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又名《玩偶之家》讲述了一位女性不甘心做家庭的玩偶出走的故事。文章是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最早刊登在《新青年》上。一经发表便在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随后《娜拉》式的文章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女主人公田亚梅不顾父母的阻挠, 为了自己想要的爱情而出走了。
《娜拉》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发大讨论是因为其精神内涵暗合了五四时期民众争取个性解放, 追求独立自由的愿望。
当时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都把“争取个性解放, 追求独立自由”的启蒙精神当成摆脱封建礼教对人精神束缚的一剂良药。
解放个性和追求自由是好的，但具体该怎么做却没有人站出来讲。
鲁迅先生敢为人先，于是有了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场演讲：《娜拉走后怎样》。
众所周知，鲁迅的思想轴心是对人的自由的探索。《娜拉走后怎样》就是鲁迅探索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显示了鲁迅对自由的多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因此, 通过细读这篇文章, 可以认识鲁迅对人的自由问题的思考。
新青年刊登易卜生的作品《娜拉》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启蒙精神存在的不足
娜拉意识觉醒，不愿再做家庭的傀儡，出走了。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回答是：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对娜拉的结局的判定如此悲观，他是在否定启蒙精神吗？
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 是为君而存在, 为道而存在, 为父母而存在的, 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鲁迅早期作品中的“立人”思想与“个人”的发现是十分一致的，他写道：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
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文化偏至论》）
不难看出鲁迅是“尊个性”的，他还说“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所以鲁迅并未否定启蒙精神，相反他是十分推崇启蒙精神的。
那鲁迅为何如此悲观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生活实践让他发现了启蒙精神的不足。
《文化偏执论》发表于1908年，鲁迅公费留日时期。而《娜拉走后怎样》发表于1923年，这时的鲁迅已经由“公费留学生”转变成了“中国式家族的长子”。
身份的转变，生活阅历的增加，让鲁迅对启蒙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启蒙精神只重视了人精神上的解放而忽视了人在生活中的实际生存问题。
演讲时他举了出笼鸟的例子用来说明启蒙精神存在的不足。
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出笼鸟的遭遇昭示了“娜拉们”的结局——倘若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自由不过是一纸笑谈。
青年时期的鲁迅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自由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自由也不例外。启蒙精神打破愚昧的梦，唤醒了沉睡的人。但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提出“无路可走”的“苦痛”是鲁迅对启蒙精神的理性批判，不去惊醒“幸福的”做梦人是鲁迅对生命哲学最深刻的感悟。
演讲中他用“诗鬼”李贺的“临终之梦”做例子：
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
”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李贺的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就是一种相对性的个人精神体验。鲁迅看出了李贺做梦时的幸福，所以才不愿“惊醒他”。
鲁迅不愿惊醒的还有祥林嫂，所以当祥林嫂问“鲁迅”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时候, 他支支吾吾, 吞吞吐吐, 就是怕自己打破祥林嫂的梦, 使她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痛。
纵然是呼吁人觉醒的先锋——鲁迅，出于对生命的悲悯也同意了人是可以做梦的。但他同时告诫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
因为将来的梦是“将黄金的世界预约给子孙”，将希望寄托在将来且“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晚年的祥林嫂
梦是好的，否者，钱是要紧的——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权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部分人会像娜拉一样，觉醒是必然的。
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被大众认可的思想家，关键在于他对问题的认识总会比他人深刻。
对于愚昧者, 鲁迅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觉醒, 呼唤的是个性解放，鼓励的是追求自由。但鲁迅在面对觉醒者的时候, 首先意识到的是生存问题。
因为鲁迅早就发现了启蒙精神的不足之处，为了让觉醒者能真的拥有自由，他直白的说“就是要有钱”。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如此强调钱/经济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只有做到生存的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魏连殳一个“吃洋教的新党”找不到工作，落到了求乞的地步。吕纬甫一个新青年为了糊口、生存, 却教起了“子曰诗云”。
涓生失去子君不外乎也是因为经济压力导致的生存危机。最后他反省自己:“回忆从前, 这才觉得大半年来, 只为了爱,——盲目的爱, ——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忽略了。第一, 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
鲁迅笔下追求自由的“娜拉”最后的的悲剧虽然各有不同，但原因都只有一个——没钱。所以真正的自由这个命题要想成立，少不了钱/经济权这个必要条件
那么，该如何获取经济权呢？鲁迅给出了两个办法：
一是靠战斗：
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二是靠亲权：
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
《伤逝》剧照
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真正的自由是一生求索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 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 就是男人和男人, 女人和女人, 也相互地作傀儡, 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 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我们发现, 鲁迅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点:娜拉走后, 也还是傀儡。所有努力都好像都没有意义，一切仿佛都是虚无的。
其实不然，这“虚无”实际上是鲁迅对“自由”的终极解读。
虚无和自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假如你积极地看是自由，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创造即个性；消极地看是虚无，是一次幻梦，暂居在其中“个人”不见意义、不明方向。
自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搏击虚无的过程。
在你选择战斗的那一刻，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倘若你能一直战斗下去，你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所以鲁迅仍然鼓励人们去战斗甚至去牺牲，只是下场战斗与获得经济权的战斗已然不同。
这场战斗是自我的内在选择, 它超越了为生存而斗争的功利目标的限制, 它是一种生命自由的精神，它基于生存, 而超越了生存。
*引文除标注的《文化偏执论》都来自《娜拉走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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