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講故事的藝術。
讀小說，我們不僅要關注其中的人物、環境、情節、主題和意義，更要關注小事的敘事模式。
即小說是用什麼的方式來講這個故事的？
作者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來講這個故事？
作者這樣做，有什麼用意？
餘華的小說《活著》，就是在敘事模式上值得我們品味的作品。
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沒有采用傳統的全知全能的敘事模式，也沒有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結構，而是在文中虛構出一個“我”，通過“我”聽主人公福貴的講述，向讀者來講這個故事。
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在故事中有何意義呢？
NO.1，“我”是誰？
讓我們一起先來對文中的“我”進行分析。
“我”是以比現在年輕十歲的年齡段出現在故事中的。
十年前的“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呢？
“我”的職業，“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
那個夏天，“我”在鄉間過得是“遊手好閒”。
“我”吃著別人的西瓜，吃得自己像個孕婦一樣。“我”喝著鄉間的帶著苦味的茶水，肆無忌憚，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想怎麼喝就怎麼喝。“我”在鄉間“吧嗒吧嗒”的走著，毫無目的。“我”給村裡人講葷故事，唱酸曲。“我”關注的是一些老人與兒媳婦有見不得人的勾當，被兒子打了；晚上，池塘旁邊，兩段赤裸的身體，一段壓在另一段上面；而且，還差一點就得娶一個姑娘為妻，不是“我”非要娶她不可，而是不得不娶。當福貴說他全身都硬就一個地方軟時，“我”會笑著看他的褲襠。
十年前的“我”，生活無憂無慮，到處漫遊。在鄉間無所事事，喜歡聽別人說故事。“我”愉快地聽著福貴的故事，他“對自己的經歷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講述自己”。“我”對男女間的那些事十分感興趣。
“我”的這種狀態，像不像故事中的主人公福貴年輕時候的生活狀態呢？
年輕時的福貴，是個少爺，吃喝玩樂，無所不能，衣食無憂，無所事事地享受著生活，遊手好閒。
十年前的“我”也是這樣。
十年前的“我”是誰？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十年前的“我”就是另一個福貴。
NO.2，十年後的“我”又如何？
奇怪的是，十年前的“我”聽了福貴的故事，並沒有將它記下來。而是到了十年後，到了現在，“我”才重新想起了這個故事。
這又是為什麼？這又說明什麼？
人總是記起自己該記起的，總是想著自己該想著的。
十年前的“我”對這個故事，沒有任何反應，聽完它就聽完了。
十年後的“我”再次想起這個故事，並詳細地將它記下來。
這隻能說明，十年後的“我”在生活中可能遭遇了不幸，遭遇了與福貴當年相似的不幸，所以“我”又想起了當年福貴講過的故事。
作者沒有將這層意思明確地寫出來，但是，作為讀者，作為一個合格的讀者，我們應該能想得到。這叫“曲筆”。不然，文中要一個“我”在十年後將這個故事講出來，有什麼用呢？
可見，故事中的“我”其實是另一個福貴，或者說，在人生遭遇上與福貴有著相似之處的另一個普通人。
十年前，無憂無慮，遊手好閒，吃喝玩樂，無所事事。
十年後，命運的利劍也劈在了“我”的頭上，“我”遭遇了不幸，“我”又想起了福貴，想起了他的故事，想起了那個和“我”同命相連的人。
NO.3，“我”的意義和作用。
分析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回答文章前面提出的問題了，作者為什麼要用——“‘我’聽，福貴講”的方式來敘述這個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虛構一個“我”，有什麼用意？
- l “我”的傾聽，減少了福貴故事的悲劇意味。
我們可以做個假設，如果作者在敘述故事的時候，用第一人稱，或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不用福貴講述的方式，而用福貴“親歷”故事的方式，就像《許三觀賣血記》那樣來寫的話，這個故事將會悲情得多。因為那種寫法極易將人物的情感詳細地表現出來，而且，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更易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主人公合二為一，與故事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運。
但是，現在的這種“福貴講，‘我’聽”的寫法，一方面，由於是福貴的講述，大大地減省了對人物情感和內心活動的展示和發揮（即使這樣，讀者讀起《活著》來，還是感動得稀里嘩啦的）；另一方面，故事中福貴的講述中斷，“我”的出現，也容易使讀者從福貴悲慘的講述中跳出來，再次明確——噢，這不過是個故事。
作者在《活著》的序言中寫到，“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
這種“‘我’聽，福貴講”的故事敘述方式，是可以較好地表現出作者所說的人“對世界的樂觀態度”的。
- l “我”的傾聽，使故事形成了一個“福貴講——‘我’聽，‘我’講——讀者聽”的人生模式。
在故事中，十年前福貴講他的故事時，我無動於衷的聽著，像個局外人一樣。但是，十年後的“我”又想起了這個故事。同樣，當十年後的“我”將這個故事講給讀者的時候，讀者也將這個故事只是當成福貴的故事來聽，全然想不到“我”，想不到“我”此時的心情和感受。
這種“我的故事，別人聽”的敘事模式，多麼像是人生的一種宿命呀。
當別人在講說著自己故事的時候，我們大多是當故事聽。只有當我們的人生遭遇了與其相似的經歷時，我們才會想起他，和他的故事。
這就是人生的宿命。
作者的這種敘事模式，使我想起了魯迅小說中的“看與被看”。
魯迅的作品中常常有許多“看與被看”的人生關係。被殺頭的被圍觀的群眾看著，而圍觀的群眾又被外面的圍觀者看著。
這是真實的故事狀態，也是真實的人生狀態。
餘華的《活著》，運用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又給我們展現了一個關於人生宿命的主題。
- l “我”的出現，增加了故事的豐富性和讀者的聯想。
如前所述，“我”為什麼是在十年後想起這個故事？十年後的“我”是什麼樣的呢？福貴說完他的故事就走了，那麼故事最後的“我”呢？
這些，都會增加故事本身的豐富性和讀者的聯想。
總之，小說的敘事模式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探討的一個大問題。不同的故事，運用不同的敘事模式，其涵義絕對不同。《活著》的敘事模式，帶動讀者的意義也許不只是上述的這些。
寫在這裡，求教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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