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報告：死亡教會我們什麼》
內容簡介
蘇·布萊克每天都要面對死亡，作為一名法醫人類學家，她將自己的目光投向實驗室中的普通人骸骨、墓地、暴力、謀殺、分屍現場，以及因戰爭、事故或自然災害引發的大規模死亡事件。
在這本書中，她為我們揭示了她親眼見證的死亡的不同面目，通過自己參與的真實案例探索了法醫學科的發展與進步，也講述了法醫人類學這一學科對其工作及生活的影響與感悟。
蘇·布萊克（Sue Black），女爵士，世界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解剖學家、法醫人類學家。曾任鄧迪大學法醫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現為蘭卡斯特大學副校長，主要負責公眾參與工作。
1999 年，她帶領英國法醫小組在科索沃蒐集戰爭犯罪證據。 2004 年印度洋海嘯之後，她是率先到達泰國的法醫人類學家之一，為那裡的死難者鑑定身份。蘇·布萊克也經常出現在媒體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攝成紀錄片，在 BBC 第二臺播出的《歷史疑案》（History Cold Case）中也有表現。
2016 年英國女王生日之際，她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以表彰她在法醫人類學方面的傑出貢獻。
書籍摘錄
導言 法醫人類學家到底是做什麼的
生命中的最大損失不是死亡，而是當我們活著時就在我們心中死去的東西。
諾曼·卡森斯，政治記者（1915—1990）
關於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大概死亡及其相關之事是充斥著最多陳詞濫調的。死亡成為邪惡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聲，是在陰影中出沒、獵獲的捕食者，是夜間險惡的竊賊。我們給她安上不祥的惡名：冷酷的割麥人、無差別的軋路者、黑天使、蒼白騎士。我們把她畫成藏在黑色連帽斗篷裡的殘破骷髏，舞弄著一把置人於死地的鐮刀，她只需一揮，就將我們的靈魂從身體中帶走。有時她是一個長著羽毛的黑色幽靈，兇惡地在上空盤旋，我們只能蜷縮在角落而毫無還手之力。在許多區分了名詞性別的語言（如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波蘭語、立陶宛語、挪威語）裡，死亡是陰性名詞，但她卻常被描繪成一個男人。
尖刻地對待死亡很容易，在現代世界，她已經成為一個與我們敵對的“陌生人”。人類取得了無數成就，但要對生與死的複雜關聯做解釋，我們並不比幾百年前進步多少。在有些方面，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理解死亡。我們大概已經遺忘死亡是什麼，她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的先人可能把她看作朋友，我們則把她當作不受歡迎的邪惡對手，要躲著她，或者令她臣服——越久越好。
對於死亡，我們的默認態度是要麼醜化她，要麼神化她，有時在這兩端之間搖擺。不管是哪種態度，不到萬不得已我們都不願提及她，免得一提她就會靠得更近。生命是輕盈、美好和幸福的，死亡是黑暗、邪惡和悲傷的。善與惡，獎與懲，天堂與地獄，光明與黑暗——我們具有那種林奈式的分類喜好，將生和死乾脆劃分為對立的兩頭，於是就安心地懷抱著對錯分明的幻象，卻可能不公平地將死亡驅趕到黑暗中去。
結果我們開始畏懼死亡，彷彿她會傳染，要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就會在我們還沒準備好停止生命之前來到我們面前。我們要麼虛張聲勢地演繹，要麼取笑她來麻木自己，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恐懼。但是其實我們知道，當自己的名字排在她手裡名單的首位時，我們是笑不出來的，她最終總會叫到我們的名字。所以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對死亡抱著虛偽的態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為了將她的利刃磨鈍，緩解痛苦，我們習得新的語言。我們說“失去”了某人，悄悄談論他們的“逝去”，用莊重尊敬的語調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愛之人的“離去”。
我沒有“失去”父親——我完全知道他在哪兒。他埋在因弗內斯城裡的唐納赫裡奇公墓，在殯儀員比爾·弗雷澤給的一個可愛木匣子裡。父親本人也會喜歡那匣子，不過他可能會覺得它太貴了。我們把他放進地上的一個洞穴裡，放在他父母快要散架的棺材上，那兩具棺材現在盛的不過是他們的骨頭和死時僅剩的幾顆牙齒。父親沒有逝去，沒有離開，我們沒有失去他：他就是不再呼吸了。其實他最好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不然他惹了大麻煩，太不為人著想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世界上的任何委婉修辭都沒法把生命帶回來，沒法把他帶回來。
我在一個規矩嚴格、毫無廢話的蘇格蘭長老教會家庭長大，我們把鐵鍬叫作鏟子，經常把同理心和感傷看作弱點，這種教養令我務實、不顧顏面，成為一個實務者，一個現實主義者。論及生死之事，我沒有什麼誤解，討論時也儘量誠實坦率，但這並不是說我就毫不介懷，面對他人的生死時沒有痛苦、哀慟，沒有同情。鄧迪大學的菲奧娜牧師總能啟迪人心，她曾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在安全距離外說溫柔的話，帶不來一點安慰。”
在 21 世紀，我們已經如此成熟，為什麼還是選擇躲在熟悉又安全的從眾和拒斥之牆後面，而不能敞開心扉，想想死亡可能並不是我們害怕的那種魔鬼？她不一定駭人、殘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寧、慈和。也許問題在於，我們不信任她，是因為我們不願去了解她，在一生中都不願費事去嘗試理解她。要是我們能理解她，也許就能認識到，我們可以將死亡作為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
我們將出生看作生命的起點，將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終結。但要是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個階段的起點呢？這當然是大多數宗教的前設，好教我們不害怕死亡，因為它只是通往前方更美好生活的入口。這種信念世世代代相傳，安慰了許多人，可能正是我們的社會日漸世俗化所留下的空白，促使我們對死亡及其所有標誌的那種古老的、本能的、未經證實的憎惡再次升起。
無論我們懷有什麼信仰，生與死就是同一條線上必定相連的兩個部分。一方不脫離另一方存在，也無法脫離。無論現代醫藥如何幹預，死亡總是最終得勝。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最終迴避它，專心改進和品味我們出生和死亡之間的階段——生活，可能更好。
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的根本差異，就在此處。法醫病理學追溯的是證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證據，死亡是旅途的終點。而法醫人類學則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過程。我們的工作是將生時構建的身份和死後身體的遺存結合起來。因此，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在死亡一事上搭檔工作，在破獲罪案上當然也是如此。
在英國，人類學家和病理學家不同，人類學家屬於科學家而非醫生，因而沒有醫學資格證實死亡或死亡原因。現今科學知識持續拓展，病理學家也無法成為所有事情的專家，人類學家就在牽涉死亡的重大罪案調查中發揮重要作用。法醫人類學家協助解讀與受害人身份相關的線索，由此可以幫助病理學家判斷死亡方式和原因。在停屍臺上，各個學科貢獻技藝，互相補足。
舉個例子。在一張停屍臺邊，我和一位病理學家面對的是深度腐壞的人類遺體，其顱骨碎成 40 餘塊混在一起。病理學家作為具有醫學資格的從業者應判定死因，她認為，死因很可能是槍傷，但還不確定。她將灰色金屬臺子上那一堆白色骨頭碎片檢查了半天，很是沮喪，對我說：“我沒法辨別這些部位，更別提把它們組裝起來了。那是你的活兒。”
法醫人類學家的職責首先就是幫助確認這個人生前是什麼人。他是男性還是女性？是高還是矮？是年老還是年輕？是黑皮膚還是白皮膚？骨骼有沒有外傷或疾病的表徵？有的話就可能聯繫上醫療或牙齒治療記錄。我們分析骨頭、頭髮和指甲的成分，是否能說明這個人住在何處，吃哪種食物？在眼下這個案子裡，我們能不能做一個人類三維拼圖，不僅揭示死因（確實是顱骨槍傷導致死亡），而且顯示死亡方式？收集了這些信息，完成拼圖，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個年輕人的身份；並且我們確認子彈是從腦後射入，從前額雙眼間射出，從而驗證了目擊證人的證詞。這是場近距離射殺，受害者跪著，槍就抵在他的後腦上。他只有15 歲，是因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殺的。
另一個案子也可反映人類學家和病理學家的共事關係。案中一個不幸的年輕人在屋外街道上撞見了一夥正要砸車的少年，被毆打至死。他的身體曾被拳打腳踢，致命傷在頭上，表現為多處顱骨骨折。在這個案子裡，我們知道受害人的身份，病理學家可以確定死因是鈍器創傷導致大量內出血。但她也想在報告中指出死亡是怎麼發生的，尤其是最可能的兇器種類。我們辨識出每一塊顱骨碎片，將它們重組，然後病理學家就發現，由錘子或類似形狀的兇器在頭部的一次擊打，造成了一處集中凹陷骨折和多處放射狀骨折，導致顱內出血，最終致死。
對一些人來說，生命的起點到終點之間有漫長的距離，甚至超過一個世紀；而對這些謀殺事件的受害人來說，生與死之間的間隔就短多了，有時可能只隔著飛速流逝的寶貴數秒。從法醫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長生當然好，生命越長，其經歷就會在身體上書寫和存儲更多的痕跡，遺體上的印記就會更加清晰。對我們來說，解鎖此類信息就猶如從書裡閱讀，或者像從 U 盤裡下載一樣。
蘇·布萊克，來自：維基百科
在大多數人看來，這趟塵世旅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生命被截短，但我們如何評判怎樣算是短命？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在出生之後活得越久，生命遲早要結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 90 歲時都比 20 歲時更接近死亡。從邏輯來說，比起眼下此刻，我們以後與死亡的關係只會更近，不會更遠。
那有人死去時，我們為什麼驚訝呢？每年全世界有超過 5500 萬人死去，一秒死去兩個。死，是我們在生活中能絕對肯定將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事情。當然，這並不會消解我們在親密的人死去時的悲傷和哀慟，但死亡不可避免，這就需要一個有用、實在的處理辦法。我們不能對自己生命的創造施加影響，生命的結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許我們應該注重能夠調整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對從生到死之距離的期待。也許，就是這種期待，才是我們應該嘗試更有效處理之事，要量度、承認和頌揚這段距離的價值，而非其長度。
過去，要延遲死亡不那麼容易，那時我們似乎更善於調整對生命的預期。例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沒有人會因一個孩子活不到一週歲而感到驚訝。那時，一個家庭裡好幾個孩子都取同一個名字並不罕見，這樣即便那孩子沒活下來，名字也活下來了。而在21 世紀，嬰兒的死亡罕見多了，但要是有人對99 歲時的死亡還感到震驚，就完全不合理了。
對每一個努力擊退死亡的醫學專家而言，社會預期是個戰場。他們能希求做到的，最多就是贏得更多時間，拉大生死之間的距離。他們最終總是要輸掉的，但不應為此阻止他們，也阻止不了他們繼續嘗試。每一天，在全世界的醫院和診所裡，生命都在延續。然而，實際上，有些醫療成就只不過暫緩了死亡的發生。死亡還是要來的，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數個世紀以來的社會都會記錄和量度預期壽命。預期壽命是指在統計學意義上我們最可能死去的年齡，或者積極點看的話，它是指我們預計活著的最長時間。壽命表是很有意思也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很危險，因為它會造成人們對壽命的預期，但有些人達不到，有些人會超過。我們沒辦法知道自己會是那個平均線上的標準“老李”，還是個例外，我們會落在壽命鐘形曲線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
要是我們發現自己是在曲線的某一邊，就會產生情緒。我們活到超過預期壽命就會自豪，因為這事讓我們覺得自己以某種方式戰勝了困難。要是我們沒有達到預期的年紀，我們撒手人寰之後，親友會覺得所愛之人的生命被奪走，由此感到憤怒、苦痛和挫敗。但壽命曲線的本質恰是如此：標準只是標準，我們大多數人都落在這一標準的周圍。怪罪死亡，控訴她殘忍地竊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總是誠實地表明，我們的生命長度可能落在人類生命範圍內的任何位置。
世界上已證實的最長壽者，是法國女性讓娜·卡蒙（Jeanne Calment），她在1997 年去世時年紀為122 歲又164 天。1930 年我母親出生時，女性預期壽命是63 歲，因此她在77 歲去世，就超出標準14 年。我的祖母幹得更出色：她1898 年出生，那時的預期壽命只有52 歲，但她一直活到78 歲，超出了26 年，這反映了她有生之年醫學的巨大進步——儘管她吸的煙最後沒幫上忙。我在1961 年來到這個世界，預測大概有74 年的生命，那現在我只有15 年可活了。我的天，怎麼會這麼快？不過，基於我目前的年齡和生活方式，我現在能實實在在地預計活到 85 歲，那我可能至少還有 26 年時間。頓時鬆一口氣。
這樣，我在生命歷程中有望額外獲得 11 年。很棒吧？不一定。問題在於，我不能在 20 歲甚或 40 歲時得到這 11 年，要是我能得到這 11 年，那得在我 74 歲的時候了。青春總被虛度，唯願在年少力強時獲賜光陰啊。
對預期壽命的計算逐漸準確，我們已知在下兩代，即我的子輩和孫輩，會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多的百歲壽星，但我們這個物種能夠生存的最大年限卻沒有增加。劇烈變化的是我們死亡時的平均年齡，所以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個體落在那條鐘形曲線極右邊的區域。換言之，我們在改變人類人口結構，由老年人口增長引發的健康和社會問題激增，由此可一窺此種變化的社會影響。
生命延長一般是要慶賀的，但有時我也懷疑，是否不惜一切代價掙扎著活得儘可能久，實際上只是在延遲死亡而已。預期壽命可能會變，但死亡總是會如預期般到來。哪天我們真的征服了死亡，人類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煩。
我每天的工作都是與死亡為伍，我慢慢地開始尊重她。我沒有發現什麼理由讓人恐懼她或她的作用。我認為自己已經相當瞭解死亡，因為我們用於交流的語言直接、平白、簡單。她結束她的活兒，我才能開始我的活兒。而且有賴於她，我的事業得以持久、卓有成效、興味盎然。
本書不是傳統的關於死亡的論著，不走列舉高屋建瓴的學術理論和文化奇談的熟門套路，也不調製溫暖的雞湯。我只會試圖探究自己瞭解到的死亡的多個面貌，包括她已經展現給我的，
以及大約 30 年後她最終將要向我顯露的那一面，要是她容許我活那麼久的話。法醫人類學追求的是通過死亡重建生時的故事，本書同樣既關乎死，也關乎生，它們是整個連續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只向你要求一件事：暫且放下你對死亡的既有成見，放下不信任、恐懼和厭惡，或許你就會開始像我一樣看待她。你或許還會開始因她的陪伴感到溫暖，更瞭解她，不再害怕她。據我的經驗，和她打交道有壓力，也令人著迷，從不枯燥。但她很複雜，有時無法預測，令人訝異。當你直面她時，你並不會失去什麼，或許你會發現，和一個認識的惡魔打交道，總好過與自己完全不瞭解的魔鬼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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