漾西村一瞥
雲南納西族地區考古發現與研究綜述
木基元
在祖國大西南滇、川、藏三省交匯的金沙江畔、玉龍雪山下，長期生活著一支歷史悠久的民族——納西族，這支氐羌族群的後裔，創造了世界上罕見的象形文字及其所構成的納西族東巴文化。近些年來，在納西族生活的區域內出土頗為豐厚的文物資料，生動地映證了該地區社會生產生活的歷史面貌。
一、“麗江人”的發現，揭開了納西族地區古文化研究的序幕
1956年春，在麗江縣城東南麗（江）鶴（慶）公路11公里附近的漾西木家橋，發現了三根人類股骨化石及一批古哺乳動物的遺骸，經鑑定，認定屬於男性。1964年3月，出土了一具人頭骨，屬少年女性。所出土的少女頭骨被定名為“麗江人”，距今約10～5萬年，屬晚期智人，頭骨形態與現代人十分接近，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
“麗江人”遺址標牌
伴隨“麗江人”出土的大量動物化石，如鹿、牛和雲南早已絕跡的犀牛，標明其地質年代為更新世晚期。並發現了一塊已吸過腦髓的動物遺骸，可能是“麗江人”的殘羹。值得注意的是，與“麗江人”同時出土的一個角器，系鹿角主幹製作，兩邊鑽孔，尚未鑽通，疑為“麗江人”所製造的工具，被認為是雲南迄今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唯一的角器[1]。
“麗江人”頭骨
1984年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衛奇、黃慰文二先生對木家橋進行了細緻的科學考察，發現了二十件石製片，均為燧石製品，包括石片、石球和石核。這批石製品材料雖採自地表，但從所採集的位置及本身的染色體和附著物來綜合研究，他們斷定為確切地層裡的產物[2]。
“麗江人”化石地點迄今已發現的石製品，其巖料廣泛分佈於麗江盆地四周古老岩層中，可以確定為上更新統地層裡的產物，類型較簡單，但這是中國西南部橫斷山脈地區一批不可多得的舊石器材料，特別是當中數量較多的石球，對研究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有較強烈的影響。
“麗江人”遺址出土的石球
“麗江人”出土後，學者們作了精心的研究，並持之與四川資陽人、廣西柳江人作了比較，發現了“麗江人”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如額面上部扁平程度及最小額寬等等，都強有力地證明了數萬年之前西南地區的古人類與內地古人類某種內在的聯繫。在“麗江人”化石地點發現了在國外普遍存在，但在國內只有華北一帶才有的石球，這種出現於舊石器時代的遺物，又作為某種文化聯繫的一個重要紐帶，對西南舊石器文化與華北地區的密切聯繫更增強了新的證據。
“麗江人”的發現，擴大了中國西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分佈範圍，充分論證了西南地區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
“麗江人”遺址出土的鹿角
二、星羅棋佈的新石器文化
1958年，雲南省博物館在維西縣戈登村發現了新石器洞穴遺址，發現灰土和大量獸骨，採集到石器、陶器、骨器等，其中石器多為磨光，有石斧、石刀、石箭鏃、石針、石球、石飾品等，陶器有夾砂深灰及夾砂褐紅穿孔陶片、網墜等，在骨器中還發現有磨光骨管及骨鑿各一件[3]。1964年，又在寧蒗永寧鄉皮匠村採集到了一批新石器，多為長梯形石斧。
近十餘年來，文物工作者先後在麗江金沙江沿岸的石鼓、巨甸、熱水塘、老八課、永勝馬軍河、寧蒗金錫、四川鹽源等地都發現了新石器文化遺物，尤以麗江縣大東鄉熱水塘、老八課採集物較多，且特徵較為突出。
大東熱水塘等地出土的新石器（轉拍自玉龍縣委縣政府編《玉龍往事 紀念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成立五十週年》）
1982年底，熱水塘村村小背後的崖壁上，發現了一塊古生物化石，經鑑定屬於鹿類下牙床化石，其年代不會晚於四、五十萬年，其地質年代即新生代第三紀，也即生物的哺乳動物時代。1984年，在同一地點又挖掘到結合在岩石內部的古生物化石，岩石表面尚存火炭灰燼，一刮便出炭屑，據地質工作者鑑定為木家橋間冰期的石灰華。
1983年10月，由省、地、縣三級文物幹部組成的麗江地區文物普查隊在該兩處遺址考察時，採集到了11件新石器文化遺物，其中石斧9件，石錛與石鑿各1件，均為長梯形，多選用河灘鵝卵石磨製而成。據研究，與元謀大墩子出土的器物相同，應屬於金沙江中上游新石器文化類型[4]。
在離縣城140公里的西北隅巨甸古渡，文物工作者採集了三件紅銅斧，火候不高，空心，皆採自地表，又在附近陸續採集到幾件石斧，無其他共存物，尚不能確定是否屬於金石並用時代，但它給我們對納西族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資料。
1990年，麗江縣九河鄉龍應村的社員向文博部門捐獻了一顆石器時代的骨針，表明了在新石器時代該地區已有了漁獵經濟的萌芽。
納西族地區各處所採集到的新石器，多為石斧，石質不一，從其器形、風格上來看，與元謀大墩子、賓川白羊村同屬一個類型，可以看作是某種文化的內在聯繫。
三、青銅文化的重要發現
納西族地區的青銅文化是洱海文化、滇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兼容幷蓄的結晶，石棺葬和銅鼓是極其重要的兩個發現。
1.石棺葬文化的發現與研究
石棺是我國古代邊地民族常見的一種葬具，它出現於新石器時代後期，經歷時間最長且達到鼎盛的階段是在銅器時代。它通常是挖一個長方形的墓穴，用石板鑲邊，再放入隨葬品。近二十年來，這種以石材作為葬具的獨特墓葬陸續發現於我國西南部橫斷山脈地帶、金沙江河谷納西民族居住的地區，文物工作者對此進行了多次調查，並作了初步研究[5]。
五十年代初期因平整鳳山坡作石鼓糧管所地基而挖到了一座石棺墓。自七十年代開始，特別是1984年以來，先後在德欽納古、中甸尼西、麗江古渡、格子、紅巖、石鼓、桃花、大具、長水、永勝濤源、河口、華坪灣潭、四川木裡、鹽邊、鹽源等地發現了一批石棺墓。
綜合這批石棺墓的共同特徵是：墓地一般都在瀕臨江河的緩坡上，背後是連綿的山脈，墓向多為死者的頭部枕著山嶺，腳向江河，墓四壁多用規整的板岩石砌築，有蓋無底或有蓋有底，棺長一般為150～200釐米，寬50～150釐米，高40～60釐米，依據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多寡不一地隨葬一些器物，從葬式觀察較為豐富，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直肢葬、解肢葬和二次葬等等。
格子石棺墓出土器物（轉拍自玉龍縣文管所編《麗江金沙江河谷石棺墓調查》）
從以上墓地出土及採集到的器物，主要為銅器，陶器次之，有個別墓中也發現石器。
銅器中主要為兵器，以劍、矛、削及車馬飾為代表器物，如洱海文化的典型器物，“山”字格青銅劍、滇文化的銅柄鐵刃劍、莖首作雙圓餅劍及曲莖劍，與內蒙古杭錦旗、和林格爾、河北懷來和永勝金官所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同，對稱半環耳的柳葉形矛也與遼寧寧城南山根石槨墓所出者相似，其他如銅鐲、銅泡、刀削與滇池文化、北方草原和東北青銅文化之間皆有一定的承襲關係
陶罐中以雙耳罐居多，多為大鋬耳，上接口沿，下接肩腹，亦即齊家文化的主要代表安福拉式雙耳陶罐。這些雙耳陶罐與德欽、四川茂汶及甘青地區齊家文化所出土者相似。
納西族地區石棺葬文化同西南地區各地的石棺葬文化一樣，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如大具採集到的銅鉞就明顯地帶有中原文化遺風，所受到的北方草原地區甘青文化的影響就更為強烈。眾所周知，青海、四川交界上的橫斷山脈歷來是南北民族通行的走廊。“若將青海湟中地區的文化與石棺葬文化稍加比較，可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先後承襲關係，如卡約文化的骨管、銅管、銅泡和常見的雙耳罐等，是與石棺葬文化的同類器物甚相似的，聯繫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與西北地區馬家窯文化的相似，則對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的古羌人南移一支的分析，應該是能夠成立的”[6]。顯然，這一地區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區草原文化為主要特徵，並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和溯金沙江不斷北上的雲南原始文化。從年代上推測，目前經過碳14測定的僅有德欽納古石棺墓，為2900±10年，此為上限，從銅柄鐵劍、車馬飾物及海貝等作比較，其下限可定為西漢中期。
2.銅鼓的發現及其研究
1975年雲南省博物館在楚雄市東南萬家壩發掘古墓葬中，發現了距今約2700年的四面銅鼓，學術界認為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古老的銅鼓，並定名為萬家壩型銅鼓、
1986年4月，在麗（江）永（勝）公路77公里側嚴家菁，永勝縣金官鎮軍和辦事處一農民在開挖承包田時發現了兩面銅鼓及一隻銅杯，據研究是萬家壩型，為春秋末期至戰國初年的文化遺物[7]。
1988年底，四川省涼山州文物工作者在川滇交界的鹽源縣雙河鄉毛家壩村石棺葬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面戰國時期鑄造的萬家壩型銅鼓，其鼓面紋飾似與古代祭祀中的“祝殖”有關[8]。
四十多年來的考古發現足以證明：雲南是世界銅鼓的重要發源地，迄今為止出土的萬家壩型銅鼓只有20多面，永勝、鹽源銅鼓的發現，充分證明了雲南型銅鼓的北傳路線。
四、鐵器及南詔等時期文物的發現與研究
1.“蜀郡”鐵鍤的發現
1982年，在與四川木裡、雲南寧蒗隔江相望的麗江縣奉科鄉達增課村，發現了兩面合在一起的東漢鐵鍤，上書“蜀郡”字樣，並有“千萬”二字的合寫字。六十年代初期在四川省木裡縣博瓦鎮發現過“蜀郡”鐵鍤，滇東北昭通梁堆墓中也於四十年代就發現了這一器物，而在滇西還是首次發現。
“蜀郡”鐵鍤（轉拍自玉龍縣委縣政府編《玉龍往事 紀念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成立五十週年》）
根據《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西漢初年“西南夷”尚未開拓時，蜀郡商人便已把大量的鐵工具向僰人中傾銷。漢武帝時開通西南夷，命唐蒙及司馬相如主事修通“南夷道”及“西夷道”，還大量地從內地遷移漢族人口到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自覺地依順了漢王朝統治，接受了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及生產工具。同時向內地交換犛牛、名馬和其他土特產品，互通有無，促進了內地和邊區的發展和繁榮。麗江、木裡等地發現的“蜀郡”鐵鍤就是東漢時期著名的鐵城臨邛（今四川邛崍）鑄造的鐵器，經開通於公元前四世紀的西南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銷往西南夷各地。
2.納西族火葬墓的調查與研究
考古學家們先後在麗江縣白沙鄉龍泉村、白沙村、九河鄉中和村等地發現了一批火葬墓[9]，一般都是人死焚化後取若干骨頭或骨灰放入罐中埋葬，個別墓地表尚存基幢，上書“追為亡人阿××神道”……年款多落明代。葬罐色質多為灰白色，上有花紋，刻有十二屬相或八卦，有的葬罐還有人為穿鑿的孔隙，以便讓死者的亡靈自由出入，個別葬罐相互套用，罐內存朱書梵文，並有海貝若干枚，底部墊有鐵片，與西昌火葬墓墓底所發現的八角形銅飾一樣。
納西族火葬墓還印證了雲南的歷史，成為重要的文物資料。麗江九河鄉中和村火葬墓地，發現了一批大理國時期的殘磚，上有梵文，間夾漢字，上書“追為高踰城和高福善”“高踰城和神道”“高踰城和高政”“追為高踰和及戰亡等”……磚色青或紅，一般高18、寬15、厚4釐米。
地方文物工作者還在麗江金沙江河谷地區的格子、土可等地發現了南詔時期的有字瓦，充分印證了唐樊綽在《蠻書》所寫的一段史實：“磨些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明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南詔既襲破鐵橋及昆明等諸城，凡虜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從而足以證明南詔勢力統治這一地區後，把自己的生產技術也滲透、傳播到了這地區。
寶山州印
1984年，麗江城內還發現了明永曆帝朱由榔鑄造頒佈的“寶山州印”，為雲南所稀見；這枚“寶山州印”，質料為青銅，表層留有銅綠，無附著包裝物，因出土時用板鋤挖開，印柄及印被面有損痕，基本完整。此印呈正方形，邊長7.5、厚度1.3釐米，淨重890克，印柄長8釐米，柄上下均為橢圓形狀，柄尾直徑2釐米。印正面為小篆體“寶山州印”四字，正方形排列，字邊長5.5釐米，印文采用陽刻形式鑄成。印被面除有長印柄外，還右刻直書二行，字體均為正楷，陰刻，其書一行曰：“永曆十年九月 日”，另一行曰：“禮部造”。左刻直書四字為“寶山州印”。印被面正上方，從右至左，還有橫書一行曰“永曆叄仟伍百拾柒號”。
永曆是桂王朱由榔的年號，朱由榔是明亡之後的“南明四王”之一，時間與1656（清順治十三年）也即印文所述的永曆十年能夠吻合，可以佐證鑄造和頒佈這枚印章的地點在雲南省，即證明該印的頒發時間正是永曆帝流亡雲南的時期。明時設麗江軍民府，領四州一縣，寶山州即為其中之一，其轄地即今麗江縣大東、大具、鳴音、奉科一帶，為麗江的重要關口。“寶山州印”的發現，為研究明史，研究永曆帝在雲南的蹤跡提供了有力的物證。
金沙江巖畫截圖
1987年以來，在金沙江著名景觀虎跳峽兩側陡峭的山崖上，麗冮地區、迪慶藏族自治州的文物工作者先後發現了大面積的崖畫，從人物、動物的圖形畫面中，使人們的思緒拉回到了數千年的狩獵經濟時代，一些專家在仔細踏訪之後認為，畫面中那神秘莫測的文字符號，正是那使人驚歎不已的納西東巴象形文字[10]。虎跳峽崖畫的發現，進一步擴大了雲南崖畫發現的範圍，為多角度深入研究納西族的歷史文化增添了重要的文物資料。
納西族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滴水見太陽，使我們欣慰地看到了南方各民族地區不斷挖掘優秀文化遺產，壯大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之縮影！
【註釋】
[1]李有恆《雲南麗江盆地一個第四紀哺乳類化石地點》，《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5卷2期，1961年；雲南省博物館《雲南麗江人類頭骨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5卷2期，1977年。
[2]衛奇、黃慰文《麗江木家橋新發現的舊石器》，《人類學學報》1984年第3期。
[3]熊瑛《雲南省維西縣發現新石器時代居住山洞》，《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10期。
[4]張興永、賀世熙《麗江金沙江流域發現新石器》，《雲南日報》1983年11月9日。
[5]木基元《麗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
[6]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第206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7]木基元《雲南型銅鼓傳播路線新探》，《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
[8]劉世旭《四川鹽源縣毛家壩古墓葬出土早期銅鼓的初步研究》，香港《中國文物》1991年第6期。
[9]有關著述參見李家瑞《滇西白族大葬墓概況》，《文物》1960年第6期；孫太初《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方國瑜《明十和院墓葬考》，《麗江文史資料》第二輯；木基元《納西族地區火葬墓概述》，《雲南文物》1992第1期。
[10]和力民《雲南麗江金沙江虎跳峽兩側發現大面積崖畫》，《新華文摘》1993年第1期。
【作者簡介】木基元，男，納西族，麗江人。西南林業大學社會科學管理辦公室主任、教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83年畢業於雲南民族學院歷史系，致力於民族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已出版專著6部，發表論文100餘篇，2017年主持一項國家社科基金，先後主持完成省(部)級項目6項，獲列“百人百部叢書”，兩次獲省社科成果獎。
發文期次 第273期
執行主編 和志菊
文章原載 《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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