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對韓國人有個眾所周知的稱號，就是“高麗棒子”，那麼這個詞是從何而來的呢？有為何將韓國人稱作“高麗棒子”呢？今天就由小編來說說。
有人說，“棒子”一詞是指朝鮮人種的玉米。這個說法的可信度不高。玉米的確是廣大北方農田裡常見的糧食作物，種植條件簡單，而且曬乾後容易保存，因此在土地資源不算很豐富的半島，確實是很經濟實惠的農作物。
但問題是玉米傳入朝鮮半島的歷史很短，雖然好種植且產量不錯，但半島上的人民，似乎並不太愛吃玉米，很多韓國菜式都與玉米無緣。所以說，玉米和韓國人被稱呼為“棒子”，聯繫的可能不大。
其實，韓國人被稱之為“棒子”，在清朝就已經有了。據康熙朝的王一元《遼左見聞錄》記載：“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
王一元說，朝鮮婦女如因“淫行”受罰，所生之子就被稱之為“棒子”，遭到一般百姓所鄙視。這些人出身低微，蓬頭垢面，頭上不準戴網巾。出門不準騎馬，只能徒步。住宿時也不準睡火炕，只能在地上卷著稻草入眠。這些“棒子”是韓國國內最低賤的底層勞民。而這些“棒子”每年都會跟隨使者進貢團來中國。
王一元生活在康熙年間，他關於“棒子”的記載可以說比較準確。
那麼，王一元的說法是否準確?
要確定王一元的說法，必須先確定朝鮮進貢團的人員構成。明清時代，朝鮮進貢使團基本分為三個部分：兩班士大夫、中人、僕役。
一、朝鮮貢使行團中的僕役階層
根據王一元的說法，“棒子”是朝鮮朝貢使團中的服役者。讓我們來看看明清時代朝鮮朝貢使團的人員構成。
這裡筆者以《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主要討論材料。《老稼齋燕行日記》的作者是金昌業，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自己隨從朝鮮朝貢使團往 返中國的見聞。王一元寫作《遼左見聞錄》大約也在康熙五十年前後，因此利用《老稼齋燕行日記》所記載的朝鮮使團情況來與《遼左見聞錄》對照，應當是很合適 的。《老稼齋燕行日記》完整記錄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貢使團成員名單，現節錄部分內容如下：
正使：金昌集。……
打角：進士金昌業。驛馬伕：祥雲驛子全業曄，卜刷馬一匹。……奴子：無得。乾糧庫直：德世;億孫，任國忠驅人假名。上騎馬一匹，馬伕：輸城驛子裴永 萬。中騎馬三匹，馬伕：成歡驛子金水玄，松羅驛子鄭自卩老味，金井驛子李鶴龍馬頭：宣川官奴俊元。引路：瑞興官奴日尚，嘉山官奴再奉。轎子扶囑：龍川官奴 得良，宣川官奴弘世，嘉山官奴二永、正中。日傘奉持：瑞興官奴萬春。左牽馬：龍川官奴得芳。籠馬頭：瑞興官奴士元。廚子：郭山官奴俊石。
軍官：折衝崔德中。乾糧驛馬伕：輸城驛子士學。卜刷馬一匹，驅人一名：奴子太山。轎子扶囑：宣川官奴洪建者卩達，定州官奴一萬，宣川官奴無赤金。
譯官：嘉義樸東和。驛馬伕：魚川驛子姜海昌，奴子善日。馬頭：宣川奴子時英。卜刷馬一匹，驅人一名。
折衝：李惟亮。驛馬伕：濟源驛子金已從，奴子重男。卜刷馬一匹，驅人一名。
御醫：前正金德三。驛馬伕：大同驛子亡先。卜刷馬一匹，驅人一名，奴子善興。表諮文馬頭：順安官奴旕福。
明清時代朝鮮朝貢使團基本由三個階層構成，即兩班士大夫、中人、僕役。朝鮮王國是一個身份等級十分嚴格的國家，官府中的不同職務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來擔當。具體到出使中國的朝貢使團，其成員的等級區分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鮮朝貢使團中，正使、軍官、折衝、打角屬兩班士大夫階層。譯官、御醫屬中人階層。其餘馬伕、引路、轎子扶囑等雜役均屬僕役階層。僕役也分兩種：官奴和私奴。使團中僕役的大多屬於官奴，他們役屬於中央官府、地方衙門或各地驛站。
使團裡，不同階層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階層士人便存在明顯差異。兩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轎或騎馬，故隨從有馬伕和轎子扶囑。中人出行可以騎馬，故隨從有馬伕。而僕役則不能騎馬，只能奔走隨行。對於朝鮮使團不允許僕役騎馬，令其奔走隨行的嚴苛規定，曾引發中國士人的好奇。金昌業記錄有一段自己與中國人二哥的對話：
二哥仍謂餘曰：朝鮮人全不恤奴僕。餘曰：何以言之。二哥曰：此處則飲食甘苦，衣服美惡，奴與主無分，以至其主騎馬，奴亦騎馬，而朝鮮豈曾如此乎。餘 曰：朝鮮奴僕，與此處有異。蓋箕子立法，令盜人財者，世世為其奴，今之為奴者，其祖先皆嘗竊他財者也，安得與其主同。二哥頗然之。
二哥批評朝鮮使團“全不恤奴僕”，而金昌業以“箕子立法”回應。金昌業的說法顯然不能讓人信服，因為箕子生活的時代距朝鮮王朝已有數千年之遙，我們很 難想象幾千年前的箕子立法會對朝鮮王朝時代的人們有約束力。不過，從兩人的對話至少可以看出，朝鮮王國的身份等級要比清朝嚴格。清朝“主騎馬，奴亦騎馬” 的現象絕對不會發生在朝鮮。
由於朝鮮王國身份等級制度十分嚴格，因此在使團出行上，各階層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團留宿駐紮時，同樣體現出這種身份差別。金昌業曾記述使團在遼東 鳳城野外宿營時的場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鳳城，向晚起出幕外，見驛卒輩圍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臥，互相枕藉。”野外宿營時，兩班士大夫和中人 宿於帳篷，而僕役只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臥，互相枕藉”。此時正是遼東的隆冬時節，僕役們露宿野外時的艱苦可想而知。當使團入宿北京館舍時， 朝鮮僕役們的住宿條件仍然沒有改善。
往見諸婢所入處，三間屋有南北炕，金中和、柳鳳山、金德三入北炕，昌曄、洪萬運、崔壽昌入南炕。亦方修炕糊窗，而炕小人多，為悶。灣上軍官、藥房書 員、承文院書員、商賈輩皆無屋了，皆於後庭，作簟屋而入，買磚為炕。驛卒刷馬驅人，皆依牆屯聚，聚敗磚障風，有錢者亦作簟屋。
兩班士大夫和中人們入住館舍正房、廂房，分據南北炕。而僕役們不能住在屋內，只能在庭院裡“依牆屯聚，聚敗磚障風”，繼續過露宿的生活。
僕役們的低微身份不僅體現在出行、住宿這些具體事務上，從他們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鮮朝貢使團成員名單中的僕役基本都沒有姓，只有 名字，而從某些僕役名字的寫法來看，他們可能連漢字名字都沒有。如表諮文馬頭“順安官奴旕福”，他是順安衙門的官奴，名字叫旕福。其中“旕”並不是真正意 義上的漢字，這個字其實是一韓語發音的表音字。又如干糧庫直“億孫”，名單中特地註明這是假名。為什麼要用假名呢?我想這是因為他沒有漢字名字，而韓語名 字又一時找不到對應的漢字，所以只好使用假名。再看馬伕“松羅驛子鄭自卩老味”，他是松羅驛站的驛奴，他雖然有漢姓“鄭”，但名字卻叫做“自卩老味”， “自卩老味”其實就是韓語雜種的意思。這個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所以我懷疑他的漢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出身低微，他們在使團中處於最底層，待遇極低。使團中的僕役，其境況與王一元所描述的“徒行萬里，不得乘騎”， “藉草臥地，不得寢處火炕”的“朝鮮貢使從者”完全一致。而使團中某些僕役也確實是非婚生子，這些僕役顯然就是王一元所描述的“棒子”。
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在韓語中又如何稱呼呢?梳理文獻，筆者發現這些僕役有時會被叫做“Bangza”，在朝鮮漢籍文獻中寫作“幫子”、“榜子”或“房 子”。在韓語裡，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門幹活的男性僕人。例如韓國家喻戶曉的《春香傳》裡的Bangza，就是在衙門裡服役的男僕。
結合《燕行錄》文獻記載和韓語發音，我們可以確認王一元筆下的“棒子”就是朝鮮使團中的僕役。這些僕役也就是“高麗棒子”的最初形象。
二、中國人眼中的朝鮮“幫子”
在朝鮮朝貢使團中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僕役階層，這些僕役們身份低微，處於使團中的最底層，他們在韓語中被稱作“幫子”。王一元所說的“棒子”就是這一類 人。但是，作為朝鮮使團僕役稱呼的“棒子”，又如何轉變為對朝鮮人的蔑稱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幫子(棒子)”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以及中國人對他們的印象 吧。
前面提到，幫子處於朝鮮社會最低層，也是朝鮮社會的貧困階層。而在朝鮮使團出使中國的過程中，卻不難尋到牟取私利的機會，於是在使團出使時，幫子們會尋找各種機會撈取好處，即使違反中國法律或使團禁忌，也在所不惜。金昌業記述到：
夜，首譯入來告曰：即聞瀋陽消息，團練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馬驅人，多買禁物，出柵時必生事，然則於行次，亦甚可慮……其後鳳城，以刷馬驅人，從間道潛出事，馳通義州，團練使拿囚被罪，而府尹亦至遞罷。
“刷馬驅人”是使團中僕役階層的主要構成。這些人在瀋陽多購買清朝明令禁止攜帶出國的禁品，其目的是為了走私回國，牟取暴利。果然，當使團抵達鳳城後，幫子們為了躲避清朝邊境官員的查驗，紛紛脫離使團，偷偷潛回國內銷售走私物品，使團官員因此而受到懲罰。
不僅在遼東邊城瀋陽，就是在北京城內，幫子們也會尋找時機購買違禁物品。
副使軍官崔德中因汲水出遊正陽門而歸，所帶驛卒，有所買，為甲軍所捉告衙門，行中告使行杖其人。然自是汲路復梗。
使團駐紮北京時，軍官崔德中率人出城汲水，而隨從驛奴則趁機購買違禁物品，結果被清朝官兵發現。驛奴被捉拿問罪。從此使團出城汲水變得極為不便。
除了走私中國境內的違禁物品，使團裡的貢物也是幫子們盜取的對象。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金昌業記述：“歲幣木到此計，則無二十四疋，蓋刷馬驅人偷 之，自前多如此雲。”朝鮮使團到達北京，用於進貢的歲幣木竟然少了二十四匹。金昌業很清楚，這缺失的貢物是被幫子們偷走了，因為在以往的使團中就 常常發生這種事。
走私禁物、盜取貢品還是偷偷地做，而幫子利用替使團購買物資的機會，騙取使團經費，則是半公開的行為：
上房乾糧馬頭名大直，龍川驛奴也。以利媚譯輩，連差此任，遂得事知名，而為人陰匈多欲。此輩所為，有不可詳。……在路中，伯氏思山豬肉，大直初言稀貴難得，過數日，進家豬肉，而謂是山豬。蓋山豬之價，倍於家豬故也。
“大直”為龍川驛奴，屬僕役階層，在使團中出任上房乾糧馬頭，即負責使團官員食品採買。他深知此差事有利可圖，所以通過賄賂譯官的方式連續在幾屆使團中獲得這一職銜。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時，使團官員伯氏想吃山豬肉，大直以家豬冒充山豬，從而獲得數倍的利潤。又：
聞廚房所用飯饌秫幹價銀，多至百餘兩，乾糧所齎盤纏不足。昌燁將以其賞賜充之，以此焦煎。見欺於大直之害，今始發矣。
由於負責使團採買的僕役大直不斷騙取使團購買食品的經費，使團還未回到朝鮮，食品採買經費便已告罄。為此，官員昌燁不得不用清廷賞賜的錢銀來貼補空缺。
以上所舉，還只是幫子們假公濟私的行為。而由於幫子們世代為奴，缺少教育，普遍素質不高，再加上常年在社會底層打拼，又沾染了許多不良習氣。在中國境內，朝鮮使團中的幫子們常常惹是生非，做一些偷雞摸狗、強取豪奪的勾當，令沿途中國百姓叫苦不迭。
暮投榆關店，館於店舍。飽聞行路刷馬人等攘奪市肆餅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矣。午後途中有一漢人跪訴，乃刷馬人奪食飴糖事。駭甚。查出所犯人，倍償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這是順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出使中國時的記錄。幫子們在中國的市鎮搶奪物品，以致中國人找到使團官員投訴，後以朝鮮使團賠償損失、責罰相關 人員而了事。再看金昌業的記述：“夕，坐前階，一胡兒入來，哭且訴。使元建問之，其所戴帽為刷馬人所奪雲。使元建領其兒遍尋，而竟不得。”連中國 小孩的東西也成為幫子們搶奪的對象。
甚至還會發生幫子拖欠中國店主住宿費，從而耽誤使團行程的事件。如道光十二年(1832)，朝鮮使團在回國途中便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以道途泥濘，議又欲乘凍早發。店主以上房之不給房錢，鎖門不開。正使拿入乾糧馬頭，決棍後，出付店主，使之捧錢，而即令開門，店主不聽。乃令打破門扇，則店主始懼而開門，日已晚矣。
使團中的乾糧馬頭拖欠店主房錢，店主一怒之下將使團鎖在店裡。雖然使團正使將欠錢的僕役杖打，並補繳了房錢，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後雙方几乎大打出手，釀成外交事件。
由於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在中國境內常常做偷盜、搶奪之事，所以每當朝鮮使團經過，沿途居民都會嚴加提防，以免遭受損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業等人行至遼 東鳳城，在某農戶家停留時，有這樣一段細節被記錄了下來：“主家女人以刷馬人繫馬於雞塒下。禁之。蓋嘗屢被偷竊故也。”女主人不允許朝鮮使團的僕 役在雞窩附近拴馬，是因為以往常發生使團僕役偷雞的事情。幫子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見一斑。
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在中國境內不時發生騷擾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與幫子們自身素質不高、貪圖小利的本性有關，而使團官員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 鮮向為禮儀之邦，對外極為看重本國形象，可又為何對使團僕役的不法行為難以約束。在筆者看來，這與朝鮮使團人員構成比例不合理有關。
朝鮮使團的規模在明代還比較小，約在30人左右，兩班士大夫控制整個使團比較容易。但是進入清代，朝鮮使團的規模不斷膨脹。金昌業參加的康熙五十一年 朝貢使團便是由541人組成的龐大使團。在使團中，兩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只有43人。僕役階層，也就是“幫子”，人數高達498人。讓只佔使團人數8%的 官員去約束佔使團人數92%的幫子，實在是難以做到。另外，從明末以來，朝鮮王國的階層構成也發生了變化，這與明末清初朝鮮經歷的兩大戰亂(1592至 1598年的倭亂，即“萬曆東征”;1636年的丙子胡亂)直接相關。在經歷兩次大規模戰亂後，朝鮮原本森嚴的社會等級開始鬆動。階層間的人口流動加劇， 直接後果就是原本作為社會上層的兩班士大夫，其佔全國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
到了19世紀中期，朝鮮王國絕大多數人都成為兩班士大夫。身份等級的概念因此而變得淡漠。想憑藉身份級別來約束幫子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鮮使團每次出行，使團官員雖然會對違法亂紀的幫子們予以懲處，但效果並不明顯。幫子們襲擾中國人的事件依然是屢禁不止。
三、“高麗棒子”形象的構建
從上一節的介紹可以獲知，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們常在中國境內違法亂紀，甚至騷擾沿途中國百姓。因而在中國人的眼中，朝鮮使團中的“幫子”無疑是令人憎惡 的群體。中國人對“幫子(棒子)”一詞顯然沒有什麼好感。而在長期使用和流傳中，中國人會不斷給“幫子(棒子)”一詞附加上各種各樣的貶義義項，“幫子 (棒子)”語義在這樣的構建下成為一個貶義詞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原本作為朝鮮低微階層稱呼形式的“幫子”，是如何成為對整個朝鮮 人的輕蔑稱呼的呢?
古代，中國與朝鮮王國之間的民間交流非常有限，即使在邊境地區，兩國政府也制定種種措施防止邊民互通。因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朝鮮人的印象都得自於每年 往返兩國的朝鮮使團。而在朝鮮使團中，受過良好教育、知書守禮的兩班士大夫和中人的數量非常有限，普通中國人很少有機會接觸他們。沿途中國人與朝鮮使團打 交道，主要接觸的是使團中的僕役階層，而這些僕役們的不佳表現無疑令中國人非常厭惡。長此以往，中國人對“幫子”的印象便逐漸轉變為對整個朝鮮使團的印 象，甚至全部朝鮮人的印象。“幫子(棒子)”於是從一個階層的特定稱呼轉變為對全部朝鮮人的稱呼。在此，筆者還想特別指出的是，明清時代中國政府的使團接 待政策往往引發朝鮮使團與沿途中國百姓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又對“高麗棒子”貶義形象的構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對周邊藩屬國採取懷柔政策。當週邊藩屬國派出使團前往中國朝貢時，朝廷會要求沿途地方政府及驛站衙署為使團提供各種便利，以達到 “懷柔遠人”的政治目的。而在這些政策具體執行時，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朝鮮使團與沿途百姓之間的矛盾。現以明代萬曆二年的朝鮮使團入貢為例：
遼薊地方率平原曠野，易致水患，且北邊早寒，故罕有豐登之日，關外則達賊年年入搶，恣行殺戮，閭井蕭條，皆是兵燹之墟。是以，出車極艱。我國人告於衛 所等官，欲速發行，則衛所官執車伕趲指夾棍，備諸惡刑，然後車伕等賣子女脫衣裙以具車輛，慘不可忍視。以近事驗之，則隆慶初賀節陪臣入歸時，其年適兇歉， 至十三山驛，人家盡空，只有車伕數三在。通事告於守驛官催車，車伕即賣其十五歲男兒買三輛，其餘則計無所出，自縊而死雲。聞其事，令人氣塞……用是我國人 所經之地，人皆怨苦，疾視若仇讎焉。
明代，朝廷要求遼東驛站在朝鮮使團經行時提供車輛協助使團出行，但隆慶、萬曆時代的遼東，一則因連年水患，常致兇歉;再則因蒙古、女真“年年入搶，恣 行殺戮”，當地驛站已是十室九空，倖存的驛人也是勉強度日。而當朝鮮使團經過時，為了貫徹朝廷的政策，衛所官員會逼迫驛人出具車輛，甚至不惜動用酷刑。當 地驛人只得鬻賣子女，以籌措使團所需車輛，還有驛人因不堪逼迫而自殺。其悽慘的景象連朝鮮人看了都感到“慘不可忍視”。而當地驛人則將此歸罪於朝鮮使團的 到來，以致“我國人所經之地，人皆怨苦，疾視若仇讎焉”。
時至清代，雖然遼東地區已無戰亂，當地百姓的生活也較明代有所提高。但朝鮮使團的到來，還是會給當地百姓帶來諸多不便。朝鮮士人樸思浩在《心田稿》中曾記載了一件乾隆年間發生在朝鮮使團與當地百姓之間的糾紛：
丙申，使行宿於高橋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費銀千兩，護送官走告寧遠府。自瀋陽核王姓一家人口，備盡酷刑，王妻不勝痛冤……每使行，過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為口實。
朝鮮使團在夜宿高橋堡王姓人家時，遺失了銀錢。地方官府得報，將王家全部抓走，備施酷刑，王家為此吃盡苦頭。自此以後，朝鮮使團途經高橋堡，當地百姓皆不欲接待。而在《薊山紀程》中，又記錄有乾隆年間的另一件事：
周流河水濁湍悍，風大則舟善沒，且舟人獰頑，不肯渡。乾隆帝嘗聞之，命斬舟子凡九人。又設長纜截河，而以鐵釘釘於地，維纜其上，舟循纜而行，自是雖惡風，無傾敗之憂。
周流河水深湍急，常有沉船事故發生。而朝鮮使團動輒上百人，另有貢物無數，每次擺渡，沿岸舟人之勞累可想而知，故推脫之事時有發生。而此事在皇帝介入後，竟演變為一場慘劇，雖然此後政府修建了長纜，沉船之險得到避免，但此事給當地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避免。
通過這些事例我們不難想象，沿途中國百姓心裡懷著怎樣的心情來看待朝鮮使團。使團的到來，加重了沿途百姓的經濟負擔，而使團中“幫子(棒子)”的盜 竊、搶奪行為更是令中國百姓深惡痛絕。“幫子(棒子)”逐漸在中國人心目中成為令人厭惡的朝鮮人形象，並最終擴大為對所有朝鮮人的輕蔑稱法。“幫子(棒 子)”由此完成了從一個階層的特定稱謂到對全部朝鮮人輕蔑稱呼的轉變。
從“燕行錄”文獻來看，最晚在乾隆時期“高麗幫子(棒子)”已經成為中國人對朝鮮人的稱呼了。請看洪大容記述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貢見聞的《湛軒燕記》：
過此，有乘車少婦，掀簾窺望。頗豔麗。平仲直視不迴避，指點稱奇。其幫子看車者，蹲坐簾前，喃喃誶罵，平仲不知覺也。而已，有群童數十，競呼“高麗幫子”，吆喝而追之。餘促平仲疾馳，僅以免焉。
這段記載非常有趣。洪大容按照朝鮮的習慣把中國的車伕稱作“幫子”。而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此時“幫子(棒子)”已成為中國人對所有朝鮮人的稱呼了，所以中國小孩才會圍著他們高呼“高麗幫(棒)子”。而洪大容更不會想到，“高麗棒子”的稱法會一直延續到幾百年後。
四、“高麗棒子”語境中的“高麗”和“棒子”
關於“高麗棒子”一詞，還有一點值得探討。通過前面的論述可知，“幫子(棒子)”一詞是明朝末年以後才在中國人中流行開來。但當時的朝鮮半島已是朝鮮 王國時代，若按照常理，中國人應將朝鮮使團中的僕役稱作“朝鮮棒子”，而非“高麗棒子”。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不難發現當時的 中國人把“朝鮮”稱作“高麗”的現象相當普遍。
咸豐五年(1855)，徐慶淳在出使中國時注意到，遼東人往往稱朝鮮人為高麗：“遼人見我行，必呼曰嘉吾麗。華音稱高麗曰嘉吾麗，高音嘉吾也，麗音離 也。”不僅遼東人，北京人也把朝鮮人稱作高麗。再看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鮮使臣李宜顯的記述：“我國人乘馬，別使人牽之，燕中人大以為笑。每兒童輩乘馬，使人牽之，作勸馬聲，稱高麗高麗而去。”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赴北京戲場看戲，同樣被中國人喚作“高麗老爺”。如果說，中 國普通百姓因為見識有限，把朝鮮稱作高麗情有可原，那麼再看看中國官員的例子吧。洪大容在《湛軒燕記》中記錄了自己與中國官員希員外的對話：
稅官立門外，熟視良久，舉手招之。餘進與之揖，問其居住及職名，答雲：“滿洲人，家在京裡，見任瀋陽戶部員外郎。”希問：“國王何姓?”餘對以實。希 曰：“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餘曰：“新羅姓金，高麗姓王，本國姓李。”希曰：“然則高麗革世而為朝鮮乎?”餘曰：“然。”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下層官員竟對朝鮮半島的政權更迭缺乏基本的瞭解，誤以為朝鮮半島上的政權仍是王氏高麗。而此時已是乾隆三十一年，距王 氏高麗滅亡近四百年，中國下層官員對朝鮮相關常識之貧乏實在令人吃驚。可見當時大部分中國官員對朝鮮的瞭解程度與普通民眾並無太大區別。再來看看飽讀詩書 的中國儒生們：
早赴長安門，入通政門，坐於門內以待曙，有宦者數人，來欲交話，餘答以不通話。又有儒生數四人來言曰：“這是高麗人乎。”餘曰：“怎麼每道高麗，高麗是吾地前代之名，今則名喚朝鮮，這也是皇朝所定國名。”
這是明代萬曆二年(1574)朝鮮使臣趙憲在北京的親身經歷。對於中國儒生將自己喚作“高麗人”，趙憲非常氣憤，強調“朝鮮”才是明朝頒賜的正式國號。而從他“怎麼每道高麗”的說法來看，他在中國境內已是不止一次聽到“高麗人”的叫法。
總而言之，明清時代的中國，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政府官員、儒生對朝鮮的情況缺乏瞭解，而且習慣於把朝鮮稱作“高麗”，把朝鮮人稱作“高麗人”。朝鮮人 對此雖然非常反感，但也無可奈何，並不能改變整個中國社會的認識。中國人把一切與朝鮮有關的事物都稱作“高麗”，這在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中，也能得到 明顯的體現。該書提到：“朝鮮貢道從鴨綠江、鳳凰城取道遼瀋，入山海關而至京師。盛京有高麗館為貢使信宿之所。”這裡提到的盛京高麗館其實應叫做 “朝鮮館”，朝鮮使臣金熤記述：“朝鮮館，在瀋陽城中，孝廟在瀋陽，次於此雲。”金昌業也記述到，盛京朝鮮館門前的牌匾書作：“朝鮮館”，因此朝 鮮館才是盛京朝鮮使團留宿館舍的正式名稱。《遼左見聞錄》還介紹朝鮮王國的基本概況：“朝鮮國舊設八布政司，聞後分為南高麗、北高麗，各四佈政矣。不知其 分自何年也。”這裡的八布政使司，應是指朝鮮王國的“八道”，但南高麗、北高麗的稱法卻不知從何而來，顯然是王一元從不可靠的渠道獲得的消息。除 此以外，《遼左見聞錄》還常見“高麗包子”、“高麗參”等說法，這反映出當時的中國社會稱朝鮮為“高麗”的現象極為普遍。因此，中國人把“朝鮮幫子(棒 子)”叫做“高麗棒子”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加上到了近代，日本人強行吞併了朝鮮半島，然後開始侵佔中國東北。日本人在統治中國東北期間，由於其人手不夠，因此常常徵用了一些朝鮮人來代為管理。然而日本人對朝鮮人並不是完全信任，所以不給他們配槍，而是給他們人手一根棒子。這些朝鮮人仗著背後有日本人撐腰，常常拿著大棒在中國人面前狐假虎威，追打我們的同胞，甚至比日本人還要狠毒。甚至，在侵華日軍的作戰部隊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朝鮮人。當然，除了有一部分朝鮮人為日本助紂為虐外，也有一部分朝鮮人在幫助我國抗日。
日本投降後，朝鮮半島分裂為朝鮮和韓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同是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和中國的關係可謂同志加兄弟。因此，中國民間幾乎沒有再用高麗棒子稱呼朝鮮人。而韓國在朝鮮戰爭中曾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交戰，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和中國關係不好，直到1992年中韓兩國建交。之後，由於中韓兩國端午申遺之爭，以及朴槿惠當政時的薩德問題，使得兩國民間關係一度不佳，所以我國民間開始用高麗棒子代指韓國人。
這就是高麗棒子的由來，那麼對此你有何不同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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