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個人的成長經歷來說，我們國家從1976年到今天，變化非常大。今天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整個國家處於物質文明的盛世。同時這也是一個矛盾衝突的盛世，中國的整個環境受到了破壞，更糟糕的是我們的很多秩序被破壞了，就像天津的大爆炸，好像給大家撕開了一個傷口，這是很慘痛的一個現象。
大學，最幸運的是有集中的時間學習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拮据的知識分子家庭，1986年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系。我們這代人少年時期的閱讀非常貧乏，因為那時候我們除了考試什麼也沒有，看課外書會被媽媽打。我記得當時讀到一本金庸的書，才知道原來文字可以寫成那樣子。那時候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人們的思想慢慢開始解放，存在主義和解構主義哲學進入了中國的思想界。
我覺得大學時期比較幸運的是，能夠有一些比較集中的時間去學習。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就是從教室到宿舍再到圖書館。讀的書多了，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而龐大的知識體系。
我的大學就是我的青春期，讀書也影響了我的價值觀。所以現在到大學去演講，總會說其實大學時應該把青春浪費在閱讀上面，浪費在認識更多人、談戀愛上面。大學時就開始創業賺錢，我覺得其實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大學是一個比較好的可以“浪費”的時期，你能夠接觸到你想要接觸的偶像，然後去問他們。
到了大三的時候我有一個機會去認識社會，我覺得那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因為我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就活在一個自己的小世界裡，對國家所有的瞭解都來自於書本。那時有一個機會去用腳丈量社會，我和一個同學想到南疆考察，當時沒有錢，就在報紙上發消息搞眾籌，得到了一位湖南企業家的資助。
我從上海出發，去了江西、湖南、湖北、貴州、雲南、廣西、福建。在湖南的一個縣城，我看到當地一戶農民家裡有三個孩子，卻只有兩條褲子穿；在井岡山看到當地的泥巴房子。從那個時候起，我很少有憤怒的心態。我開始相信這個國家的進步需要各個階層的妥協，需要漸進式地、一點一點地努力。
站在商業的視角，思想才能前進
我畢業後，很幸運地進入柳傳志的公司。當時我就覺得要去企業裡面看看，所以我從1991年開始到現在，從業24年，一直是在商業領域。我見過中國20世紀20年代出生的企業家，像吳仁寶，還有四五十年代的柳傳志、王石，再到現在，很多企業家都是80後。我因此建立了比較寬泛的中國商業常識，看中國在那些時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然後再改正錯誤。所以時間是最好的朋友，能夠讓你在一個寬度上去學習。
我在1996年的時候開始寫第一本書，我對自己講要幹兩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寫一本書；第二，我每年要看書。我們這代人經歷過貧窮，很容易被名和利綁架，要站在商業的視角，思想才能前進。還好我是搞經濟研究的，所以很早的時候就看到了國家經濟發展、城市化發展、貨幣泡沫化。這些事情在日本發生過，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發生過，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可能發生。
我也是慢慢找到寫作方向的，就是企業案例研究，然後我慢慢培養起了自信，找到了寫作的空間，到現在被定義為財經作家。2004年的時候，我去哈佛做了4個月的訪問學者，去做民營企業調研。那時我發現，中國本輪經濟的成長在北美的學者看來非常弱勢，很多經濟發展、產業發展有很多誤判。我想講清楚我們自己能走過來，便以中國的企業變革為軸心來研究。我認為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有3個層面：一是國有資本，一是民營資本，一是外資資本。實際上我們到今天還沒有走出這3個層面。
王石說他總問自己兩個問題，我們這代人從哪裡來？我們這代人的商業精神從哪裡來的？中國人講究傳承，我們這代人的傳承是什麼？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找不到答案。但我認為我並沒有觸及中國的發展史，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變革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工業社會發展史。我通過研究吳敬璉幾十年的人生經歷，看到的是1949年以後中國的一代經濟學家，怎樣用自己的智慧構建命題，然後怎樣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又怎樣有勇氣在他們的豐滿時期重新解構。
所以我用10年時間做了這些事，我寫了激盪、跌宕、浩蕩，這是我寫作的一些體會。
再窮也要站在富人堆裡
現在，我們用手機獲取信息，很多的資訊是來自朋友圈的社交環境裡。即便如此，我發現我還能寫，卻不知道我的讀者在哪裡。我找不到我的讀者，我就想怎樣去訓練人們看書，我開始做一個自媒體的通訊平臺。這個環境非常陌生，讀者卻非常真實，每天都會在後臺看到罵我的數據，各種各樣的，天天被罵，壓力就會越來越大，反應越來越大。我覺得很高興的是中國真的還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相信商業正當前，願意汲取很多的財經知識，讓自己在商業裡面駐足。
這是我這些年來做過、經歷過的事情。最後有幾句話跟大家分享。
第一句話，我們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這是我在大學時就說過的，我是個人主義者，只相信個人，只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後讓自己能夠在思想和經濟上集中。
第二句話，我要分享的是努力，因為我是一個功利心很重的人。
第三句話，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剛聽說這話的時候我覺得很震撼，後來覺得因為當時都是計劃經濟，違法的行為就是改變，要改變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常常認為中國民營企業是制度經濟。
再窮也要站在富人堆裡。因為做商業有一點比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確的財富狀態。長期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中國的經濟階層對金錢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看法。我們說視金錢為糞土，也因為視金錢為糞土，中國五千年的文明中就免不了為富不仁、殺富濟貧。如今，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沒有在公民教育中進行自我教育：人與財富怎樣構成一個正當的關係？如果人一生永遠糾結在財富中，是很難的。我們的老一輩都相信，再有錢還要工作，就是想要知道這輩子到底能賺多少錢。
我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社會中，讓自己能夠過上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甚至更好的生活，是一個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不認為貧窮或者清貧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大概是30歲以後，開始覺得人是群體動物，好朋友見一面少一面，而且好朋友越來越少。人到了成年以後結交好朋友的時間越來越少，會發現很多好朋友是中學朋友、大學朋友，工作後交朋友的成本越來越高，所以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我最大的錯誤，是沒有花光所有的錢。”講這話的是臺灣作家林海音，小說《城南舊事》的作者。一個人要學會花錢，我們在學會賺錢的時候要學會花錢。
最後一句話：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句話是我講給我女兒聽的。我年輕的時候是沒有資格講這句話的，我女兒跟我不一樣，她過著跟我不一樣的生活。當時家裡的想法是她能夠考上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大學就好，但她說喜歡流行歌曲，後來退學，考電影學院。所以我說要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我們的後代不應該像我們一樣緊張，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愛好的東西。
這句話其實也是說給我自己聽的，一個人大概過了中年以後應該讓自己放鬆一下。我覺得在中國，野蠻式的財富暴發年代已經結束了，早年那一代人在商業上的束縛太大了，而我們今天這一代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應該讓生命從商業當中釋放出來，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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