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又名《玩偶之家》講述了一位女性不甘心做家庭的玩偶出走的故事。文章是胡適和羅家倫翻譯的挪威現實主義劇作家易卜生的劇作，最早刊登在《新青年》上。一經發表便在文藝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隨後《娜拉》式的文章湧現出了一大批。比如胡適的《終身大事》，女主人公田亞梅不顧父母的阻撓, 為了自己想要的愛情而出走了。
《娜拉》式的文章之所以能夠引發大討論是因為其精神內涵暗合了五四時期民眾爭取個性解放, 追求獨立自由的願望。
當時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大眾都把“爭取個性解放, 追求獨立自由”的啟蒙精神當成擺脫封建禮教對人精神束縛的一劑良藥。
解放個性和追求自由是好的，但具體該怎麼做卻沒有人站出來講。
魯迅先生敢為人先，於是有了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一場演講：《娜拉走後怎樣》。
眾所周知，魯迅的思想軸心是對人的自由的探索。《娜拉走後怎樣》就是魯迅探索的一個重要成果，它顯示了魯迅對自由的多方面的理解和認識。因此, 通過細讀這篇文章, 可以認識魯迅對人的自由問題的思考。
新青年刊登易卜生的作品《娜拉》
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啟蒙精神存在的不足
娜拉意識覺醒，不願再做家庭的傀儡，出走了。娜拉走後怎樣？魯迅的回答是：
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魯迅對娜拉的結局的判定如此悲觀，他是在否定啟蒙精神嗎？
郁達夫曾說：“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 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 是為君而存在, 為道而存在, 為父母而存在的, 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
魯迅早期作品中的“立人”思想與“個人”的發現是十分一致的，他寫道：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
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自由者也。（《文化偏至論》）
不難看出魯迅是“尊個性”的，他還說“立我性為絕對自由者也”。所以魯迅並未否定啟蒙精神，相反他是十分推崇啟蒙精神的。
那魯迅為何如此悲觀呢？這是因為長期的生活實踐讓他發現了啟蒙精神的不足。
《文化偏執論》發表於1908年，魯迅公費留日時期。而《娜拉走後怎樣》發表於1923年，這時的魯迅已經由“公費留學生”轉變成了“中國式家族的長子”。
身份的轉變，生活閱歷的增加，讓魯迅對啟蒙精神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啟蒙精神只重視了人精神上的解放而忽視了人在生活中的實際生存問題。
演講時他舉了出籠鳥的例子用來說明啟蒙精神存在的不足。
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痺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出籠鳥的遭遇昭示了“娜拉們”的結局——倘若沒有自我生存的能力，自由不過是一紙笑談。
青年時期的魯迅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自由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自由也不例外。啟蒙精神打破愚昧的夢，喚醒了沉睡的人。但也帶來了新的麻煩。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提出“無路可走”的“苦痛”是魯迅對啟蒙精神的理性批判，不去驚醒“幸福的”做夢人是魯迅對生命哲學最深刻的感悟。
演講中他用“詩鬼”李賀的“臨終之夢”做例子：
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
”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李賀的夢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從生命哲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幸福就是一種相對性的個人精神體驗。魯迅看出了李賀做夢時的幸福，所以才不願“驚醒他”。
魯迅不願驚醒的還有祥林嫂，所以當祥林嫂問“魯迅”人死後是否有靈魂的時候, 他支支吾吾, 吞吞吐吐, 就是怕自己打破祥林嫂的夢, 使她承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痛。
縱然是呼籲人覺醒的先鋒——魯迅，出於對生命的悲憫也同意了人是可以做夢的。但他同時告誡人們：“萬不可做將來的夢”。
因為將來的夢是“將黃金的世界預約給子孫”，將希望寄託在將來且“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
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晚年的祥林嫂
夢是好的，否者，錢是要緊的——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經濟權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
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裡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部分人會像娜拉一樣，覺醒是必然的。
魯迅之所以能成為一個被大眾認可的思想家，關鍵在於他對問題的認識總會比他人深刻。
對於愚昧者, 魯迅強調的是精神上的覺醒, 呼喚的是個性解放，鼓勵的是追求自由。但魯迅在面對覺醒者的時候, 首先意識到的是生存問題。
因為魯迅早就發現了啟蒙精神的不足之處，為了讓覺醒者能真的擁有自由，他直白的說“就是要有錢”。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
如此強調錢/經濟權的重要性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只有做到生存的自由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魏連殳一個“吃洋教的新黨”找不到工作，落到了求乞的地步。呂緯甫一個新青年為了餬口、生存, 卻教起了“子曰詩云”。
涓生失去子君不外乎也是因為經濟壓力導致的生存危機。最後他反省自己:“回憶從前, 這才覺得大半年來, 只為了愛,——盲目的愛, ——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忽略了。第一, 便是生活。人必須活著, 愛才有所附麗。”
魯迅筆下追求自由的“娜拉”最後的的悲劇雖然各有不同，但原因都只有一個——沒錢。所以真正的自由這個命題要想成立，少不了錢/經濟權這個必要條件
那麼，該如何獲取經濟權呢？魯迅給出了兩個辦法：
一是靠戰鬥：
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二是靠親權：
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髮，或者為自己去亨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
《傷逝》劇照
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真正的自由是一生求索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
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 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 就是男人和男人, 女人和女人, 也相互地作傀儡, 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 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
我們發現, 魯迅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點:娜拉走後, 也還是傀儡。所有努力都好像都沒有意義，一切彷彿都是虛無的。
其實不然，這“虛無”實際上是魯迅對“自由”的終極解讀。
虛無和自由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假如你積極地看是自由，隨之而來的是“個人”的意義和價值的創造即個性；消極地看是虛無，是一次幻夢，暫居在其中“個人”不見意義、不明方向。
自由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個搏擊虛無的過程。
在你選擇戰鬥的那一刻，你就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倘若你能一直戰鬥下去，你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所以魯迅仍然鼓勵人們去戰鬥甚至去犧牲，只是下場戰鬥與獲得經濟權的戰鬥已然不同。
這場戰鬥是自我的內在選擇, 它超越了為生存而鬥爭的功利目標的限制, 它是一種生命自由的精神，它基於生存, 而超越了生存。
*引文除標註的《文化偏執論》都來自《娜拉走後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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