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冠狀病毒的擴散，日本成為了這場持續的全球衛生危機的前沿國家。冠狀病毒危機將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引發人們對政府應對大流行能力的重大質疑，並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改變日本國內的政治動態和外交日程。COVID-19可能會給安倍時代剩下的時間蒙上一層巨大的陰影。
經濟
冠狀病毒危機在這個特別脆弱的時刻打擊日本，其經濟影響將是嚴重的 。去年10月，安倍政府兩次推遲上調消費稅(從8%提高到10%)，以支付由於人口迅速老齡化而不斷增加的社會保障費用。增稅在政治上總是一個危險的主張，尤其是在日本，過去的增稅導致了經濟的急劇萎縮，1998年和2014年都是如此。安倍政府堅稱，它已經吸取了這些教訓，並已準備好應對措施，使任何經濟下滑都不會持續太久。安倍支付仍然堅定地認為，只有雷曼兄弟式的衝擊(標誌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美國大型金融公司的倒閉)才有理由再次推遲。指望著日本經濟連續五年的擴張，政府在去年秋天繼續提高消費稅。
COVID-19是終極黑天鵝。對日本來說，它帶來了衰退的前景，因為它否定了從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的嚴重衰退中出現v型復甦的可能性：年化收縮7.1%，商業投資和私人消費大幅下降。此外，COVID-19爆發的性質和地理位置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引擎構成了巨大的挑戰。緩解傳染性疾病蔓延所必需的社會疏遠措施，只會進一步抑制消費，抑制商業投資。旅遊業的繁榮(在奧運年達到4000萬遊客的目標)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受到損害。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周幾乎停滯不前，這既是一種需求衝擊，也是一種供應衝擊。由於供應鏈中斷，日本大型汽車公司已經在削減國內一些工廠的產量。
日本不幸的命運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緊隨國內經濟萎縮之後。根據新的事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日本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從0.6%下調至0.2%。但隨著石油市場暴跌、日元大幅升值以及日經指數跌至2萬點以下，前景繼續惡化。
政府執政能力
日本公眾和其他公眾一樣，最關心的是政府在應對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方面的能力。日本目前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已超過1000例，其中大多數(700例)來自鑽石公主號遊輪。船上的檢疫工作受到了嚴格的審查，越來越多的報道稱，鬆懈的操作規程破壞了控制船上疾病的努力，而且可能是在乘客下船後。
關於旅行限制的決定也存在爭議。數週以來，日本政府只對來自疫情中心湖北省的中國遊客實施了限制，直到3月9日，更嚴格的邊境控制才開始實施。此後，來自中國和韓國的遊客只能在兩個指定機場降落，必須進行兩週的自我隔離，旅遊簽證也被暫時取消——此舉引發了韓國的強烈譴責。
隨著社區傳播案例的不斷增加，以及對COVID-19的測試緩慢，政府採取果斷行動的能力出現了更廣泛的問題。
毫無疑問，安倍團隊提升了日本的行政決策能力：首相辦公室就像一個“控制塔”，馴服了地方官僚的地方主義，併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日本的國家安全威脅提供政府整體的應對。
但是COVID-19讓這些結構變得糟糕。首先，它需要傳染病專家，而不是官僚來領導，而且日本沒有一個類似疾病控制中心的組織。但它也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事實上，政府發現現有的法律框架存在缺陷，轉而推動一項新的特別緊急狀態法，該法案將於本週投票表決，進一步推遲了更有力的行動。
政治
危機總是有後果的，而COVID-19已經在日本的外交日程和國內政治動態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安倍首相已經是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但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如果自民黨在2021年之後給安倍第四個任期，任期可能會更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統大選成為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安倍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就是成為“特朗普的密語者”——保護日本免受一個對聯盟和貿易持懷疑態度的總統所帶來的風險。但更直接的情況是，公眾對安倍政府應對冠狀病毒的反應不再抱有幻想(過去幾周公眾支持率下降了8%)，這為安倍的對手和自民黨內可能的繼任者提供了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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