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许多长江支队南下干部一样，我的父亲生前极少和我们子女谈论自己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倒是年纪已老的母亲，近年来经常絮絮叨叨的向我们谈起往事。
近日，母亲听说同是沁源籍的长江支队一老干部住进医院，他老伴武阿姨和子女日夜陪伴，自然又说起和武阿姨当年的共同经历……
我的父亲和母亲同是山西省沁源县中峪乡的，但因我母亲家在十几里外的一个叫乌木的偏僻小山村，彼此在成亲前并不认识。父亲于1944年参加了抗日战争，于南下前与母亲奉父母之命成婚。母亲至今提起这桩亲事，还时时竖起三个指头：我是16岁被三担小米换到你吴家的。父亲在婚后仍然奔波于太岳区交通（邮政）系统，母亲在我家资助下，报名来到离城关不远的一个叫南石的村子上高小（县一民高）。母亲回忆：她和武银环在此成为同学，在一个窑洞的女生宿舍里住了两年多，由此成了”闺密”。
那个烟熏火燎的大窑洞里，一排大炕住着十几个来自县里各地的女生。所谓上课的课桌椅，全是师生们从河滩搬来大大小小的石头，垒起来，权当石桌、石凳。当时在这所学校的，还有她们的学姐史文兰（后参加长江支队南下），“同届”的张菊仙。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地方，这群女生度过了一段青葱岁月。
在她们高小毕业后不久，长江支队南下。母亲则在1951年初“南下”与父亲团聚的过程中，有了一段一波三折的经历。
1951年春节前，母亲接到父亲发自福州的信，让她和长江支队家属一起集中来福建。母亲听说乡区公所贴出南下干部家属名单后，急忙去看了，却没有名字。当晚，我爷爷和我大伯（沁源乡音：老达）在油灯下商量了一晚上，最后决定：不管公家名单有没有，不能误了这团圆机会，让我妈带上信去！
第二天，我大伯专门去区信用社贷款四十元，作为我妈的盘缠（路费）。母亲就这样惴惴不安地，揣着父亲的信和贷来的四十元到了县里。
县里的人看了信，对我妈说：名单上没有你。你既然要跟着上太原，要是到了太原还是没有你，你只有回来。路费自己掏！后来得知，成建制从沁源出发的，是南下后接管邵武的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而父亲那时是从地处阳城县的太岳区机关统一组织南下，沁源名单所以没有他。
1951年的大年初五，车辚辚，马萧萧，一队骡马大车碾开一尺厚的大雪，形成两道泥泞的车辙，从沁源驶向平遥。母亲和武银环，两个不到20岁又从没出过远门的年轻媳妇，和张菊仙等众多长江支队家属，裹着头巾，穿着臃肿的棉袄，顶风冒雪，颠簸在这些“南下”的骡马车上。
一路上，母亲忐忑不安，武银环不断为我妈打气鼓励：既然你有信就别怕，一定会有你！咱去了太原再说。至今忆起，母亲十分感激她。
到了太原，从福建前来接应的同志接过母亲怯生生递上来的信，再看手里的名单（母亲记忆犹新：“当时心里蹦蹦跳”），随即朗声说: 有有有，省民政厅的。母亲的心，才一下放了下来！
辗转千里，地冻天寒，转而到了南国春意盎然。她们来到福建后，各自和自己丈夫团聚......
那天在厦门第一医院高干病房，武阿姨还记得我妈的小名叫完娥。我问武阿姨：高小有个老师李廼智，是我二姨夫，有印象吗？她立即说：校长兼老师是李廼智，很有才，人很好的。回忆当年大年初五离开沁源时的情景，武阿姨两手张开比划：“我们坐着骡马车走的时候，这么厚的雪。”……
此忆虽不为华章，岁月仍可成旧念。一晃数十年，当年颠簸南行的小媳妇，如今熬成了垂垂老矣的老奶奶。母亲看着我们长大，看着第四代也在茁壮成长……长江支队的许多家庭，都有着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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