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前後的三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極其動盪的時期。這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轉折，兩漢時期儒學佔據統治地位，但思想禁錮越來越嚴重。三國魏晉時期儒學禁錮崩毀，文化界出現了自由和開放的局面。

政治與文化一向是相互影響的，建安二十二年是魏晉文學的一個分水嶺，此之前的建安風骨代表著當時政局下的士人群體的意向和抱負，此後的魏晉風流同樣也折射了當時政局的狀況。

一、建安風骨

鍾嶸曾在《詩品·總論》中這樣評價建安風骨，"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禎、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

1、建安文學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這時期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㻛、劉禎)與女詩人蔡文姬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詩體大多采用五言形式，詩的風骨以遒勁瀟灑著稱，而且普遍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這就是歷史上獨特的建安風骨。由於詩人群體都生活於河洛大地，所以詩人的創作風格都與河洛文化密切相關。風骨是我國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自南朝以來，風骨一直都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至於建安，取自於漢獻帝在位期間的最後一個年號，但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人是曹操，所以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作建安文學。

2、建安風骨

風骨一詞多用於對魏晉南朝時期的人物評論中，風指精神氣質，骨更偏向於骨骼形態，現實中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合稱風骨。在詩文中，風代表了內在的能夠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文章因風而生動鮮明，它與文章的內容情感有關，但並不代表內容和情感本身。骨具體指文章的表現力，它直接體現在詩文語言中。

3、美學內涵

• 人生苦短的哀嘆

東漢末年，群眾割據，在當時掌握話語權的絕對不是大部分文人。恰逢戰亂瘟疫，民不聊生，建安文人見此產生了對社會的感嘆，但更多體現的是作者對短暫人生的不甘，對政治抱負為實現的不甘。比如《龜雖壽》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建安文學中的很多作品都展示出了作者對於更高人生價值的追求，但無奈歲月老去，世事無常。

• 政治理想的高昂

亂世出梟雄，在這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凡有能力者，誰不想為自己打拼個前程。東漢末期的戰亂雖讓文人無安定日，但這也給文人提供了建功立業的機會。依靠自己揚名古今成為了文人的共同理想，縱觀三曹七子的詩歌，曾多次出現了悲風、慷慨等詞，這是那個時代所賦予的，文人不甘心只做政客的錦上添花，也想讓自己的聲音能夠被時代聽到。

• 個人色彩的鮮明

建安是文學史上及其輝煌的年代之一，這個時期詩歌的成就是巨大的。漢末社會動亂，儒家正統地位受到了兵、法、名、縱橫等思想的衝擊，文人的思想不再只侷限如儒學，文人能夠"興會寄情，直抒胸臆"，思想中心真正落實在個人而不是環境，在內心而不在於環境，在精神不在形制。建安文人以全新的視角反思自我、重建自我，魯迅先生稱這是"文人的自覺"。

4、建安文學的影響

建安文學的出現對於後世文人創作來講影響巨大，曹操文章中的灑脫之風影響了魏晉文人的詩風及生活作風，比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這篇文章諷刺了詭秘的官場仕途，很明顯有曹操文章中離經叛道的氣息，還有田園派詩人陶淵明，他《五柳先生傳》中的任性自然亦有曹操文風的影子。王粲和曹植的抒情小賦影響了南朝辭賦的創作，雖後世對建安風骨並沒有完全繼承，但多少保留了建安辭賦的傳統。

作為東漢末年的文人群體，他們所生存的環境並不是最完美的，甚至很多時候文人的創作慾望都是被壓抑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此自怨自艾，而是化悲憤為文章中的曠達。建安文學所流露的不羈、直率，不僅為黑暗的時代增添一抹光彩，而且為後世文人樹立了人格典範。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戰亂頻繁人民苦不堪言。政治上司馬集團擅權，大肆屠殺異己，可謂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在此複雜的環境下建安文學的文學家們活得最清醒，他們並沒有因時局艱險而退縮。他們哀嘆世事的無常，感嘆政局的黑暗，但並沒有選擇逃避。他們在詩歌中揭露政治的黑暗，表達自己積極入世的心境。對於政局他們並不甘心做一個旁觀者，三曹打破束縛掌握證據，建安七子用文字抒發憤慨，這比在幻境中自我麻痺強太多。

二、建安二十二年

這一年對於政界來講或許沒有什麼值得提起的事，但對文學界來講卻是獨特的一年。史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來記載這一年，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建安七子在這一年畫上了句號。陳琳同王粲一起，在跟隨曹操出征的路上死於瘟疫。另外三位徐幹、應㻛、劉禎也因瘟疫死在了曹操的大本營鄴城。除了文人群體外，東吳的大臣魯肅也於二十二年病逝，司馬集團的司馬朗也因探望得疫士兵去世。達官顯貴在疫情中尚且如此，何況那些既受戰亂侵擾，又要抵抗疫情的普通大眾呢。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後退出了文壇，從此之後的文章現漢代文人家國天下情懷的更是少有，魏晉士人的脊樑被這場瘟疫壓垮了。

建安七子成為了文壇絕唱，自此之後中原文人的文章中少了對天下的關懷，慷慨豪壯的氣勢折損大半，一些悼亡與自憐的文章接連出現。文人群體不再過多關注於政局與平民百姓的生命，把注意力都轉移到了自己的生命和飲酒作樂中。

三、魏晉風流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魏晉文人的行為是放蕩不羈的，他們飲酒作樂，在文章中肆意幻想。但當你以為他們沉醉在如神仙般逍遙自在的生活時，你就會忽略他們眼角深沉的淚水與內心的複雜。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1、從《世說新語》中解讀魏晉風流

不同的人品讀《世說新語》，感受是不同的。這本書記錄了人物個性的空前解放、朝野政壇的得失、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支撐這些歷史事件的，是這個年代人們反思出的道理。在這期間，文人追求理想人格，崇拜自然直率，他們憤恨仕途的不公卻又不甘避世的寂寞。《世說新語》雖是小說集，但有著筆墨清簡，點到為止的特點，它創造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故事，記錄了許多典籍。魯迅先生稱讚其"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

• 放心縱情

魏晉以來的文人皆有不同的嗜好，王羲之愛鵝，王粲喜歡驢叫，王融獨愛酒。這些愛好，在許多人眼裡是配不上文人的風度的，但他們不僅沉迷而且毫無掩飾。《世說新語》的任誕篇中還記錄了許多名士的獨特行徑，他們並不是想借此突出自己的獨特，這也不只是名士作風，後人將此理解為心性使然。魏晉名士的種種行徑無不昭示著一種獨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他們生於亂世，對儒家名教的虛偽嗤之以鼻，但迫於統治者的殘暴只能明哲保身。"竹林七賢"崇尚老莊、酗酒迷醉、傲嘯山林、避世的行為引領了一種率真任性、開闊放達的風氣，他們雖違背傳統的儒家名流，但不失為名士。

《世說新語》是魏晉風流的真實寫照，它以生動雋久的語言記錄了魏晉的精神風貌，士人群體以縱情山水、嗜酒如命、沉迷清談等為外在表現形式，以超凡脫俗的魏晉精神為內核鑄造了一個精神自由、感情濃郁的時代。魏晉之美，在於魏晉名士的行為方式、價值取向、人生追求、審美理想，這對中國美學、思想史和人文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

• 時代的悲哀

《世說新語》既是魏晉的真實寫照，那就不該漠視魏晉的弊端。後人豔羨魏晉名士的狂放不羈，但這些不一定出自名士本意。魏晉名士所展現出來的一切都是由時代逼迫的。在那個官以過問政事為恥的年代，行為放蕩肆意反而成了風氣，這是後世社會難以複製的。

魏晉風流背後所掩蓋的，是社會的悲哀，士人在盛行的清談會上討論的大多為老莊思想，可這種避世的行為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嗎？只是他們對時代的抱怨無奈太多，氣性又過於剛烈，在自身力量不夠強大時他們只能追求達到老子眼中得道者的境界，他們內心清醒現實卻在逃避，這是士人群體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2、士人的狂歡與沉淪

此時的魏晉南北朝，用一個亂字就足以概括。司馬家與曹家的紛爭只是亂世的開始，在這個後人不願意提及的年代發生了太多事。戰亂讓皇族的權力岌岌可危，士族權力擴大讓儒家權威地位受到衝擊，已經佔據主導地位的士族日益不思進取，又極力控制壓榨文人使華夏文明受到了衝擊，此時的時代是病態的。

"死亡如風，常伴吾身"，從永初元年到漢獻帝時期，天下就沒有太平過。雖然瘟疫等天災不能避免，但造成文人生活疾苦的是人禍。黨錮之禍使一批文人成為刀下鬼，儒家士族損傷大半，在這種環境下士人對死亡並不是不恐懼，而是麻木。

淺觀魏晉名士，我感到嚮往。王謝世家的風度很優雅，士人蘭亭下曲觴流水意趣十足，人們談論佛經、老莊，在酒中醉生夢死。剖析魏晉名士，我只覺得荒謬和同情。身為名士不為天下學子做表率，反而沉迷飲酒作樂，嗜好五石散，這種清談讓我覺得毫無意義。當時的政局可謂"

3、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是指打破兩漢時期所建立的三綱五常、君權神授等思想禁錮，任自然是指放棄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用道家無為思想重新塑造人格。恰逢亂世，傳統的儒家思想不能保證統治者為政以仁，儒家思想不能讓士人群體生活安逸。多種因素下士人開始反思老莊思想的正確性，開始追求自由無為。

4、終為時局所累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魏晉名士也曾掙扎過。嵇康一曲《廣陵散》謝絕天下，山濤出仕、陶淵明在仕途歸隱之間徘徊最後看開歸於田園。無奈時局動亂，王謝一類的家族都不能自保，名士選擇獨善其身有什麼錯。名士風流，說是風流，其實是一種清醒的痛苦。對於他們來講，藥石也好，寄情山水也好，只是排遣痛苦的方式罷了。

總結

建安文人與魏晉士人群體的生活年代大致重合，但兩者給世人展現出的精神風貌卻有很大不同。建安時期雖戰亂頻繁，但人們並沒有失去對生活、對權力的追求。他們感嘆時局，感嘆人生，他們不逃避問題，像曹氏父子從不對時局有過多無奈，他們的一生都在與時局做爭鬥，文學作品所體現的也是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

反觀建安二十二年後興起的魏晉風度，世人承認這是中國文學歷史上無法再重現的輝煌，但這其中隱藏的苦楚和無奈是文人群體不想重現的。魏晉文人崇尚精神上的自由，但精神上的自由在當時的政局下是不全面的，這時他們沒有選擇與現實作過多抗爭，他們沉醉於自己給自己織造的環境中，靠酒與五石散來麻痺自己。這種舍大義全小義的做法是小部分人的選擇，但它的確是一個年代的縮影。魏晉名士在精神極度苦悶中選擇放浪形骸，雖情有可原，但卻為後世做了不正確的範例。

如果說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文人思想出現波動的分界線是建安二十二年，其實是有依據可循的，如果不是戰亂瘟疫使原本佔據主流的文人思想付之一炬，那之後的文人群體也不會對這個社會失望至極。

說到底還是時代決定的，自古以來的文人都沒得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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