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方方2020年3月17日的日記《 顯然，生活將陸續恢復正常(3月17日）)，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武漢老通城創始人曾廣誠先生告訴方方說，他的母親現在97歲了，住在湖北大學教工宿舍。他們都在外地工作，只有一個弟弟留在武漢。小區封閉後，也無法前往母親住處。而母親喜歡獨處，此前一直由一個鐘點工照顧，母親的身體精神都相當不錯。但是疫情將鐘點工也隔離在外，無法前去幫忙。他們幾個子女都急壞了。老母一人在家，她幾乎不會廚房的事，也無法購買生活物資，集中配送她沒能力參與，蔬菜就是送上門她也不會做。每天吃飯、做菜怎麼辦？藥也快吃完了。而且她連手機、微信都不會用，有所需求怎麼和外面聯繫？曾先生說，他們急得“電話都快打破了”。
所幸，湖北大學社區很快跟進服務。曾先生說，社區為她送去了一包蔬菜，但她不善下廚，送去的蔬菜解決不了她的困難。她只想要簡單得一熱就可吃的饅頭、鹹菜。於是，他又找社區求助，居委會連忙幫忙採購了以熟食為主的食品送上門，還聯繫了校醫院的值班醫生。校方和學校的同事、學生聞訊也都前去關心和幫助，送東西過去時，會等他母親拿進屋後，守在外面聽聽還有什麼需要。當隔著門聽說母親擰不開蜂蜜蓋子、醬油瓶蓋子時，徵得同意，他們還會進門去幫母親一一打開。曾先生說，他每天“與母親通話，都能感到她聲調愉快。母親還迸發出學習熱情，在電話中不厭其詳地為我講述屈原，李斯，為我補課，她告訴我她每天寫一千字（創作），並給我念……”
讀完這些文字，真讓人感動。97歲的老人都還能每天一千字的創作，看當下二三四五十歲左右的老師，居然不能創作，甚至還去抄襲，尤其還討厭論文寫作，對職稱評定等論文要求一直耿耿於懷。怎麼了？當老師的，難道就不能根據自己的所做所思所讀寫幾篇論文？很多老師說自己是優秀的，既然你是優秀的，難道就不能把你優秀的課變成文章？真正優秀的課寫下來就是好論文。有的老師說，我教學生成績非常好，你是怎麼把他們教好的，總結一下你不會嗎？總結下來不就是好論文。為什麼不去總結？是不是怕應試之下的分數之高總結出來拿不出手？
2018年，我曾在《教育視界》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老師，你還不多讀多寫？》的文章，文章內容是這樣的：
馬成生先生是杭州師範大學教授（1931年12月），他是錢鍾書的學生。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百歲時，馬先生攜太太去看她（馬先生也80歲了），楊先生對馬成生教授說：“你呢，比我還小一輩，你還不多寫文章嗎？”1998年錢鍾書去世，那年楊先生也已87歲。楊先生從先後失去兩位親人的悲痛中很快走了出來，一直到她離世，做了什麼，不必細說，總之讀了很多，寫了很多，比許多年輕人都多。
當下所有一線之語文老師，比馬先生小一輩都不止，該不該寫文章呢？該不該讀點書呢？
我做一線教師30年了，在蘇北、蘇南多所學校工作過，也考察過不少優秀學校，不寫文章、為了職稱偶爾寫幾篇，不讀書、主管部門逼迫下讀幾本或者偶爾翻翻幾本閒書的老師有很多，真正多讀多寫的老師少之又少，鳳毛麟角。
這些老師常說，天天管這幾十個學生，回到家都累得不行了，哪有時間去讀去寫？我把課教好，學生考個好分數，一切萬事大吉！另外，我真不會寫，真的沒有什麼要寫的，至於評職稱要的那幾篇文章，有的是辦法，根本不需要多讀多寫就可以解決……
一種種看似正確的理由，一直瀰漫於無數所學校之中。語文教師這個群體，居然也不寫不讀、不多寫不多讀，很極端也相當可怕。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說：“群體中的人有兩個共同的特點：首先是每一個人個性消失，其次是他們的感情與思想都在關注同一件事。相互傳染，相互暗示，集體性催眠。”是的，不多讀多寫的老師個個像催眠大師，用極具隱蔽的傳染力、暗示力，讓很多老師本來都有的讀寫基因沉睡，所以這一個個群體在課堂教學上沒有個性，共同關注的就是分數、績效等事。
《教師花傳書：專家型教師的成長》是大教育家佐藤學的作品，這是值得一線老師細讀的書。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教師是‘教的專家’，同時也必須是‘學’的專家，在知識高度化、複合化、流動化的知識社會更應如此。對小學教師來說，所有學科的學問與教養全部得到提升是有困難的，但如果在現在執教每個單元的過程中都能讀至少一本新書，教師的閱讀就會使課堂上的學習內容有所豐富。請先從這方面著手做起吧！”
教一個單元，老師要讀一本新書，一個學期教七八個單元也就是讀七八本新書，平均兩三個星期讀一本新書。不多，真的不多！每天拿出二十分鐘就可以讀完。但，有多少老師能做到？老師不“學新”，真能教出好分數？連不讀不寫的老師自己都不會相信！
現在是人人能寫的時代，人人每天都能有作品的時代，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的展示。老師們，開一個微信公眾號，每天把自己語文教學過程中的點點滴滴發出來，累不壞身體。堅持做幾年，必然收穫幸福。玩一玩，教學人生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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