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去洛阳和儿子一起过年，不巧为疫情所困，天天宅家，心绪也格外地不宁。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从湖北武汉爆发，来势凶猛。而武汉，正是我三十年前当兵的地方，那是我特别熟悉的城市，那里曾有自己的青春、梦想和汗水，那里还有工作和生活的战友。因此，武汉的疫情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心，影响着我的情绪，令我焦虑不安。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七楼阳台的窗前向南眺望，默默祝愿武汉的百姓平安，战友平安，期盼有更好的消息传来。
1980年冬，绿皮火车一夜之间，把我们这些来自赵保、莲庄的新兵，从洛阳拉到了武汉。大伙从原始纯朴的农村，一下子来到高楼林立、繁花似锦的大城市，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听老兵说武汉有东湖、黄鹤楼、长江大桥等著名景区，新兵们急于游览和熟悉大武汉这座陌生城市，这样的心情越来迫切了。
终于，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我们下到老部队不久，连团支部便组织新战士到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参观游览。
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始建于三国时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飞檐五层，攒尖楼顶，通高51.4米，外形雄伟壮观，古朴典雅。全楼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楹联、文物等，是武汉市的标志建筑。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先后登临黄鹤楼，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使黄鹤楼蜚声中外。像崔颢的《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更是妇孺皆知，广为传诵。
游览黄鹤楼，使我们这群来自农村的新兵，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根本不够用，大家深深地被蛇山美丽的景色，黄鹤楼的雄伟壮观所吸引，兴奋地跑上跑下，听讲解、抄楹联、拍合影，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汗流浃背。我也把黄鹤楼的概况、诗词楹联抄写了一大本，收获颇丰，为后来写文章积累了大量资料。
听连长介绍，我们才知道，武汉市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统称为“武汉三镇”。而长江武汉段就是一条悬河，悬空在“武汉三镇”百姓的头上，因此，每年的防汛就象现在的“战疫”一样，任务十分艰巨。
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们了解到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大桥，于1957年建成，主桥全长1156米，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
1956年6月，毛泽东主席到武汉，第一次游泳横渡长江，当时大桥已初见轮廓，他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其中广为传诵的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描写武汉长江大桥的气势和重要作用。
参观武汉长江大桥，使我们大开了眼界，桥的宏大和完美令人赞叹不已。战友们纷纷与大桥合影，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初识武汉长江大桥之后，让我在后来的四年军旅生涯中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因工作的需要，我曾无数次从大桥上经过。每年汛期到来，地方、军队携手抗洪救灾，我们连队总是担负长江大坝的防汛巡逻任务。每当这时，我就会和战友们一起轮换着登上长江大坝，迎着江面上刮来的，带着微微腥气的风，昼夜不停巡逻，观察潮起潮落。有时听到有哗啦啦的水响声音，便赶紧跑过去看看，恐怕大坝漏水，出现险情。这样的工作每年总要干上两个多月，经了风，淋了雨，也磨炼了自己，收获了人生。
而去东湖景区游览是在当兵一年之后。那时我们已熬成了老兵，出军营的机会也就多了。这年秋天，我约上郭治国、赵占国、张水龙、王新廷、柳长江等几位战友，乘座市内公交车来到了东湖风景区。
从公园门口的宣传栏中得知，毛泽东一生钟爱东湖，将其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东湖于1899年至1902年形成湖泊，又因位于武汉市武昌东部而得名，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六倍，也是当时华中地区最大的风景游览区和中国最大的城中湖。
这天秋高气爽，景区游人如织。但见湖水碧蓝，微波荡漾，湖光山色，帆影点点。东湖一望无际的湖面和醉人的景色，让我们这几个只见过水库，从没见过大海、湖泊的农村娃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不知过了多久，郭治国才大声惊呼“好大呀”！赵占国接过话语：“水真深、老鳖只怕有磨扇大”，柳长江说：“鱼只怕也有牛娃恁大”。乡音未改的土话，逗得一群人哈哈大笑。但从话语中，也听出了他们对东湖的赞叹和喜爱。
自此始，每年我们都会到东湖景区尽情的游玩两三次，尤其是战友的父母或未婚妻来部队探亲，东湖必是带他们去游览开阔眼界的的景点之一。
在武汉当兵四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地人的朴实和热情。因部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我们连队还肩负着驻地街道的安全保卫任务。武汉市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每年夏天，狭窄的街道两边便躺满了纳凉的人，我们每天整装列队在人群中巡逻，汗水常常湿透了军装。这时候，就会有市民你递一条毛巾，他端一碗茶水让战士们擦汗解渴，有的甚至把躺椅腾出来，再三拉着战士们的手，肯求歇会再走。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战友赵占国到驻地附近的珞珈山上游玩，在山顶的草丛里，发现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口吐白沫，身旁扔着一个空了的农药瓶，不用说这人肯定是喝了毒药。我俩二话没说，将人抬起来就走。很快附近散步的群众看到了，没人动员，也没人组织，便纷纷跟了过来，像接力赛一样，你背一会，他背一段，硬是将身高体胖的中毒者从1000多米高的山上背到了山脚下的武汉军区总医院，及时抢救脱险。
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让我俩深切感受到了什么是热情，什么是知恩图报。先是《长江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接着是街道派出所送来了锦旗，紧接着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上门表示感谢，再接着是中毒青年和父母来到连里，非要拉着我和赵占国先到家里坐坐，再到饭店吃饭。
习惯用方言把“鞋子”说成“孩子”，把“鞋子掉了”说成“孩子掉了”的武汉人，心底总是那么善良，所做的事总是令人感动。
岁月悠悠，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漫漫人生路，经历多少喜和忧！我也从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成为一个年过半百之人，然而，在武汉服役时留下的情结，始终让我难以释怀。
去年五一长假，我和爱人带着全家来到武汉旅游。放眼观望，城市已今非昔比，变化之大，令人惊叹。但这里曾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那熟悉的景点和街道名字，还有那百听不厌的武汉乡音，再次让我激动不已。
我们游了东湖、黄鹤楼，参观了湖北美术馆、博物馆，逛了汉口商品一条街，在修建一新的军区大门口照了像，就连当兵时想去而没有去成的归元禅寺也进行了游览，弥补了遗憾。几天的旅游，兴奋、充实、愉快！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却让这座城市受到了极大伤害。身在家乡的我，每天都情不自禁的在心里发问：武汉，你还好吗？封城后的东湖、黄鹤楼、归元禅寺没有了摩肩接踵的游客，是否已变得冷清？待他日再回武汉，我将再游“三镇”。我的武汉籍老连长、老排长、老班长、老战友们，你们都可好？等到重逢时，欢聚共举杯，劫后余生，我们的人生将会更完美！
愿这次疫情过后，武汉再无恙，更坚强！
李宏军，赵保镇人，曾经是新闻战线一名老兵。出版有新闻作品集《锦山洛水情》、《洛河边的足迹》、《锦屏山的变迁》。
灵秀师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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