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山里，人们管抽烟丝叫“吃烟酒”。
小时候，我常跟父亲一起到田里参加集体劳动。社员们在田里烧山灰，个个干得满头大汗。队长坤叔喊了一声：“烟酒吃筒先。”社员们便放下锄耙，“呼”的一声聚拢来，在田埂上席地而坐，拿出烟筒，装上烟丝，“咝咝”地抽起来，鼻孔里滑出两绺青烟，先往下挂，然后打了个圈袅袅地升上天空。
社员们的烟筒大多用石竹做成，烟筒头核桃般大小，竹管被烟熏得发黄。烟筒有短有长，短的二寸许，与烟丝盒一同放进衣兜里。一般的有一尺长，劳作的时候别在背后的拦腰带上。我家旁头表叔公的烟筒约有一米长。除了抽烟，还兼拐杖用。我们村地势不平，多山岭。表叔公当时已七十多岁了，走路的时候便把烟筒拄在地上，伛偻着腰一步步地登上石阶。再则村人喜欢养狗，狗欺软怕硬，一见表叔公便“汪汪”直叫，有时还会远远地向他奔来。表叔公长烟筒一挥，狗便夹着尾巴跑了。
每在劳作之余，父亲便嘟哝着：“烟酒吃筒先”。然后拿出烟筒，装上烟丝“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神态安详自若。有时在堂前间里抽，有时在中堂里抽，有时在路上抽。我们村地处偏僻，挑肥料要去十里外的岭后供销社。父亲挑着一百多斤的“肥田粉”，翻山越岭，汗流如注，气喘吁吁。父亲把担子倚在路旁的岩坎上，坐在石阶上吸一筒烟，然后又铆足劲“唉唉”地往岭上挑。
渐渐的，香烟传进村里，有“大众”“新安江”“五一”等牌子。村里凡年轻的都抽上了香烟，大多抽的是“新安江”，一毛五钱一包。而父辈们却依然喜欢抽烟丝，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喜欢浓烈的，香烟太淡不过瘾；二是买烟要去供销社，不方面也不及时。最主要的是舍不得花钱。当时村人基本过着自结自足的生活，赚钱门路不广，靠养过年猪和到林场里做零工赚点小钱，经济非常拮据。一毛五对他们而言也不算小数目，当时的肉价每斤六毛五，一包新安江香烟相当于二两多猪肉。
抽烟丝几乎是零成本。烟叶可以自种，制烟丝用的山茶油也可以自备，制作烟叶的工钱也很薄。春天到了，父辈们选一块肥沃点的园地，倒上栏肥，放下烟叶的种子。无需特别关照，夏天到了自会长得茎壮叶茂。村人把叶子一层层剥下来，夹在竹架上晒干，收起来后送到外弯的理叔那里。
理叔长得人高马大，专给人制作烟丝。他收到烟叶以后，先用剪刀剪去烟叶的梗，然后在烟叶上洒下山茶油，浸匀后把烟叶叠在一个木匣子里。匣子外系上麻绳，两头各伸进一根碗口粗的圆木。圆木一翘，麻绳便紧起来，把烟叶压得紧紧的。理叔用一把圆形的大刀割去外层粗糙的烟叶，然后拿出一个大刨子刨出烟丝，放在太阳底下晒，或放在火炉架上烤，远远地飘过一阵干醇厚的香味。
但凡新制了烟丝，主人必会拿出来分享一番。每见到一位熟悉的，便说：“来来来，尝尝我新作的烟酒。”然后拿出一撮塞进对方的烟筒头的窟里，用火柴点燃。对方吸了一口便赞不绝口：“好‘烟酒’，好‘烟酒’，浓淡适合，香味醇和。”主人便“呵呵”地乐着。
我禁不住诱惑，偷偷地用父亲的烟筒装上烟丝抽了一口，立即“咳咳”起来，感到辣辣的。往后便不敢再抽了，但那味儿却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年夏天，我看见上屋的表叔和外弯的坤伯为田水的事在地头上吵了起来。越吵越凶，我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大约吵累了，表叔便拿出烟筒装上烟丝抽了起来。坤伯也拿出烟筒装上烟丝，一模口袋，发现没带火柴。表叔立即把带着火星的烟筒头伸过去，坤伯接着，两个烟筒头便紧贴在一起。两人各自猛地吸上一口，坤伯的烟丝便点燃了。坤伯站起来，嘴里嘀咕道：“大晒天水本来就要分用一下的。”然后便走开了。
时光流逝，烟丝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那“烟酒吃筒先”的话音却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
原标题《“烟酒吃筒先”，难以忘却的记忆》
文 / 胡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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