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蒂的維特根斯坦研究及其反響
李國山
作者簡介：李國山，南開大學 哲學院，天津 300350 李國山，男，安徽壽縣人，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18 年 06 期
原發期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14-21 頁
關鍵詞：治療主義解讀/ 實用主義解讀/ 經驗命題/ 語法命題/ therapist reading/ pragmatist reading/ empirical proposition/ grammatical proposition/
摘要：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致力於將維特根斯坦解讀為一名實用主義者。在其整個學術生涯中，他都保持著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研究興趣，並不遺餘力地試圖將它同新老實用主義掛起鉤來。他的學術見解既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又遭到許多非議與批評。受到批評最多的是，他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挑出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中對他倡導的實用主義解讀有利的論述的做法。那麼，羅蒂的做法是否合適？他的解讀是否有充分的根據呢？事實上，只要更為仔細地加以考察，我們就可以發現，羅蒂關於維特根斯坦的解讀儘管有其偏頗之處，卻依然包含著富有價值的學術洞見。
羅蒂是將分析哲學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在所有分析哲學家中間，他對維特根斯坦情有獨鍾。他不僅對維特根斯坦哲學有持續的關注，而且有頗深的研究，並有多種著述發表。羅蒂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解讀帶著一個明顯的傾向，那便是試圖把它同美國實用主義嫁接起來。他的這項研究既引起了共鳴，也引來了批評。本文試圖在梳理羅蒂的維特根斯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中所表達的觀點做出評論。
在早年的一篇題為《實用主義、範疇與語言》(1961年)的論文中，羅蒂便密切關注維特根斯坦哲學，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同時，他還特意將維特根斯坦與美國實用主義創始人皮爾斯相比較，並列舉出他們二人之間的五個“基本是一樣的”相似點。其中第五點是：“(五)他們關於語言的洞見的相似性反映在兩個人的思想口號——‘不要尋找意義，而要尋找用法’和‘一個概念的意義就是它對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總和’——的相互支持中。”①羅蒂接著寫道：“人們可以把(五)中提到的第一個口號看成是第二個的一個特殊情況，或者反過來也可以；究竟怎麼看取決於——而且應該取決於——一個人在特定時刻進行研究時的具體目的。我所試圖表明的只是，人們把實用主義和後期維特根斯坦以及受他影響的人的著作放得越近，二者就越發顯得相得益彰。”②羅蒂的這篇論文或許是把維特根斯坦哲學同實用主義相比較的最早的文獻之一。而其斷言之大膽，恐無出其右者。
在隨後的學術生涯中，羅蒂一直試圖從實用主義視角解讀維特根斯坦哲學。並尤其強調維特根斯坦後期思想轉向之後與實用主義的接近。在《哲學和自然之鏡》(1979年)中，他甚至直接將後期維特根斯坦列入實用主義者的名單中：“我把塞拉斯對‘所予性’的批評和奎因對‘必然性’的批評解釋成為摧毀‘知識論’可能性的關鍵性步驟。這兩位哲學家共同持有的整體觀和實用主義(這也是他們與後期維特根斯坦共同信奉的)，屬於我本人希望加以拓廣的那些分析哲學內的思想路線。我主張，這些思想路線在以某種方式被拓廣之後，就會使我們把真理看作——用詹姆士的話來說——‘更益於我們去相信的某種東西’，而不是‘現實的準確再現’。或者用不那麼具有挑激性的話來說，這些思想路線向我們證明，‘準確再現’觀僅只是對那些成功地幫助我們去完成我們想要完成的事務的信念所添加的無意識的和空洞的讚詞而已。”③“我們在杜威、維特根斯坦、奎因、塞拉斯和戴維森思想中所看到的那種整體論的、反基本主義的、實用主義的知識和意義觀。幾乎同樣地冒犯了許多哲學家，因為他們都放棄了對公度性的追求，因而是‘相對主義者’。……整體論的理論似乎認可每個人去構造自己的小整體(他自己的小范型、他自己的小實踐、他自己的小語言遊戲)，然後再鑽進去。”④
在標誌著他跟分析哲學決裂的這部鉅著中，羅蒂更加明確地主張，在後期維特根斯坦哲學——他認為。後期維特根斯坦已從分析傳統中脫身出來——同實用主義之間具有更為廣泛的聯繫。此時，他不僅指出維特根斯坦同詹姆斯、杜威這樣的早期實用主義者之間存在的親緣關係，而且把他視作像奎因、塞拉斯和戴維森等這樣的新實用主義者的同路人。他提到的後期維特根斯坦與新舊實用主義者之間的類似性包括：反表象主義、反基本主義、整體主義和相對主義等等。這種一般性的斷言當然需要更細緻、更嚴密的論證。
在其生前撰寫的最後一篇關於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論文《維特根斯坦和語言學轉向》(2006年)中，羅蒂依然明確堅持對維特根斯坦的實用主義解讀，同時反對治療主義解讀。他發明了兩個描述短語：“維特根斯坦主義的治療主義者”(“Wittgensteinian therapists”)和“實用主義的維特根斯坦主義者”(“Pragmatic Wittgensteinians”)。前者“以《邏輯哲學論》結尾的那些段落和《哲學研究》89-133節為依據指出，切勿以為維特根斯坦提出了關於語言或任何別的東西的論點或理論。在他們看來，他是一名徹頭徹尾的治療主義者”。⑤後者則“傾向於無視治療主義者認為最重要的那些段落——亦即他關於哲學問題的根源以及棄絕哲學理論構建的必要性的格言警句。實用主義的維特根斯坦主義者們認為，他們的英雄的重要性在於他拋棄了《邏輯哲學論》中提出的那種關於語言和非語言的關係的壞理論，而以《哲學研究》中的更好的理論取而代之”。⑥
作為一名堅定的實用主義者，羅蒂毫不掩飾自己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選擇性接受，亦即吸取其中在他看來最有價值的部分，而撇開那些在他看來價值不大或者業已過時的內容。他認為，以維特根斯坦為典型代表的語言學轉向的價值僅在於將人們的關注目光從經驗和思想轉向語言的使用上，而這一轉向所主張的“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並沒有太多實質的意義。他進一步將維特根斯坦哲學納入一種歷史主義的元哲學視野中：“從這種歷史主義觀點來看，維特根斯坦的重要性在於他幫我們從笛卡爾—洛克式的思想傾向中扭轉出來。他幫助我們抵禦住追問如下問題的誘惑：‘我們語言的哪些部分鎖定了實在，哪些部分沒有鎖定實在？’從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看他的成就，他並沒有表明形而上學是無意義的。他要表明的是，形而上學探究只是空耗時光。”⑦
在羅蒂看來，維特根斯坦主義的治療主義者只注意到了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的消極方面。亦即通過語言分析揭示形而上學命題的無意義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積極方面，亦即它在批判傳統哲學的基礎上所做的尋求更好的哲學探究方式的努力。而這後一個方面才是我們應當從維特根斯坦那裡吸取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實用主義者——或者，至少與我志同道合的實用主義者——會堅持認為，維特根斯坦後來對如何最好地談論邏輯和語言改變了想法。”⑧羅蒂認為，後期維特根斯坦的正面目標和實用主義不謀而合。現在要加以區分的不再是有意義的科學命題和無意義的哲學命題，而是好的科學或哲學理論與壞的科學或哲學理論。
羅蒂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解讀引發了激烈的學術爭論。著名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Hans-Johann Glock在“維特根斯坦對美國哲學的影響”一文中，對維特根斯坦和美國哲學的關係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評述。其中一個主要話題就是維特根斯坦與實用主義的關係。他首先承認，儘管維特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有巨大差異，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宏觀策略上的類似性：“抵制形而上學神話；訴諸人類實踐克服哲學問題；強調實踐的社會維度；倡導整體主義語言觀。”⑨此外，他也贊同羅蒂對維特根斯坦與皮爾斯之間的相似性的論斷：“皮爾斯在索引、標記和符號之間的符號學區分是同維特根斯坦的下述主張相一致的：記號通過其在慣常的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而獲得語言學意義。”⑩但是，他把羅蒂對維特根斯坦的解讀列為他所稱的五種非理性主義解釋之一：“後現代解釋：由羅蒂(1979年)肇始的一種立場，它主張，維特根斯坦同海德格爾和實用主義者一道開啟了‘教化哲學’之路，在這種哲學中，關於真理和客觀性的傳統關切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維持對話進行的闡釋學企圖。在羅蒂看來，維特根斯坦支持杜威和奎因對如下觀念的攻擊：哲學乃是一門不同於經驗科學的學科(1982年)。”(11)緊接著，他對羅蒂的這種解讀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非理性主義解釋並不必然是非理性的。而後現代非理性主義則確實是後現代的：也就是說，它只是笑談而已。維特根斯坦始終不渝地堅持將哲學問題和哲學研究同科學問題和科學研究區分開來，而暗示他熱衷於將哲學消融於科學，實在是大謬不然。”(12)
Glock的這篇文章是在羅蒂離世之後發表的，所以我們無法看到他的回應。我們知道，許多實用主義者一貫反對任何形式的二元區分。那麼，羅蒂為了拉近維特根斯坦與實用主義的關係而暗示他有意模糊哲學與科學的界限，是不是如Glock所說，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臆測呢？前期維特根斯坦將哲學視作高於或低於、而絕不是與科學並列的探究活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羅蒂一直強調的卻是：維特根斯坦接近實用主義乃是他後期思想轉變之後所表現出來的傾向。那麼，後期維特根斯坦是不是透露出了淡化哲學與科學之分的意思呢？他此時倡導的哲學不再是對語言的邏輯分析，而是對語言用法的綜觀式考察，這種考察是否與科學研究有某種類似之處呢？在他看來，所謂的綜觀就表現為看出語言用法之間的聯繫。當然，這種通過觀察語言實踐看見聯繫的探究，肯定不同於科學家們關於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的研究：“說我們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學考察，這是對的。……我們不可提出任何一種理論。我們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設的東西。必須丟開一切解釋而只用描述來取代之。這些描述從哲學問題得到光照，就是說，從哲學問題得到它們的目的。這些問題當然不是經驗問題；解決它們的辦法在於洞察我們語言是怎樣工作的，而這種認識又是針對某種誤解的衝動進行的。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靠增添新經驗而是靠集合整理我們早已知道的東西。”(13)然而，能否退一步說，這兩種研究之間仍具有某種可比性呢？首先，二者都藉助於觀察，儘管觀察手段差別明顯，但畢竟有相似之處。其次，二者最終都要通過考察發現某種次序、確立某種聯繫，儘管是不同類型的聯繫。後期維特根斯坦明確提出，我們的哲學研究旨在確立某種次序：“我們想在關於語言使用的知識中建立一種秩序：為了某種特定目的的秩序；許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種；而不是唯一的秩序。我們將為了這個目的不斷突出我們的日常語言形式容易加以忽視的種種區別。”(14)這種關於哲學的正面目標的論述，讓我們不禁聯想起科學探討對事物間的確定聯繫的追求。
不過，維特根斯坦又在經驗命題與語法命題之間做出了嚴格的區分：一者是事實性的，另一者是規範性的。它們在語言遊戲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想象不出反過來是什麼樣子的’，在這裡當然不是說：我的想象力達不到。我們用這些話防止自己把實際上是語法句子的東西因為其形式而誤認作經驗句子。……例如：‘每根棍子都有長度。’這大致是說：我們把某種東西(或這種東西)稱為‘一根棍子的長度’——而不把任何東西稱為‘球體的長度’。那我現在能想象‘每根棍子都有長度’了？我想象的就是一根棍子，如此而已。只不過，這幅圖畫和這個命題聯繫在一起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於某幅圖畫和‘這張桌子和那張桌子長度相同’這個句子聯繫在一起時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在這裡我明白什麼叫作形成一幅相反的圖畫(而且不必是想象的圖畫)。”(15)也就是說，“每根棍子都有長度”是語法命題，在語言遊戲中起到規則的作用，而“這張桌子和那張桌子長度相同”則是經驗命題，在語言遊戲中描述一個可能的事態，不可將二者相混同。
然而，在其晚期著作《論確實性》中，維特根斯坦雖然依舊堅持這兩類命題的區分，但他此時卻指出，二者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是可以相互融合與轉換的。這似乎把二者之間的對立相對化了：“人們可以想象：某些具有經驗命題形式的命題變得僵化並作為尚未僵化而是流動性的經驗命題的渠道；而這種關係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因為流動性的命題變得僵化，而僵化的命題又變得具有流動性。”(16)“同樣的命題有時可以當作受經驗檢驗的東西，而有時則可以看作是檢驗的規則。”(17)“規則和經驗命題是不是相互融合？”(18)“但是這樣人們是不是必須說，在邏輯命題與經驗命題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缺少明確性就是在規則與經驗命題之間缺少明確性。”(19)在《論確實性》中，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關於語法命題(或稱邏輯命題)與經驗命題之間的相互融合關係的論述。而這些論述似乎可以為羅蒂關於維特根斯坦後來表現出的模糊哲學與科學之界限的傾向的斷言提供某種辯護。
羅蒂的《維特根斯坦和語言學轉向》一文於2007年發表之後，Paul Horwich專門撰文《羅蒂的維特根斯坦》對之做出評論。他開篇便指出羅蒂的維特根斯坦研究的與眾不同之處：“關於維特根斯坦的研究文獻浩如煙海，其中的絕大多數探究他到底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其中的有一些會繼續考慮其核心觀念是否正確。但羅蒂的興趣卻迥然不同。身為一名實用主義者，他想知道的是，維特根斯坦的遺產如何是富有成效的，他的哪些著述被證明是有用的，被當成是維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東西中哪些將我們引向了有價值的方向。”(20)
第四點我們前面已經探討過了，並依據維特根斯坦晚期的《論確定性》中的觀點對羅蒂的論斷做了同情性的解讀。第五點是羅蒂的實用主義解讀得以成立的前提：維特根斯坦的後期思想轉變實際上是他本人思想的某種進步。不過，我們知道，維特根斯坦為《哲學研究》選擇的題句卻是：“依其本性，進步看上去總比實際上更為偉大。”(29)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他並不覺得自己的後期哲學是比其前期哲學“更好的”理論呢？或者說，他是在強調自己前後期思想的連續性和互補性？再者，如果我們把這一題句理解為他對人類文明進步的悲觀態度的話，那麼，像羅蒂這樣的實用主義者滿懷信心地企圖利用維特根斯坦哲學促進文明進步的想法，會不會落得一場空呢？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話題，這裡不擬展開。
我們回過頭來對前三種批評做些探討。它們主要集中於這樣一個論題：對於維特根斯坦這樣一位哲學家，我們究竟該如何展開關於他的學術研究？首先，我們當然應該抱著嚴謹的學術態度，深入研讀他留下的哲學文獻，儘量準確而全面地把握他不同時期的思想觀點以及這些思想觀點之間的關聯。這是近百年來的維特根斯坦研究所遵循的一般規則。由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一代代維特根斯坦學者之間一直不乏激烈的學術爭論，而這些爭論當然要通過不斷回到維特根斯坦本人的著述來加以評斷。不過，這裡有一個情況需要特別指出來，那就是維特根斯坦遺稿是陸陸續續出版的，而隨著新遺稿的發現和出版，學者們不得不跟著調整先前的學術觀點，從而引起更大、更復雜的爭議。況且，這個過程至今仍在持續之中。那麼，我們是否要因此放棄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本來面目”的追尋呢？有人或許會認為，這種所謂的本來面目是不存在的：維特根斯坦的真實想法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還有人會認為，即使有“維特根斯坦的真實想法”這種東西存在，那也是無法把握的。各種解讀之間的截然對立，就很可以說明這一點。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維特根斯坦哲學是一個高度複雜的思想總體，這個思想總體表達在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他的筆記、他的遺稿、學生們的課堂筆記、他的談話等等之中，這些文獻中有的是經過他反覆修改、認真審定的，而更多的只是他隨手寫下的或隨口說出的，因而並不一定準確地表達了他的真實想法。總之，我們據以探究維特根斯坦思想的所有這些文獻很可能包含著彼此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
我們認為，所有這些考慮都不能作為理由使我們放棄關於維特根斯坦的學術研究的應追求的目標，那便是：儘量呈現其思想的原貌。然而，從前面的介紹中可明顯看出，羅蒂似乎並不特別在意維特根斯坦實際取得了多麼豐富的思想成就，而更關心他的這些思想成就中到底有哪些是對我們有益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弄清楚，其中哪些思想可幫助我們為人類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這當然是我們期待於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只是，我們還是無法拋卻這樣的想法：要讓一位哲學家的思想對人類的發展產生儘量大的積極作用，首先賴乎關於他的學術研究，因為只有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我們才有望發掘出其真正有價值的思想內涵。而羅蒂給人的印象卻似乎是，他只想著摘取學術之樹上的成熟的果子，而並不關心這些果子是如何結出來的。當然，我們完全不是說，羅蒂關於維特根斯坦的實用主義解讀是沒有任何學術根據的，而只是說：第一，對這種解讀必須以學術的標準加以衡量；第二，這種解讀所獲得的文本依據越多，那麼它的價值就越大。我們看到，Horwich對羅蒂的溫和的批評就是試圖在學術層面上尋求治療主義解讀與實用主義解讀之間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然而，我們認為，若單從文本依據加以考量的話，治療主義解讀無疑擁有更多、更直接的支持，而無論是羅蒂的實用主義解讀還是Horwich的經過改造的治療主義解讀版本都有所欠缺。實際上，他們二人都未能找出足夠多的直接支持其解讀的文本依據。維特根斯坦確實對實用主義者詹姆士的著作有很多閱讀和研究，但僅限於他的心理學和宗教思想方面，而對於其實用主義準則和方法則鮮有涉獵。至於皮爾斯和杜威，維特根斯坦沒有在任何場合提及過他們。甚至我們還可以從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找到一些似乎表明他反對實用主義的論斷來。例如，他在《哲學語法》中這樣寫道：“如果我要給予一塊木頭以一個特定的形狀，那麼做出這種形狀的那種砍法將是正確的。但是，我不將那個具有所願望的後果的論證稱為正確的論證(實用主義)。”(30)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他的一些思想與實用主義可能存在某些暗合之處。例如，上文引用的由Glock列舉出的那些宏觀策略上的類似性。
不過，從維特根斯坦的晚期著作《論確定性》中，我們卻很容易找到一些可能暗示他具有某種實用主義傾向的論述：“我對實在作出斷言，這些斷言的確信程度並不相同。確信程度是怎樣出現的？其後果是什麼？”(31)“人們會這樣說：‘“地球已經存在了很久”受到一切事物的支持，而不受任何事物的反駁。’然而難道我不可以相信這句話的反面嗎？但是問題是：這個信念的實際效果是什麼？——也許有個人說：‘問題並不在這裡。一個信念就是一個信念，不管它有沒有實際效果。’人們認為：不管怎樣這是人的精神在作出相同的適應。”(32)“所以我是在想說出某種聽起來像是實用主義的話。在這裡我正受著一種世界觀的阻撓。”(33)主張存在著“第三階段的維特根斯坦”的學者主要依據的就是《論確定性》中所表達出來的、不同於其先前的治療主義的構建主義思想。而維特根斯坦這一時期的著述恰恰就完成於維特根斯坦出訪美國之後到他去世之前的短短一年半時間之內。聯繫我們前面列舉的《論確定性》中關於消除語法命題與經驗命題之間的嚴格界限的那些論述，難道我們真的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在其晚年跟實用主義越走越近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羅蒂的實用主義解讀無疑會獲得新的支持。比較讓人意外的是，羅蒂在表達其關於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理解時卻很少提及《論確定性》，而只注重在《哲學研究》等後期著作中尋找證據。
無論如何，羅蒂所極力倡導的實用主義解讀已然成為維特根斯坦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於相關的研究工作，甚至已有人提出建立“維特根斯坦—實用主義結合體”(the Wittgenstein-pragmatism nexus)(34)的設想，並期待將其立即付諸實踐，以期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現實問題。我們知道，實用主義以其鮮明的人世態度著稱，致力於開發任何一種理論所蘊藏的實際應用價值。而維特根斯坦無疑是近百年來西方誕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大師，其影響遍及所有智識領域。羅蒂對維特根斯坦的關注從他剛入學術界便開始了，前後持續四十多年。必須承認，他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解讀充滿洞見，或許只是因為他的有些斷言鋒芒太盛，這才引來各種各樣的批評。不過，學術的繁盛，也正賴乎像羅蒂這樣敢於表達自己觀點的學者和思想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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