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湖南軍閥系列我們要聊的是海軍將領出身的湯薌銘。說到這位仁兄，我腦子裡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恰同學少年》中王勁松老師扮演的那個“湯屠夫”，要說王老師的演技真是精湛，把這個人身上同時具備的陰狠毒辣和儒雅溫潤兩種氣質都完美的呈現了出來，讓當時觀看的我對這個角色印象非常深刻。
湯薌銘（王勁松飾演）
求學生涯
湯薌銘，字鑄新，湖北浠水人，清光緒九年（1883年）生人，幼年時家裡家境不好，好在曾祖父重振了家業（看來生娃生得很早），他才有錢完成學業。1903年他中了舉人，但是小夥子滿腔熱血地想用武力振興中華，選擇放棄去北京參加會試的機會，轉頭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二年因為成績優異被保送去法國留學。
湯薌銘在法國留學時的照片
湯薌銘去的是法國海軍學校，在此之前清政府外派留學生都是“重東洋而輕西洋”，派往日本的留學生最多而往西方國家的少。這是由晚清名臣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形成的政策，彼時張總督一心要將湖北建設成中國的海軍人才基地，加之日本在連續擊敗俄國和中國後一躍成為亞洲的海上霸主，自然就成了他心中不二的海軍人才留學地。
從1906年到1909年，清政府連續三年派遣一定數量的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航海，張之洞之後的湖廣總督端方則主張多向西洋學習，多向德、法、美等國派遣留學生。
法國當時很重視中國的軍事留學教育，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和老對手德國的競爭也不乏增大在華影響力的考慮，總之當時的法國駐華使館在中國各地鼓吹法國多麼多麼好，還向清政府提出希望合作培養軍官的建議。湯薌銘就是這次派遣留學生中的一員。
說起這個法國海軍學校，據研究者們的資料記載，創立於1830年，是當時法國唯一一所培養海軍初級軍官的正式學校，隸屬法國海軍部，一般是不招收外籍學生的，更別說是當時還很落後的中國來的學生。這所學校的地位，大致就相當於海軍教育界的牛津、劍橋，招生標準也非常高，考試科目包括法語、數學以及科學常識，此外還有體育(跑步、游泳)、英語(可免試)，體檢等。
當時國內新式學堂很少，法語教學就更是少之又少，在這樣嚴苛的條件下能夠通過這所學校的考核取得入學資格的學子可稱得上是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上我們至少能知道湯薌銘此人的頭腦是非常聰明的。
法國海軍學校早期是設在船上的，湯薌銘等中國學生都是三年學制，兩年學習，一年實習，可以說，他在法國的求學生涯是完全與大海聯繫在一起的。學校的兵船教學設施齊全，教學計劃周密，人文社科、工程技術、軍事訓練課程都有，各有側重。另外，除了無線電報以外，船上還配備有無線電話這項當時的世界頂尖技術，可以和柏林、巴黎進行遠距離通話，要知道那可是20世紀頭一個十年，手機在我國全面普及也不過才20年的時間，在那時的法國就已經有這樣技術了。
湯薌銘在法國海軍學校的第三年是在大海上度過的，當時的法國海外軍事基地幾乎遍及全球，他與法國同學一起在“杜蓋——特魯安”（DuguayTrouin）號巡洋艦上實習了一年，造訪了非洲、東南亞以及遙遠的美洲大陸等地。
開國元勳
早在法國留學時湯薌銘便和孫中山相識，並加入了其所創立的興中會，但是後來他認為這是個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若是被發現自己會員的身份會給自己的留學生涯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就跑到孫中山住處偷回了自己的入會憑證，並向當時的駐法大使館舉報，但當時的公使孫寶琦未予理睬。
湯回國後進入海軍供職，1910年出任“南琛”艦艦長。次年武昌起義爆發，他奉命前往鎮壓起義，當時北洋軍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人員素質都遠超革命軍，由北洋三傑之一的馮國璋（馮鞏老師的曾祖父）率領的清軍很快便攻陷了漢口與漢陽兩地，革命軍只剩下武昌這座戰略意義極其重要的孤城了。
一開始湯薌銘接到的命令是攻打武昌，後來改成了攻打九江，途中接到兄長湯化龍（後來的北洋政府教育司長）的信，勸他率部起義。湯薌銘隨即聯絡軍中的革命黨人及同情革命的中立軍官，開始謀劃起義，當時艦隊的最高長官薩鎮冰見軍心已經動搖，便以年老體衰為由離開艦隊去上海了。眾人推舉湯薌銘為海軍司令，隨後向武漢進發，在漢口截斷清軍退路，重創其岸邊駐防部隊，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形勢，間接促成了之後南北和談、清帝退位，有些學者把湯薌銘的部隊稱作武昌起義取得勝利的最大功臣。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念及湯之功勞，任命其為海軍部次長兼北伐海軍總司令，湯薌銘成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恰同學少年》中紀督學恭維其為“中華民國海軍的創始人”就是這麼來的。
多年以後，湯薌銘在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我同楚有艦上一個輪機士兵劉倫發交談了幾次，知道他的家眷住在武昌城內，熟悉武昌情形，並且同情革命。我就向薩先生建議，派他去武昌調查革命軍的情況，薩應允了，我便寫好一封給我的哥哥湯化龍的信交劉帶去(我的哥哥當時任武昌革命政府的政事部長)。過了兩天，劉倫髮帶回我哥哥的一封信，用很小的一張信紙寫了幾句話，大意說：武昌舉義，各地響應，革命必成，望策動海軍早日反正，以立殊勳云云。劉倫發向薩先生報告說，武昌革命軍秩序良好，人民亦同心協力要推倒清朝，建立共和，青年學生紛紛投入軍隊，準備作戰，都督黎元洪的司令部設在閱馬廠諮議局裡面，革命政府的職員都能吃苦耐勞，每月只支二十元的生活費；他從漢陽門進城住了兩天，仍從漢陽門出城，出進都有人搜查。薩先生聽了未發一言．只是聽到革命政府每人每月支二十元的生活費時連連點頭。
可以看到湯薌銘自己並沒有說自己當時為何會迅速接受兄長的建議，即刻起義，也許是他很聽哥哥的話，也許是他審時度勢以後覺得繼續為清廷賣命沒什麼前途，總之我是不相信他是“懷著崇高的理想為了中國光明的未來”而做出的這個決定。這是因為在這之後面對袁世凱的拉攏，他的表現實在是讓人無法相信以他的人品會有這樣的覺悟。
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又命湯薌銘率艦隊北伐，到煙臺幫助革命軍光復登州及沿海等地，在這期間湯薌銘所做的事情基本還是符合一個“開國元勳”的偉岸形象的。
鮮血治湘
辛亥革命最終以南北議和，袁世凱威逼清帝退位並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而宣告結束，為了拉攏在此次戰鬥中表現出卓越軍事才能的湯薌銘，袁世凱於民國元年（1912年）11月任命其為海軍中將，湯從此開始為袁世凱效命。
1913年國民黨主席宋教仁遭到暗殺，二次革命爆發，湖南宣佈獨立，但之後革命就失敗了，湖南督軍譚延闓又宣佈取消湖南獨立，這時他已經知道自己被撤職只是時間問題。袁世凱調當時在江西鎮壓革命有功的湯薌銘前往湖南任都督兼民政長，掌握湖南軍政大權，湯薌銘開始了自己對湖南長達兩年零九個月的統治。
1.
湯薌銘之所以在後世口碑如此之差，很大一部分源於其在任期間對革命黨人以及無辜群眾所造成的無數殺孽。只因湖南人民在“二次革命”中異常活躍，湯薌銘認為此地是革命黨人匯聚的地方，只有用雷霆手腕才能“正本清源”，提出“抄、押、殺”三個要點，大開殺戒。僅長沙一地直接或間接死在他手上的無辜受害者就有17000多人，人送外號“湯屠夫”。
數字有時是很蒼白的，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邵陽有一個叫匡互生的學生寫了兩篇文章，其中有兩段對政府的批評之辭，並說“否則，推翻之，改革之”，批改教師在文中多處畫圈，表示讚許。湯薌銘將該中學校長劉武與文章批改教師李洞天叫到署衙質問，隨後更將兩人關押。雖然長沙教育界造成的輿論壓力迫使湯薌銘釋放了劉武，但卻沒有釋放李洞天，原因是湯薌銘決心殺一儆百以震懾革命黨人，對其嚴刑拷打以後，安上一個“施教不端”的罪名後便予以處決。
湯薌銘養了一眾爪牙幫他四處抓捕革命黨人，他給這支四千多人的隊伍起了個名字叫偵探處，還分成天、地、玄、黃四個部分，根據抓獲革命黨人數量給予不同等級的獎勵，從兩百元到一萬元不等。這群人看誰不順眼就給他扣上一個革命黨人的帽子，抓回去屈打成招，草菅人命。比如惡探黎明潔等人見湘潭革命黨人譚志和的遺孀貌美，就對其施以強暴，事後又將譚家洗劫一空，譚母因憤怒而自盡，譚父在被押解途中投江自盡，其弟被判刑入獄。如此種種弄得別人家破人亡之事不在少數。
湯薌銘及其黨羽在抓人時極盡胡攪蠻纏之能事，有時甚至還鬧出抓錯人或是把一人當成兩個人的笑話。比如湯薌銘有一次上報給袁世凱一份有四十三個人的“亂黨”名單，其中有一個名字叫“田丹鳳”，這是當時的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的別號，
這位老兄當時還給湯寫了一封信問是怎麼回事，湯薌銘尷尬地回答是“寫錯了，應該是王丹鳳”，但實際上湖南根本沒有叫王丹鳳的革命黨人。又比如政府通緝邵陽革命黨人楊傑，偵探硬說歐陽乾就是楊傑，對其嚴刑拷打以後硬是判了人家九年徒刑；劉欽實和劉季和明明是一個人，這回卻硬說是兩個人，目的當然是為了看誰不順眼就把這個名字安插上去好抓人。
湯薌銘甚至連已逝之人都不放過，嶽麓山作為湖南的名勝，其中葬有革命黨人，湯薌銘就以他們破壞名勝作為理由，將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的棺木都給掘了出來，甚至連“鑑湖女俠”秋瑾的紀念祠都遭到他的破壞。
至於被抓進監牢裡的人，湯薌銘的手段只有更狠沒有最狠，他任用人稱“活閻王”的華世羲為軍法課長，此人陰險歹毒，慣用酷刑。使用的刑具簡直可以出一本百科全書，比如“鉗指”（就是把竹籤釘進指甲）、“煨烙”（讓人赤腳在燒紅的炭上走）、“針刺”（用鐵針刺入人的下體）以及“雙龍拱手”（用釘子把兩手手指釘在木樁上）。比起日後抗戰時期令人聞之色變的“76號”魔窟也是毫不遜色。
如果說以上的行動還需要找個理由的話，那麼湯薌銘在湖南境內的亂捕濫殺更是連理由都懶得找了。光是在長沙瀏陽門外就一次槍殺了幾十個人，受刑者臨刑時連自己犯了什麼罪都不知道就送掉了性命，他還經常組織“清鄉”行動，每次都成了軍警們趁亂搶劫財物、強姦婦女的“集會”。
2.
湯薌銘其實並不是袁世凱的嫡系，在南北和談時湯薌銘所率領的北伐海軍甚至還對袁造成了比較大的威脅。但袁世凱成為大總統後提拔他為海軍中將，後來又升為海軍上將，除了看重他的軍事才能外，還因為他對自己的“命令”執行的力度之強。像上面列舉的對革命黨人的大肆捕殺，就是湯薌銘向袁世凱所展示的“忠心”，但真正讓湯薌銘臭名昭著的，還是他在袁世凱“稱帝”鬧劇中表現出的比袁大總統還要高的積極性。
要說袁世凱稱帝之意其實萌生已久，但他一開始表現得並不明顯，當時馮國璋還專門問過他是否有稱帝之意，他還斬釘截鐵地予以了否定。但惦記久了袁世凱便忍不住了，開始鼓動文化界的人公開“勸進”，湯薌銘就是在這個時候創立了《民國新報》，大力鼓吹帝制以討好袁世凱。
袁世凱專門成立了“籌安會”為自己稱帝造勢。湯薌銘馬上在湖南成立了分會，並安排湖南國民代表集會投票，在幾千條槍的“圍觀”下，湖南全體國民代表“一致擁護”君主立憲，“各界代表復以國民公意擁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想象那情景，我真是想採訪下當時投票的國民代表：“請問，你們敢動嗎？”
袁世凱稱帝以後論功行賞，封湯薌銘為“一等侯”，比他的嫡系曹錕的“一等伯”和東北王張作霖的“二等子爵”都要高，足以看出袁世凱對湯薌銘在擁戴自己稱帝這件事情上的滿意。
湯薌銘獲封“一等侯”爵位
袁世凱的皇帝美夢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很快就破碎了，
上面說了湯薌銘這麼多劣跡，為何又說他的口碑譭譽參半呢？實際上，對於他在湖南的統治，也是有人給予過高度的肯定的，而且這人咖位還很高，就是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
趕走湯薌銘的湖南護國軍總司令曾羅列了前者的十大罪狀，當代學者顧大全還在他的文章《湯薌銘在湘統治和湖南人民的反抗鬥爭》中列舉了湯之五大罪惡，包括大興黨獄、摧殘教育、擁兵自重、攪亂吏治、紊亂經濟等五條大罪。但青年時的毛澤東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湯薌銘統治時期的湖南恰恰是發展速度最快也最為繁榮的時期。
毛澤東在1917年寫給好友蕭子升的兩封信中詳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對於湯薌銘的“助袁為虐”，他為之辯解是“圖遠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護國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達之，以此為罪，非知大計者也”，此外他也不認為湯薌銘故意討好袁世凱，原因是袁世凱一直在派遣自己的心腹手下擔任湖南省政府要職以制衡湯的權力；對於其設立偵探處大肆迫害革命黨人，他的觀點是“其殺人萬數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認為這是為了得到袁世凱的信任所做的不得已之舉。毛澤東甚至認為“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
“湘江三友”之一的蕭子升（錢楓飾演）
湯薌銘離開湖南之後，湖南的局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朝著更為混亂的方向發展，軍閥混戰，秩序無存。湯薌銘統治時雖然時刻籠罩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中，但至少社會秩序還是良好的。湖南人民嘗試著推舉出自己的督軍，但都督人選幾經變換，最後不得不在1916年的8月重新任命前任督軍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督軍。毛澤東認為這種“湘人治湘”的方式會導致“傾側、構陷、鑽營”等不良風氣的流行，但外省人來當湖南本地人又不樂意，所以毛澤東反而更加認同在他眼中既有才能、又有政績的湯薌銘來擔任湖南督軍。
不過毛澤東在信的結尾還是囑咐蕭子升“閱後即焚”，因為這種觀點即使在現在看來仍是驚世駭俗的，更別說當時因趕走了湯薌銘而歡欣雀躍的湖南人眼中了。
諷刺的是，湯薌銘後來因為兄長湯化龍在加拿大遇刺身亡而心灰意冷，開始信奉佛教。這恐怕就是佛家偈語所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不過世間真佛也是要吃飯的，1922年黎元洪再次當選民國大總統，欲實現“鄂人治鄂”的局面，邀請自己的老鄉湯薌銘出任湖北省省長。但這件事因為直係軍閥曹錕和吳佩孚的干涉而不了了之，湯薌銘改任相當於現在武漢市市長的武陽夏商場督辦，結果卻領不到經費。
湯薌銘生活的窘況一直延續到1923年，前面阻礙他當湖北省長的曹、吳兩人這次幫了他的忙，讓他出任漢口商埠建築督辦，這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湯薌銘一直活到建國以後，隱居在北京的衚衕小巷中，潛心修佛，著書立說，算是幹回了自己的文人老本行。1975年湯薌銘因病逝世，享年92歲，留給世人一部回憶錄，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以及部分佛經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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