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據日本共同社對405名國會議員進行的調查，有310人支持安倍，佔76%，支持前幹事長石破茂和總務相野田聖子的，分別僅為24人和2人（包括本人）。由此可見，安倍在通往下一任首相的道路上，已“一騎絕塵”。
議員們支持安倍的主要理由，一是“以日美關係為主軸的外交策略”，二是“使日本經濟趨向好轉的安倍經濟學”。然而，日美關係始終是戰後日本外交主軸，從未有變；以“量化寬鬆”和“財政刺激”為核心內容的“安倍經濟學”，也是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宏觀經濟學基本操作，並無新意，為什麼會成為推遲“後安倍時代”來臨的關鍵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以日美關係為主軸的外交策略”，關鍵是“策略”二字。由於1951年9月簽署的《與日本的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沒有獲得二戰主要對日參戰國中國和蘇聯的承認，因此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實際上不是由多邊的《舊金山和約》，而是由《日美安保條約》提供的。自2012年底再度上任後，安倍為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主要表現為在2013年日本《防衛白皮書》提出，“正密切關注美國嚴峻的財政狀況對其‘轉向亞洲’戰略的影響”，並因此開始貫徹“獨立強軍”路線。2015年又通過建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核心的“新安保體制”，使日美之間可以互相提供保護，明顯提升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安倍經濟學”使日本經濟狀況得以好轉，按照安倍在今年“新年賀詞”中的說法，主要表現為GDP的增長和失業率的降低。確實，至今年年初，日本GDP連續8個季度增長，為28年來首次。失業率在2012年安倍再度執政時，是4.2%，而根據今年5月公佈的數據，則是2.2%；創23年來的新低。
實際上，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失業率的降低，同日本外貿狀況的改善直接相關。以日本最大進口國中國和最大出口國美國為例，據日本海關統計，今年1季度，中日貿易總額為764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額為340.48億美元，同比增長14.2%，佔日本對外出口總額的18.5%；進口額423.53億美元，同比增長7.0%，佔日本進口總額的22.8%。雖然日本對華貿易仍有83.05億美元的逆差，但和2012年442億美元相比，顯著縮小。對美貿易，日本則長期處於順差地位。今年1季度，日本對美出口額是342.3億美元，進口額是193.6億美元，順差148.7億美元。
那麼，在“後安倍時代”仍未到來的情況下，如何妥善處理中日關係？我認為，關鍵是貫徹落實雙方再次達成的共識，即“互為協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首先，特朗普已經將奧巴馬時期的亞太戰略，改為“印太戰略”。雖然印太戰略的路線圖並不清晰，但美日同盟似乎出了一點“狀況”。今年7月3日，日本《經濟學人》週刊發表了題為《特朗普式的“交易”衝擊日本》的文章。文章寫道，“以盈虧判斷孰是孰非的特朗普式‘交易外交’，正在破壞美日同盟基礎”。安倍的外交特別助理河井克行也公開表示，“同盟的本質已經變成交易。”此時，中日關係如果再次陷入彼此視對方為威脅的“安全困境”對雙方都非常不利。
目前，雖然日本和歐盟已經結束建立自由貿易圈的談判並發表了聯合聲明，美國也和歐盟也發表了為達成“零關稅、零門檻、零補貼”的自貿協定而努力的聯合聲明。但是，美日之間尚未就此形成共識。最大難點是，特朗普希望建立雙邊貿易關係，而安倍希望建立多邊貿易關係。
中國應該怎麼做？今年5月8日，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在《朝日新聞》發表了題為《使中日和平友好事業再起航》的署名文章，指出“中日經濟互補性很強，在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浪潮中，拓展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造、財政金融、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多領域務實合作有著廣闊前景，兩國企業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擁有巨大潛力”。這就是增強中日經貿合作的方向。
歷史告訴我們，中日“互為協作夥伴”的必要條件，是“互不構成威脅”。但是，正如2017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發佈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所指出的，“2015年以來，中日關係總體延續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勢頭”。當年12月5日至6日，中日外交、防務、海洋安全和經濟等部門，在上海舉行了“第八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雙方就政治與法律、海上防務、海上執法與安全、海洋經濟四個方面進行了溝通和磋商。5月上旬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雙方就建立“海空聯絡機制”達成協議，現已進入協調階段。
總之，無論“安倍時代”還是“後安倍時代”，“互為協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應是雙方恪守的原則。將兩國關係寄託在某個國家領導人身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中日如此，中美亦然。只有這樣，國與國之間才能建立起穩定乃至良好的關係。（責任編輯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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