔的湖南,為何累計確診病例居全國第五,但死亡率卻很低。除了長沙坐擁中國醫學界“四大天團”之一的“南湘雅”以外,在全國確診病例最多的五個省份中,湖南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最多,為6.99張,長沙更是位於全國前列。

不過,全國存在一個普遍現象——醫療資源除了地域分佈不均外,城鄉差別也非常大。在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上,城市人口是8.7張,而農村人口只有4.56張。

衛生人員:中部“缺醫”更“少護”

衛生人員數量同樣呈現地域高度集中的趨勢,廣東、山東等9省佔到全國衛生人員的一半以上。均攤在每個人身上,可獲得醫生、護士資源又是多少呢?

按照常住人口來算,2018年每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遙遙領先的是北京,相當於每千人有4.63名醫生,遠遠高於全國均值(2.59);其次是浙江、上海、內蒙古、江蘇。

令人意外的是,整個中部地區的每千人執業醫師數只有2.41,與東部地區(2.84)相差甚遠。尤其是經濟大省湖北、安徽、江西,醫生資源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更突出。

但更需要中部地區警惕的,不僅是人均“缺醫”,更是“少護”。2018年我國每千人擁有2.9名註冊護士,而中部地區均值只有2.69,不僅低於東部(3.1),更是罕見低於西部平均水平(2.98)。

但不管怎樣,北京醫護資源的“王者”地位始終無法撼動。不止是人均擁有醫生量,北京人均擁有註冊護士數(4.98)也是全國第一,遠超其後的上海、陝西。即使在細分指標——每萬人口全科醫生數上,北京也穩居於全國前三甲。

醫療服務:上海醫生最忙

“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的體驗,相信不少人都經歷過。由於醫生工作量過大,經常導致醫療服務質量不盡如人意。

從門診服務的情況看,2018年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最高的地方是上海,為14.4人次,而浙江、廣東的醫生工作量只有10人次左右;山西、湖南、黑龍江的醫生則是全國最輕鬆,日均擔負診療人次在4.6人次以下,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7人次)。

從住院服務的情況看,醫院病床使用率既反映了醫院床位的利用效率,也是病床負荷情況的直接體現。上海依然是該指標最高的地區,2018年病床使用率為95.85%;其次是湖北(92.65%),比全國病床使用率高出將近10個百分點。

上海醫療資源人滿為患的程度,從中可見一斑。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床位使用率也是全國第一,為88%,幾乎是北京的3倍。

其實,上海醫療資源並不算匱乏,但人均擁有量偏低,加之在上海大醫院就醫的外地患者,使當地醫療資源更捉襟見肘。

醫療費用: 深圳看病個人花費最少

自2003年非典之後,國家就加大了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政府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由2003年的17%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30.66%,增加了將近一倍。此後佔比雖有所下滑,但2018年仍為27.74%。

財政投入力度加大,意味著個人看病成本的下降。由於衛生總費用為跨年核算,所以從全國31個省市區2017年的情況看:個人衛生支出佔比最低的地區是西藏(5.16%)、北京(16.36%)、上海(20.5%)。

以北京為例,雖然其人均衛生總費用已突破1萬元,兩倍於浙江、江蘇,但得益於社會辦醫、醫療保障等社會衛生支出佔比超過50%的比重,個人現金衛生支出仍處於全國最優水平。

但最低的還不是北京。2019年深圳個人現金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例降至14.42%,達到全國除西藏地區外最低水平。

WHO指出,只有當個人現金衛生支出降低到衛生總費用的15%以下時,經濟困難和因病致貧發生的機會才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諸如東北三省,河北、湖北等中部省份,個人衛生支出佔比均在32%以上,明顯高於全國均值。

社區服務中心:床位使用率只有50%

總體來看,全國醫療資源配置呈現出區域分佈、城鄉分配不均的問題。大量優良醫療資源集中在城區大醫院,尤其是在行政級別較高的城市,進而導致很多患者到省會城市、北上廣看病。

作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線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因投入嚴重不足,使用水平明顯偏低。目前我國的醫療機構,95%都分佈在基層的社區服務中心、街道衛生院、村衛生室等,2018年共有94萬個;但數量龐大的基層醫療機構並未有效發揮作用,2018年全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1.9%,鄉鎮衛生院要稍高一點,也沒超過60%。

以上海為例,2018年其僅有4729個基層衛生機構,是同為一線城市北京(9172個)的一半,這也是導致上海醫院醫生工作量大的一個重要原因。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當下我們亟需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的能力,讓大量的社區醫院能夠起到合理分流病人的作用,加大分級診療的力度。

此外,還要加大社會辦醫力度,提高醫療資源的市場化能力。一個對比鮮明的數據是,2018年全國有2.1萬家民營醫院,佔醫院總數的比重已超過60%,但數量龐大的民營醫院只承擔了全國診療人次數的14.7%,而公立醫院卻是一床難求。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