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关于《废都》，我不得不说的一些话

40岁的这年里我干了几件事——常言说40不惑，我却事事令人大惑——之一是写了部《废都》。
《废都》是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的破缺和破缺在运转中生命得以修复的过程。
生活越来越是一把沉重的铁锤，我不知道它打碎了玻璃后能否就锻造了利剑？
我说过，《废都》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也说过《废都》是我“止心慌之作”。
搞写作的人说顺了生命体验之类的话，对我而言，《废都》不仅是生命体验，几近于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过去的我似乎已经死亡了，或者说，生命之链在40岁时的那一节是断脱了。
写《废都》时，我并不刻意有什么目标，甚至准备了不发表出版，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初稿得到身边一些朋友的阅读，竟甚是喜爱，相互轮换，以至惹得许多杂志编辑部、出版社的大编辑家纷纷来索要。
直到越来越多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影视制作家读了全稿，给予热情的祝贺和极高的评价，我惊异不已，我对他们能深切的理解这部书稿感动得双眼潮湿，一个人独坐的时候却扪心自问：是这样吗？
茫然得不知所措。
好的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时空价值上，《废都》既然面市，我注重的是读者的反应，注重的是各个层次上的人对它的热情到底有多少，现在如果还有人读，以后的人呢？
40多岁的人了，是不易太大激动，是能看透荣与辱的，是应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今生今世从事了写作这门工作，面对的就该是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吧。
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混入了名人之列，我一再说成名不等于成功，名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名又常常把我抛入尴尬之地。一部《废都》，传闻说我得了百万稿酬，曾经令我哭笑不得，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如果一部作品能获那么多钱，这钱一定烂贱得连手纸都不如了。
我是个幻想主义者，在我静定思游的时候，我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现实中却蠢笨如猪。我的这种秉性注定了我的创造，也注定了创造的毁灭，是一个悲剧小人。
我写不了纪实作品，也从不善以生活中的原型放大后进入小说。小说家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意象世界，所以我历来讨厌就事论事的作法，更反对任何心态下的对号入座。
因有人喜爱了此书，读后的印象有过《废都》是“当代《红楼梦》、《金瓶梅》”之说，我听后立即制止了，我说，《红楼梦》、《金瓶梅》是伟大的，我还不敢有那个梦想，再说，就是《红》与《金》第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废都》什么都不是，《废都》就是《废都》。
也有人读后说过许多话，什么“一部奇书”呀，“传世之作”呀，“《围城》后最好的小说”呀， “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呀，真诚的鼓励我太激动了，但我也真诚地劝告更多的人万不要期望太高，或许这是一部平庸不堪的书，是一部糟糕透顶的书，各人读有各人的心境和见解，但各人仅仅是各人的。如果要读，以平常心随便去读，上厕所读也罢，睡觉前读也罢，只要读得慢些我就满足了。
对一部书的评价，作者最好不要出来说话，作品既然已成了社会的东西，作者的初衷并不一定就是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许多认识功能、审美功能都是读者重新发现的。
读者怎么看都是合理的，一部书的作用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创造的，想象力是第一位。《废都》的写作时间并不长，但它的酝酿却久而又久，十多遍的提纲折腾得日夜不宁，写时提纲却又全然抛弃，只有了一个大的趋向，然后漫笔写去如水逝之而流。
我的感觉里，“废都”二字有太多的沧桑，又难以言传，西京城如果是中国的一个废都，中国在地球上算什么，地球在宇宙中算什么？
时间到了一个世纪结束前，这个并非特定地域的废都中作为人的心态如何，情绪如何？史诗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欲望（其实哪儿有所谓的史诗呢？），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
但我绝对强调一种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传达。
我喜欢中国古乐的简约，简约到几近于枯涩，喜欢它的模糊的、整体的感应，以少论多，言近旨远，举重若轻，从容自在，在白纸上写写黑字了，更多地在黑纸上写白字。
我关注现实，因为我是平民，平民并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但我又是作家，作家又称闲人，我笑我是半忙半闲过日子，似通不通写文章。正是关注现实，关注生命，我注重笔下的人物参差而不是人物的对比，注重其悲，悲中尤重其凉，注重其美，美中尤重其凄，在无为中去求为，在不适应中寻适应吧。
一部《废都》原本是为安神而作，没想却惹得一片繁嚣，我只有静伏一隅了。今日觅得一块偌大的浑圆白石，安放在那尊仿制的青铜独角犀牛之上，再放一枚同样浑圆的小白石于大石下，要欣赏一个“望月图”的境界的，不知怎么，却冒出了别人送我的半句联语：假烟假酒贾平凹。咳，世上哪里逃得掉一个假字？
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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