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机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商业银行确定全年资产、负债业务规模发展计划之时，但今年的春天比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金融带来了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服务于实体企业的银行金融机构来说，不仅不能抽贷、断贷、惜贷，还需要给予更多、更优惠的信贷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但同时，金融机构从自身经营角度讲，又要关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金补充等的压力。由此，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事件对商业银行应对市场变化、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实现价值最大化，一直以来都是金融机构关注、思考的重点。从作为企业角度讲的，效益最大化即价值最大化；从服务社会、服务实体经济角度讲，以客户为中心，支持经济发展，践行社会责任，是价值最大化。从商业银行特有经营属性讲的，巴塞尔委员会倡导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RAROC)衡量银行价值创造。
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理念的引入与应用
本世纪初以来，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始引入了西方国际商业银行价值创造发展理念，逐步学会了将业务发展规模与经营利润、经济增加值相关联，探索其内在的逻辑。逐步引入了经济资本、资本成本、风险成本，测算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RAROC），引入了经济增加值（EVA）。不再单纯从业务规模、经营利润的角度评价一家银行，追求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理念。经济增加值是美国思腾思特公司提出并注册的，RAROC是巴塞尔协议中提出的，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是指扣除风险因素后的真实收益。经济增加值和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与资产收益率、资本回报率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后者的具体化，是考虑了风险和资本回报的价值衡量指标，更能全面、充分地体现一家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从商业银行监管角度讲，主要是按照巴塞尔协议Ⅲ所指引的，以资本约束商业银行的发展规模，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ROE）、资本收益率（ROC）等成为商业银行发展核心监管指标。
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基本内涵与逻辑
抛开巴塞尔协议，通俗地理解，银行作为一家企业，资本就是做生意的本金，有多大本金做多大生意。
（一）经济增加值与价值创造的关系。从理论上讲，经济增加值（EVA）等于净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即：经济增加值（EVA）=税后净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利润－资本×资本基础期望回报率税后净利润中扣除了银行经营的资金成本、费用成本、税收成本，同时要扣除了资产损失提取的拨备，即风险成本，所以是考虑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之后的真实的利润水平。不仅如此，按照资本要求回报的基本特性，在计算EVA时，还要扣除资本成本，即投入的资本总量所要求的基本回报。对上述经济增加值（EVA）公式做进一步的变形，即增加“资本/资本”，可以将公式变形为：EVA=资本/资本×（税后净利润-资本×资本基础期望回报率）
=（税后净利润/资本-资本基础期望回报率）×资本
=（资本回报率－资本基础期望回报率）×资本总量通过公式的变形，可以看到EVA与资本回报率的内在逻辑关系，提高EVA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本机构资本回报率。
同时，也可以将EVA作为一个边际的概念，当本机构资本回报水平超出资本基本回报要求时，即收入大于成本，业务规模扩张是有效的，能够创造价值；当一家商业银行已经进行了资本回报率大于资本基础回报水平全部的项目时，最大化了公司价值，此时边际EVA等于零；当规模继续扩张，经营风险加大，资本回报水平因风险和成本而降低，低于资本基础回报要求，就会使价值减少，破坏价值。此时，边际EVA小于零。具体见图1- 1。实际上，这一结论与利润最大化的业务规模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即边际利润等于零时的业务规模的杜邦分析是一致的。
（二）以提高资本回报率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是通过具体的产品、客户和经营活动实现的，资本回报率与资产收益率、资本乘数相关联，进而可以确定提高资本回报率与具体的产品、客户和经营活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1.资本回报率的分解分析。第一步分析：资本回报率（ROE）=资产收益率（ROA）×资本乘数（EM）=净收益/平均资产*平均资产/平均股权资产(回报)收益率衡量的是银行单位资产的利润率。资本乘数是平均资产除以平均股权，总资本资产比率（总资本/总资产）的倒数，是衡量银行的杠杆比率（1-1/EM=负债率）或银行股权资本基础上的资产数量的工具。例如一家银行的资产收益率等于1%，资本乘数等于10，那么其资本收益率等于10%，10的资本乘数意味着股权资产的比率为1/10或负债率为90%，资产为资本的10倍。由此可以看到，资产收益率越大，资本越大，资产负债率越大，资本回报越大。反过来，资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的规模，资本对资产规模具有内在的约束作用；提高资产收益水平是提高资本回报水平的有效途径。
2.资产收益率的分析。资本回报率的第二步分析：资产收益率（ROA）=收入利润率（PM）×资产利用率（AU）=净收益/总收入×总收入/平均资产将资产收益率分解为这两部分可以找出资产收益率中隐含的变量，收入利润率反映了总收入的单位利润（净收益/总收入）；资产利用率表达了单位资产的总收入。收入利润率越大，资产利用率越高，即剔除成本支出，经营净收入越大，或单位资产实现的收入越多，资产收益率越大。提高资产收益率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用率。
3.资本回报率的第三步分析。将影响资本回报率、资产收益率的因素细化到商业银行具体的业务品种或经营活动，可以揭示出价值创造的业务来源。具体见图1-2资产收益率分解图。
资产收益率分解图将影响资产收益率的因素具体化，分解到具体的收入、成本项目和具体的产品类别。分解图涵盖了业务规模、收入组织、成本管理、风险控制、经营效率、资产营运等业务经营管理的各个流程，可以对应到产品、客户、分销渠道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各个方面，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提高资产收益水平，进而提高资本回报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商业银行可由此找到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以价值创造引领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价值管理的过程就是将抽象的价值创造指标与具体业务指标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关系，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引领经营管理活动，来实现价值创造。
（一）重提价值创造理念具有现实意义。得益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和金融机构的不懈努力，我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银行业资产规模不断增长。从2012年到201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从104.6万亿增长到290万亿，年均增长39.6%。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7.7%。从总体上讲，很难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多大比例是合理的，国际比较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很大，毕竟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不尽相同，可比性不足。我国商业银行多数作为国有企业，还承担了服务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责任，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政府投资密切相关，很难确定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合理性。但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看，2012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0.4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0.95%，2019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不良贷款余额2.42万亿，不良贷款率1.86%，不良贷款余额是2012年的4.9倍，不良贷款率是2012年的1.95倍。2019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是2012年的2.77倍，不良贷款余额增长速度快于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分析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是否合理，最有效的、也是比较可行的是分析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如果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超出了合理范围，金融机构资产扩张对经济将不能带来价值创造，会带来价值破坏，金融风险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伤害。评价一家机构金融风险的大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其业务规模与自身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相比较，比较客观地自我评价或监管评价其资产规模是否与其管理能力相匹配，是处于价值创造临界点的哪一端。其资产规模扩张是不断创造价值，还是接近价值破坏。从一个简单的业务案例分析，当一个客户经理能够有效管理20个信贷客户时，风险管控是有效的，不良贷款率、风险损失是合理范围内的；在客户经理管理能力提升和信息科技手段支持下，客户经理可有效管理30个客户，管理效率提升了50%；规模继续增长，如果要求一个客户经理管理40个客户，就可能会超出其管理极限，业务规模扩大了，但风险增加了，价值创造掉头向下了。面对不断出现的产业与行业“灰犀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在当前尚未完全打赢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转型尚未完全实现的国内经济环境下，在全球逆经济周期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在践行新发展理念，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宏观政策下，每一个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规模扩张化的发展方式，进一步思考价值创造最大化的发展理念、路径与实现方式。
（二）将价值创造理念与具体的产品、客户及业务经营管理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增加值、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等价值创造指标相对具体的银行产品、业务指标较为抽象，在具体传导中不够直观。要善于利用价值指标与业务指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相应的传导渠道、路径与配套机制，将价值创造传导到具体的产品与业务类别。近几年，多数商业银行都建立了资本与风险资产计量的管理体系，有高级法、标准法等等，计提了不良贷款拨备，拨备覆盖率也较高，用来抵御可预期损失。但是，在外部突发事件推动下，一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一旦恶化，拨备覆盖率会很快被吃掉，不得不依靠经济资本抵御非预期损失。因此，要将资本、资产收益、风险成本、业务产品、资产规模联动分析，确定发展战略与发展计划。
1．合理确定和编制资产规模增长战略与计划。业务规模指标主要涉及生息资产规模，包括贷款与金融市场债券投资，贷款与债券投资收益水平直接关系生息资产收益水平，生息资产收益水平又是与生息资产的风险状况及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的，所以，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风险成本，要充分进行风险成本的测算，再确定资产规模的增长。在年度综合经营计划的编制中需要有效利用资本回报率的三步分析，先确定价值创造目标，再根据实现目标资本回报水平确定相应的业务规模指标，根据风险管理能力倒推测算业务规模与增长比率，而不是先确定资产、负债增长比率，再去测算价值与盈利状况。
2．运用结构调整，增加价值创造。利用资本回报率的三步分析，准确把握影响资本回报水平的核心因素及内在逻辑关系，对应到具体的收入结构、产品结构、成本结构、风险结构，寻找实现价值创造的工作着眼点和着力点，落实到具体的产品、客户或流程当中。必要时，结合区域、产品、自身优势、市场状况等进行业务结构调整，确定发展计划，即使生息资产规模不增长，也能实现价值既定目标。近两年，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与负利率压力，欧洲银行业开始重组撤并低价值的业务模块，甚至大幅裁减人员，进行结构调整。2019年全球有50多家银行宣布了总计77700多人的裁员计划，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汇丰银行都在业务收缩与裁员之列。逆经济周期环境中，结构调整比规模增长更有助于实现价值创造。
（三）分类化解中小银行风险，重塑价值创造经营理念。当前，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积聚区是中小商业银行，近年来，中小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较快，但其管理能力与业务规模增长并不匹配。
1．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增长速度超过业务规模增长速度，面临价值创造转负的临界点。截止2019年11月，我国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规模合计74.17万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6.5%，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32.3%，已经超过三分之一。2019年三季度末，城商行、农商行不良贷款合计10360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23672亿元的43.7%。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8年一季度的1.53%上升到2019年三季度的2.48%，上升了0.9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额从1943亿元上升到4214亿元，增加了2271亿元，增加了1.16倍。农商行2019年前三个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05%、3.95%、4.0%，不良贷款额从2018年一季度的3905亿元上升到2019年三季度末的6146亿元，增加了2241亿元，增幅为57.4%。如果还原城商行、农商行近两年呆账核销、打包处置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会更高；在城商行、农商行中，贷款借新还旧情况比较普遍，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不良贷款率，掩盖了真实的资产质量。资产规模的扩张是否能继续带来价值创造，需要深入评估分析。面对经济金融等市场运营环境的变化，中小商业银行应该更为审慎研究确定年度发展计划、发展策略和管理重点，从规模扩张型向内涵发展型转变，从重规模向重价值创造转变。
2．限制资产规模增长,分类处置化解中小商业银行风险。近两年，随着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进行，部分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得到了一定遏制，个别机构的风险得到了果断处置，但中小商业银行整体管理能力并没有大幅提升，风险暴露的压力依然很大。在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承压更大，加之原有不良贷款暴露压力，不排除会引发一定的区域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并积极采取相关防控措施。
一是风险评估，分类施策。由于区域、产品、客户、发展阶段等不同，不同中小商业银行风险状况不一，风险成因不同，因此需要先进行分类评估分析，再分类施策。如对于过度参与地方融资平台产生较大风险的，要统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处置，压实地方政府处置责任；对于受大股东控制或隐性控制，行业客户过度集中的，综合运用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打包出售、破产重组等手段，统筹客户风险、银行风险，综合施策；对于违规开展同业业务、资管业务，容易形成同业风险传染的，启动跨区域、跨机构监管协调与风险处置机制，联合应对；对于内外勾结，内部舞弊，形成巨额违规违法担保、违规套取银行信用的，采取必要的司法手段，快速追索资金资产，压缩敞口，破解风险。
二是限制业务规模增长，夯实管理基础。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是重规模扩张，轻价值创造。对于存在较大内控缺陷，基础管理薄弱的中小商业银行，通过监管措施，果断限制其业务规模增长，经整改验收后再予以恢复。可以限制整体业务规模增长，也可以就特定业务类别规模增长予以限制或暂停。主要是通过规模增长限制，倒逼相关机构从根本上破除重规模、轻管理的发展理念，回归到价值创造，苦炼内功，控制存量、增量风险，夯实持续发展的基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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