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過程中，有競相爭豔的各種治療方式或藥物，但是目前除外“瑞德西韋”之外，目前還沒有一個藥物是確切會、或者將會經受住嚴格隨機雙盲對照試驗的考驗。當然，選擇性的避免去做這種自毀前程的臨床研究，或者假惺惺做一些無關痛癢的研究，也是可能會絕大多數方法或藥物採取的應對社會關注，又添加粉絲信心的做法。
既然沒有把握，也不大可能或不願意做嚴格意義的臨床研究。那為什麼還要用呢？因為，很多人認為無藥可用，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既然沒有特效藥，那為什麼不讓這些模稜兩可的藥去試試。
無藥可用，不等於非得找點藥給用上去。無藥可用，不等於沒有治療。
很多的輕型患者，隔離或注意保持自身正常免疫能力，一段時間能恢復正常。而對於一些重症，目前已經在做的、或既往其他危重疾病一樣，予以的吸氧、呼吸機支持、血壓維持、營養支持，隔離，生命體徵監測，這些都是有效的、確切的醫學治療方式。
而用不著我們匆匆予以沒有依據的抗病毒、或一些本來就沒有太多證據或嚴格做循證證據的傳統醫藥。從歷史歷次大規模的瘟疫，沒有一個是真正靠藥物來大獲全勝的，都是通過有效的衛生干預，才最終遠離瘟疫。放棄對於藥物的過度迷戀，做好對於新冠病毒的早識別、感染隔離、以及不擠兌醫療資源予以對危重治療。
1.滿洲鼠疫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11 年的滿洲大鼠疫。在最初的鼠疫傳染期間，感染的多數是中國人，但居住在當地的日本人、俄國人卻沒有感染。當時都還沒有抗生素、也沒有疫苗，但是為什麼差別這麼大。才發現，日本人、俄國人在當地更多的是有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知道傳染性疾病的危害和隔離，就主動遠離感染者，並做好洗手、戴口罩等防護。而中國人當時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低，且不相信看不見的鼠疫桿菌，不願意戴口罩、更說不上洗手或隔離防護。所以，感染的人多數為中國人。即使當時公辦的人員，要求強制戴口罩，也是半拉子把口罩戴在鼻子下。
瘟疫中燃燒的房子
當時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留洋歸來的伍連德博士倒逼做的事情就是查明大傳染的原因“鼠疫桿菌”，採取隔離、防護，還有當時驚動朝野的“集體焚屍”。因為發現即使將已經感染的隔離，但是還有有不斷的人繼續感染。伍博士發現，是因為死去的人有土葬習慣，鼠疫桿菌仍可以在屍體與人之間傳播。所以斷然採取焚燒屍體，當時這麼多屍體足足燒了一個月。但是足可見，當時那種“人死為大，入土為安”情景下，阻力也是相當大的。
2.母親們的救星
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塞麥爾維斯（塞醫生）對於產婦因產褥熱死亡的貢獻，那個時候的生小孩醫生更別說產婦，都不知道有消毒這回事。婦產科醫生從屍體解剖完，或者說是生產完一個產婦，就跑來接產另外一個產婦。所以在這裡，即使當時塞醫生所學習工作過的，當時最好的醫院維也納醫院，生產有20-30%死亡率不說，就是生產完渡過一層鬼門關，這個後來就發熱、渾身發爛、惡臭，死亡達30%。當時認為是產婦的羞愧感，或產婦的航髒感導致這種懲罰與惡臭。而就是這位塞醫生，堅持認為，這是由於感染導致的，是由於在接產過程中沒有很好的消毒（當然，當時沒有消毒這個概念）。不過，塞醫生仍在病區艱難測試了讓醫生使用漂白粉溶液消毒接生人員的手和器械，結果這一洗就直接把病區的產婦產褥死亡降低到10%左右。
塞麥爾維斯醫生
你看，這個不是藥物，但是不亞藥物的方式，挽救了多數產婦。所以，塞麥爾維斯被稱為“母親們的救星”。
當然說句題外話，塞醫生當時的處境，非常不被理解，因為觸及到了一些名流醫界的神經。
3.汙水與腐食
而歐洲從19世紀開始，當時還不明確有微生物的存在，但是對於汙水、汙染食物等有一定認識，知道要喝乾淨的水，要處理好大便，不吃腐爛的食物，僅僅這些就大大提高的人均壽命到50多歲，以前可平均只在30多歲的。
4.慢性病
除外感染性疾病，這些非藥物、但是衛生健康處理的重要性。即使慢性疾病，除外藥物之外，糖尿病、高血壓、痛風、心臟病等，衛生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何等重要。比如脂肪肝，還沒有一種特效藥物可以逆轉或對於肝損明顯有效，但是通過運動、或體重降低，就明確會改善肝損害甚至逆轉肝細胞脂肪浸潤。
所以說
無藥，不等於等死。無藥，不等於要忙活著上急於表現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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