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塵封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是什麼？也就是普通百姓，既然天下興亡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責任，那讀書人更應該關心國家大事。
在明朝中後期，國家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明朝進行了改革，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張居正新政”。在張居正的努力下，明朝的財政稅收、吏治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明神宗親政後，推翻了張居正的改制，使得社會矛盾重重，再加上明朝上層圍繞著皇帝，在一群宦官、權臣、王公貴族之間進行了一場你爭我奪的權利的遊戲，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顯著，而這時候東林黨便應運而生！
01 什麼是東林黨？
無錫人顧憲成本來官做得好好的，可給朝廷上書的時候一不小心把朝廷得罪了，然後被罷官。沒官做的顧憲成回到了老家，整天閒著沒事幹，就拉著弟弟一起把當地的書院維修了一下，維修的書院就是東林書院，然後他就和幾位好友在東林書院開始了講學，也就是搞學術研究。
可畢竟這顧憲成是當過官的，講課的時候可能會給別人炫耀一下自己朝廷裡的所見所聞，然後再把自己曾經的輝煌講給別人聽一下，這一來二去的就會講到自己的治國理念等，然後肯定會抨擊一下當時的社會政治，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東林書院講學的有很多類似他的這種人，也有一些純粹的讀書人，這些人和顧憲成一樣，一邊搞學術研究，一邊發表自己的政治看法與主張。
由於這些人是都會在東林書院聚集，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更有不少人數的成員，還都是些文化人，再加上東林書院原本是這些人搞學術研究的，後來逐漸成為有共同政治主張的人的聚居地，因此，這些人便被稱為“東林黨”。乍一看是有點政治派別和政黨的意思了。
所謂的東林黨。其實就是一群讀書人和一幫官僚，他們一邊搞學術研究，一邊討論一些時政，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呼籲朝廷應該怎麼去治國理政，從而影響時局！說白了就是一些只動嘴而拿不出切合實際的治國之策，和紙上談兵如出一轍。
02 東林黨都有哪些人？
東林黨的領袖人物自然是修東林書院的顧憲成，他原來在明朝的戶部當過官，對國家大事還是很瞭解，由於他淨推薦皇帝不喜歡的人作為內閣人選，因此被罷官；1608年，朝廷封顧憲成為光祿寺少卿，但是顧憲成很有骨氣，沒有接受任命，繼續留在家搞學術研究。1612年，顧憲成於家中去世。他留下了《小心齋札記》、《顧端文遺書》等著作。
高攀龍，他是“東林八君”之一，也是東林黨領袖之一。他在仕途上並不順利，先是彈劾首輔失敗，被貶廣東揭陽，後來乾脆就不幹了，和顧憲成一起講學搞起來學術研究，自然也就是東林黨的成員了。在家講學講了二十幾年，忽然重新被啟用，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個二品大員，不小的官了。人生的最後，他被魏忠賢誣告貪汙，自己不堪侮辱竟然自殺了！
東林黨主要成員除了以上兩位外，還有安希範、顧允成、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這裡不一一概述！
03 東林黨是幹什的？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東林黨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在講學當中自然會涉及到一些社會現實問題，作為讀書人，這是繞不開的話題。他們時常議論如何改變吏治、整治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如何治國等。
他們當中好多人是六部官員出身，因此提出了"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的主張，也有一些人是被宦官搞下臺的，因此提出整治宦官的主張；這些人也十分的重視國家的農業發展，提出國家要興修水利，開荒屯田，多為百姓考慮減輕稅收，最為可貴的是他們主張要加強在遼東的用兵部署，對滿清應當採取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比一些將軍還有要眼光。
這些失意之人身處鄉野之間也憂慮國家大事，但是他們的主張在怎麼好，可他們也只一介平民，如此高調必然會引起朝中當權者的攻擊！
04 東林黨都幹了那些事？
東林黨雖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這一點不如人家張居正。怎麼了
東林黨最為著名的莫過於與宦官集團之間的“黨爭”，他們和其他的政治團體圍繞者朱常洛為皇太子這件事進行了好幾場爭論，當然，由於他們的活躍，也促進了明朝政治多元的發展，再怎麼不行，也算是一種社會監督力量。
這裡我說說黨爭，黨爭歷來都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內耗，浪費國家的政治資源，影響社會發展，搞不好還會出人命，因此歷朝歷代都不會支持黨爭，甚至會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黨爭自然也是逃不過這種歷史規律。
南山居史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微鑑歷史
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繫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繫，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持，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信息”(《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黨非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繫，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結語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信息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1、《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 作者：餘添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2、《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淺析》 作者：劉舒曼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
3、《“‘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作者:張秉國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大黃扯點歷史
按照一般的說法，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平時喜歡評論國事，以清流自居。在儒家話語下，東林黨是正人君子，而且因為與閹黨作鬥爭，在文人之間深孚眾望。雖然東林黨崇尚實學，評議政治，但仍舊陷入明末黨爭之中，乃至與當權派衝突不斷，雖然引起轟動，但也沒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方案，不過徒具虛名，對政治沒有產生太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