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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書點畫中所能體現出來的動靜的關係，傳達出一種生命意識，反映書法家內心情感的細微波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結合，變幻無窮。“樂道”二字，不僅在筆畫上有動靜變化，而且在整個字形上，由於外形的規整程度不同也具有明顯的動靜對比，“樂”字外形變化複雜動感強，“道”字雖讓筆畫動感很強但是整個字的外形比較規整，而整體趨向於靜態。由於受到筆毫彈性、墨水濃度、紙張摩擦力等因素的影響，筆毫之間的相對運動在每一次揮寫中，都對節奏樣式有不同的影響。梁詩正的行書隨意所適，一任自然，散發著一種不同於流俗的素樸平和、蕭散簡遠之氣。在章法上，互相管領，應接照應，且平中見奇，和而不同。
魏碑行書清代時期，包世臣、康有為著書立說，大聲疾呼提倡魏碑，康曾評魏碑有十大美，因此碑學興起。於是乎文人書家紛紛將魏碑的筆法和體勢融入行書中，在行書中融入魏碑的雄強之氣，又將行書的筆法和結體融入魏碑中，於拙樸中注入流暢之態。因此逐步使魏碑行書化，行書也帶有魏意。其代表書家有金農、何紹基、趙之謙、康有為、沈曾植以及近代的于右任等。其中何紹基被稱為七分顏三分魏，趙之謙被稱為三分顏七分魏。
行書中最常用的章法，即縱有行、橫無列的布白。這種橫不求列的布白承上起下，有著無窮之生意。若擺佈得大小偃仰、起伏波動，就能達到緊湊而不紊亂，舒展而不鬆散的藝術效果，當然，布白的方法除此以外，還有長短相參的，即寫橫幅作品時，仿照古人盡牘的格式，每行字長短不一。總之，只要布白合理、藝術郊野好，無做作感即可。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力遒則字之神采、書字氣韻皆足。因此，形勢在握，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有縱橫萬里之勢，則可達鬼斧神工之妙境。這樣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章法的掌握就容易了。
書者介紹：
梁詩正(1697-1763)，字養仲，號薌林，又號文濂子，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朝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擢戶部尚書。上疏皇帝要以節儉為要。乾隆十三年(1748年)，調兵部尚書。次年，為刑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乾隆十五年(1750年)，調吏部尚書。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丁父憂，召署工部尚書，調署兵部尚書。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仍命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授東閣大學士，尋卒，諡文莊。
書法墨像及書法藝術的時代影響：
墨象是重要的書法審美內容，構成了書法作品的生命。線原於道，墨生於氣。筆中有墨，墨中有筆，以筆縱線，妙在以線達情。用墨取象，妙在墨氳攝氣。在書法世界裡，用墨已不僅僅是一種技藝，而成為一種書境，一種人格高下的投射。以一墨之色，蘊萬象之本。書法講究筋骨血肉的完滿，水墨就是字的血肉，只有水墨調和，墨採絢爛，才能達到筋骨勁、血濃肉瑩的審美要求。
書法藝術中本來就有來自文化層面的依託。叢文俊先生說過：“書法以文字的規範之美築基，以藝術的個性之美為動力，二美有相通之處，但個性化的藝術創造往往帶有擺脫文字社會化之共性美的離心傾向，由此產生實用與藝術需求之間的矛盾。中和的標準是在社會政治、倫理、道德規範中確立起來的，它必然也要反映到書法活動當中，用以平衡、消解其實用與藝術需求之間的矛盾。” 在漢字的書寫藝術成為獨立的書法藝術的漢代，這種漢字實用與藝術之間的矛盾就已經很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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