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以《新青年》

如果说《新青年》为现代的新文化元典搭建了个启蒙的思想平台以及思想家表演的思想舞台，那么我们说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激进主义五四同仁则是搭建了一个无意识的启蒙斜塔，同时紧紧缠绕着他们的那些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命题的争论又使得他们都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而《新青年》从创刊号到停刊的系列文章，都是

一、士人情怀:从元典时代到时代元典

关于中华文化精神，当代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有一个共识:"内圣外王之道"。对此，著名哲学大儒冯友兰先生说得最为透彻:"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之"内圣"与"外王"逻辑关系最通俗的解释。

（图一，国学大师冯友兰）

先人孔丘虽然不是最早概括这一关系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论述无疑是最为经典，孔子认为将"欲明德于天下"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循序而进，从而由"内圣"达到"外王"。中华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情结无不是这位老夫子点化的结果。其实，在中华传统的文化元典中，不但主张"人世"的儒家将行"内圣外王之道"，就是那遁世、出世的道家也不例外。例如庄周就是最早将这个思维模式集大成者。他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敌内圣外王之道，阉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道"由此而来。

（图二，中华文人精神的奠基者，孔子）

从中华文化元典衍发而来的"内圣外王"哲学精神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厚重心理积淀，也是中华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一个绵源不断的精神主题。尽管从中华现代性的演进来看，中华元典中的这一底蕴应该走"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的分离道路，但是由于中华士人的经世思维模式是在一个情感、关系伦理政治中产生的，所以尽管经世元典有着两个基本的走向"内圣"与"外王"，但是除却在两个基本点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倾斜或倚重，传统士大夫那入世、经世的情怀还是坚如磐石的。著名思想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的政治哲学底蕴:"修己与安人、修已与安百姓相贯通。"，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内圣外王"与

（图三，思想文化史家，冯天瑜）

站在启蒙思想史的视角去审视中华近代政治理念的发生与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无论是学问家、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革命家，他们都曾力图超越"内圣外王之道"窠臼的制约。

（图四，近代思想启蒙家，梁启超）

遗憾的是，他们也都殊途同归地走了一条由超越到回归的道路，最终皆以伦理上的"个人"为"永恒真理服务""为公众幸福不惜一死"而淹没和终结。这也正是五四一代先驱者不惜一切代价，决意跳出过去掌心而孤注一掷的根本原因。他们采取的"取一否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打倒"、"决裂"激进方式实在是出于对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情结的嫉恨心理。凡此种种，在启蒙者和士大夫这些所谓的新旧知识分子之间，不过是名词的转换，他们有着千年一线牵的传统，那就是"铁肩担道义"和"内圣外王"的打通与转化: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文化启蒙读本。

二，思想启蒙中，《新青年》的创刊背景

《新青年》的缔造者在总结近代以来历史先驱的启蒙经验以及个人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开始策划了轮全新的启蒙。就历史的经验而言，陈独秀将视野放眼到明朝中叶，并将中西文化冲突以及国人觉醒的过程分为"七期"。一是"明之中叶"的"西教西器"时期;二是清之初世的"火器历法"时期;三是"清之中世"的"洋务西学"时期;四是"清之末期"的"康梁诸人"谋求变法时期;五是"民国初元"的"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时期;六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国体"时期;而最后的第七期，也是最为关键

（图五，右至左数第三位。陈独秀）

并且从陈独秀个人的历史观察和体认来看，他有着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睿智:一是他认为"今兹之役"是中华自有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二是他认定了国人"觉悟"之重要与艰难;三是他保持了一种启蒙理性的哲人态度，既反对"鲁莽的乐观"又防范"轻率的绝望"

而《新青年》文本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其根本的问题还是:"觉悟"的落脚点应该怎样着陆?用"伦理"的价值尺度能够根除伦理中心主义的底座吗?如果这样"以牙还牙"，我们会不会重蹈那个"以暴易暴"的思维套路呢?要避免学术论证的隔靴播痒，就必须深入到这一文化元典的创刊宗旨上去。

（图六，新青年中《敬告青年》一文）

《新青年》的创刊号乃为其前身《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套红印行。前3期连登"社告"，头版头条头题便是:"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不难看出，"新青年"要的是青年的气质，切勿以"少年老成"自居;代替"老青年"(老气横秋之年龄上青年)的应该是"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与"陈腐朽败"决裂的青年是要以"新鲜活泼"的精神状态激活

三、五四启蒙:在"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之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青年》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与伦理的吊诡。梁启超在创办期刊开始的时候表明其中具有"是非"观念的"六义"。其中，"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

（图七，《新青年》杂志封面）

我们知道，《甲寅杂志》的创刊也是在"国势陵夷，道衰学弊"

（图八，《新青年》第六刊内容）

《新青年》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欲定孔教为国教，《新青年》就要将这些判为腐朽;袁世凯以国民觉悟太低无法实行共和为理由称帝，《新青年》就以唤醒国民觉悟为鹄的;袁世凯以陈旧的思想麻痹、愚昧国民，《新青年》就以¨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从现代性出发梳理传统要比从传统出发梳理现代性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也是《新青年》何以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根本原因。

（图九，袁世凯）

当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青年学生叶挺读了《新青年》后激动不已， 感慨良多，他与《新青年》及其主撰同声共气，专析道德觉悟以及良心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性，历数曾文正公、陈白沙、孟子、王阳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大儒的思想境界，从而让主撰陈独秀也为之动情，竟竞然礼贤下士地写了公开信以示认同。在《新青年》杂志上，这类的编读往来之互动很多。它在互动中不但强调了《新青年》的宗旨，而且对"读者"对现实的诘问做了委婉的回答。

（图十，将军叶挺照片）

他把寄托自己理想设计的骰子掷在了"伦理觉悟"上。那篇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有言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必须看到，在这孤注掷的背后，还有着很不情愿的内在悖论。毕竟，《新青年》的初衷是换个视角关心政治。

（图十一，近代文化先驱，章士钊）

陈独秀叙述的第七期"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中有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的觉悟"，二是"伦理的觉悟"。尽管这两种"觉悟"潜存着黑暗的吊诡，但《新青年》的主笔最终还将"伦理的觉悟"视为压轴戏:"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准确地说，"伦理的觉悟"与"政治的觉悟"在陈独秀那里是"吾人之最后觉悟"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一样，只不过一显一隐、表一里而已。一枚硬币的正反也只是暂时的，在很多时候它们是互为表里的。以往学术界关于《新青年》谈与不谈政治的症结之所以难以解开，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陈独秀是怎样的一种新伦理与新政治互为表里的结合模式。

四、现代性的陷阱: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

关于《新青年》

（图十二，《甲寅杂志》存稿）

陈独秀表示过的"不谈政治"是不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现在谈的是这样一种非同小可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它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所谈的"不是普通政治"，"不是行政问题"，而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是大政方针。究竞这个"根本"的、不普通的政治是个什么政治呢?陈独秀将"根本性"的"大政"与"彻底的觉悟"联系在了一起。

（图十三，国学大师胡适照片）

原来，《新青年》随着陈独秀的指挥棒次将文化传统中"内圣外王"思维模式搬到了新文化元典的舞台上。只不过传统的是"伦理的政治化"，而现代则是"政治的伦理化"。究其实质，这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是一而而一的事情。他对传统中华的思想实质颇有见地:¨伦理思想，影响于政冶，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在"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之间，他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

（图十四，古代伦理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伦理政治"在传统中华的危害，但他对西方的道德政治"却没有给予丝毫的提防。在反对"阶级制度"的同时，竟然把西方的"道德政治"作为武器予以坦然使用。"自由平等独立之说"本来是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政治哲学理念，但陈独秀却将其作为"道德政治"的"大原"予以包办。撇开"道德政治"是偏正结构式的"道德政治"还是并列同位的"道德、政治"之断句，其中的新型伦理政治的模式都无法回避。就"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这个判断句来判断，不论怎样组合，伦理和政治之间暧昧、纠缠的情形昭然若揭。五四新文化元典设计的现代性方向由此滑落。

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的过程意味着无论是道德启蒙还是政治启蒙，无论是文化革命还是伦理革命，它们都在进行着无声或有声的政治现代性之和平或流血的演变

（图十五，理学家王阳明，"内圣外王"思想的发展者）

其实，早在《新青年》之前，陈独秀个人和他的启蒙导师都在无形中演绎着"解铃系铃"的"新内圣外王"思维。1904年，陈独秀就曾在安徽芜湖创办过

（图十六，安徽俗话报）

"人才如何能发达呢?"陈独秀沿着"心学"大师的思路发挥道:"天地闲〔间〕无论何事，都是能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自由发达，才是他自己真发达，勉强压制，就是他能够照你的话去做，也合机器一般，不过是听人调动罢。"怎样发达才是"有用的国民"呢?"三爱"的启蒙万变不离其宗:"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没有什么再比这个印证更能证明陈独秀对伦理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膜拜了。

结束语

就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划分来看，文化有硬文化与软文化之分，按照"文化堕距"理论，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硬文化，依此类推，一个民族最难改变的当是心理积淀最厚的部分。这也是最稀软的部分，如思维方式等。

尽管《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当时并不了解这么多社会学理论，但是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体认却是击中了要害十年之后，《新青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仍然没有跳出过去的掌心。这再一次证明，在探索现代性与滑向其反面之间往往只有步之遥。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

2. 庄子《杂篇·天下》

3. 范亚峰.《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自由主义与儒家传统初论》

4. 《论语·宪问》

5.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

6. 熊十力，《读经示要》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8.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9.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10. 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

11. 王晓明《一个杂志和一个"社团"》

12.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

13.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

14. 《社告》青年杂志

15. 《通信》新青年

16. 《谈政治》.新青年

17. 《今日中囚之政治问题》新青年

閱讀更多 桃煙的杏雨 的文章

關鍵字: 伦理 政治 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