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隨著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國人把目光轉移並集中到了國外，發現外國領導人們正在重複犯著武漢防疫早期所犯的錯誤。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同樣的錯誤之所以被不斷重犯，其後面有著共同的邏輯。
首先是領導人們對經濟發展的擔心。
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人類的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分工之後，只有進行商品（包括服務）交換，才能實現每一個人的勞動價值。商品交換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沒有商品交換，就不會有經濟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就會下降。但商品交換是以人的相互接觸與社交為基礎的。如果限制了人之間的交流，實際上也就限制了商品的交換，意味著經濟就會衰退。
領導人的政績向來是以GDP來衡量的，GDP增長快，說明其領導能力強，就越受老百姓的歡迎和支持，GDP增長慢，或者負增長，說明領導無方，就有可能被老百姓拋棄。自打人類社會進入市場經濟模式後，就一直遵循這樣的施政邏輯，當今的領導人絕大多數已經習慣了按照這樣的邏輯執政。
新冠肺炎是一種人傳人的呼吸道傳染病，防止疾病蔓延最有效的方法是限制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保持人與人之間足夠遠的距離是防止病毒從一個人的呼吸道進入另外一個人的呼吸道最有效的方法。但這一點恰恰與市場邏輯相互衝突，這是導致各國領導人遲遲不敢採取嚴格隔離措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各國領導人們普遍輕敵。
新冠肺炎作為呼吸道傳染病，與流感確實有相似之處，於是，很多領導人便把這種疾病當作他們熟悉的感冒來看，他們覺得，既然是重感冒，就沒有必要太當回事。
但新冠肺炎與既往年年都流行的流感真的不一樣。
第一個不同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遠遠比流感多。流感年年流行，很多人體內已經有了流感病毒的抗體，感染過的人已經對病毒有了一定的免疫力。雖然流感病毒變異性比較大，但患過流感後，短期內對特定的病毒是有免疫力的。因此，有相當數量的人對流感病毒有抵抗力，即使病毒進入了有抵抗力的人的呼吸道，也不會發病，會免於感染。但對新冠病毒有免疫力的就只有目前感染並治癒的幾萬患者，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對這個新感染人類的病毒缺乏免疫力，都有可能被感染。
第二個不同是流感有疫苗。接種疫苗是預防傳染病最好的方法。雖然導致流感的病毒不止一種，病毒也容易變異，但接種流感疫苗在特定的時間對特定的病毒是有預防效果的。實際上，有不少國家每年都會免費或者自費進行流感疫苗接種，對流感的預防效果還是明顯的。但新冠肺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疫苗，最樂觀的估計，疫苗研發成功需要一年左右。但沒有人敢保證疫苗一定能夠研發出來，也沒有人能準確預測疫苗研發成功的時間。所以，用接種疫苗來控制新冠肺炎流行短期內沒有任何可能。
第三個不同是新冠肺炎比流感傳染性更強。從目前報道的資料看，新冠肺炎有很強的傳染性，如果再考慮到絕大多數人是易感人群，意味著如果任其自由傳播，短期內就會有很多人患病，出現疾病的“爆發”。
第四個不同是新冠肺炎比流感病情重。雖然80%左右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輕症，可以自愈，但20%左右的是重症，需要住院治療。從表面看，重症比例不算高，但如果短期內有很多人感染，重症患者的數量就會倍增，醫院的救治能力再強，也沒法應對“爆發”增長的大批傳染病病人。
第五個不同是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遠高於流感。兩者之間的差距在十倍左右。另外，雖然新冠肺炎死亡率比例不算很高，但因為感染的基數有可能很大，架不住人多，如果感染率高，死亡的人數就會大幅攀升。與此同時，死亡率還與醫院的救治能力有關。床位充足、設備條件好、醫生技術水平高、護理能力強，如果具備上述條件，死亡率會大幅下降，我國醫療條件好的省份和德國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相反，如果床位不足，救治力量不足，則死亡率會大幅攀升，武漢早期和現在的意大利就是明顯的例證。
所以說，新冠肺炎與普通流感真的不同。
因為怕對經濟活動影響太大，懼怕出現經濟衰退，同時又輕敵，導致了武漢早期和現在的各疫情爆發國家在採取行動時多數慢了半拍，大多處於被動狀態，即使歐美大國也一樣。
中國防疫中後期能夠果敢採取嚴厲的隔離措施，與十七年前經歷過非典有關，也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有關，更與政府的動員力有關。
韓國人做的好一點與曾經經歷過MERS有關，有過教訓比沒有教訓強。儘管武漢早期有些人忘記了SARS的血的教訓，但多數中國醫生對SARS記憶猶新。
中國超過半數的人是農村人，短期限制活動對生活的影響有限，即使城市人短期限制活動也能耐受，容易適應隔離在家不工作的“原始生活”，因為現在相當數量的城市人來自農村。發達國家的人完全習慣了現代商品社會的生活，難以適應“原始生活”。
最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而那些反應慢的國家的領導人和領導武漢早期防疫的當地領導人，要麼缺乏智慧，要麼缺乏勇氣。這一點，等疫情過後，全世界的老百姓會給出一個客觀的評價。
閱讀更多 郭樹忠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