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是《水滸傳》中一個芥末小人物。然而,他的藝術生命卻是長久的,顯示出了特有的審美價值和藝術魅力。

武大與武松是一對親兄弟,但外表長相截然相異。武松是

“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

而武大卻是

“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

武大外貌雖這般猥瑣不堪,但內心並不醜,倒是個心地善良的老實人。他的不幸遭遇更引起了人們灤深的同情。

武大的“閃光點”—兄弟情誼。

如果說,武大身上還有什麼"閃光"的東西,那就是他對武松的敬重信任和真摯動人的兄弟情誼。而武松的"敬兄如父",更使這種兄弟情誼放射光彩,使人們看到世間尚有此等動人的感情。武松在清河縣時,因酒後闖禍,被迫"溜之大吉。"但他是時時思念武大的,他打了猛虎,做了都頭,心裡還惦記著:

“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

在紫石街上見了武大,他當街"撲翻身便拜";武大更是激動不已,他對武松說:

“我又怨你,又想你",“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裡,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裡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裡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

這情感多麼真摯深厚!尤為動人的是,當潘金蓮花言巧語誣告武松時,武大絲毫不信,他說:

“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吃鄰舍家笑話!"

武松出差之前諄諄囑咐:

“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裡,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

對此,武大句句"惟命是從","堅決照辦",他忍氣吞聲,由潘金蓮罵,

“心裡只依著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

此番舉動,遭到潘金蓮的冷嘲熱諷利破口大罵,但武大說:

“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

如此金子般的感情,如此對武松的堅信不渝,正是武大所以能夠更深沉地激起人們深切同情的個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在一百單八條梁山好漢中,武松是最富有傳奇色彩、受到人們敬仰的英雄。因此,武大對武松的深厚感情,是同廣大讀者的感情息息相通的。武大被封建惡勢力扼殺了,武松怒髮衝冠,堅決為兄報仇,讀者為武大命運灑下深切同情的淚水,同時又為武松的復仇壯舉拍手叫好。常情常理告訴我們:人們熱愛英雄,也就常常熱愛那些崇敬英雄的人;人們憎恨惡棍,也就往往憎恨那些討好惡棍的人。

武大是那樣敬佩為人們所敬佩的武松,單就這點,武大就更能激起人們的同情。假如不表現武大與武松之間的真摯情感,武大之死當然也會使人同情,但不會像現在這樣撼人心魄。因為除了對武松的真摯感情和崇高信任,武大的身上再也沒有什麼"發光"的東西了。他的"善良憨厚",雖是好品德,卻又與"無能懦弱"難以"劃清界線"最終不能閃光。而被毀滅的東西,愈是美好才愈能打動人心,激起綿綿同情。這就是表現武大對武松深厚感情的特殊作用。

武大匆匆來到人間,受苦、受累、受氣、受侮辱,最後又帶著滿腹悲憤怨恨悄然消失了,最終成了《水滸》中死得最慘的一個人。是誰吞噬了這般勤勞厚道、安分守己、善良儒弱的人呢?是古代社會的種種惡勢力。武大的死,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正是這樣,我們同情武大,憎恨吃人的惡勢力。同時,從武大那可悲可憐的遭遇中,又會促人深深思索一個問題:

娶潘金蓮,是武大生活的一個根本轉折點,但他對此舉及以後的生活都陷入盲目性之中。

首先,這樁婚事,並非名正言順的嫁娶。更不是愛情的結合。

書中交代：

“清河縣裡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

即使說,不是出自"大戶"的報復,單就長相、年齡、脾性等,二人結合也是非常不協調的。所以對潘金蓮來說,這樁婚事是一種被人戲弄的懲罰,是肉體的被人佔有;對武大來說,這是一種明喜暗禍、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撮合"。如此婚姻,明顯潛伏著危機與禍害,而且肯定"好景不長"。對此,武大郎幾乎沒有什麼思想準備,甚至還流露出些微"飛來福"的喜色。可以說,武大沒有考慮,也從未想到需要考慮娶了潘金蓮對他的生活會發生什麼影響,他只是"一如既往"地照樣賣炊餅為生。

其次，武大對於潘金蓮品德脾性的“盲目性”。

武大把潘金蓮娶回來了,但他對潘金蓮其人的品德脾性,卻"不甚了了",更不懂得他夫妻倆是根本不同的人,這當然也是一種盲目性了。潘金蓮的劣跡是明顯的,但她有自己的脾氣個性,有自己的幸福追求,當然不滿意被人戲弄、侮辱、出賣的婚姻。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淫婦"一詞就籠括了她的一切。尤其是她性格中卑劣和醜惡的一面,如對淫樂的追求、毒辣的心計,

“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獾,不會風流。她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

便一步一步地把武大推到絕路上去。

很可惜,武大沒有看到這種危險性,因而不可能有任何防範措施,也不可能把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同潘金蓮其人的品德聯繫起來,更不可能以潘的德行去分析自己周圍發生的一切。比如,潘金蓮挑逗武松遭到痛斥一事,武松自然不便啟齒,而潘金蓮卻倒打一耙,誣陷武松。對此,武大僅僅不信潘金蓮的話,卻沒有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又意味著什麼?他依然忍辱負重,日日挑賣炊餅。因而,本來已經萌發了不幸的幼芽,武大卻"不聞不見",當然也就不可能為未來更大的不幸與打擊做點什麼準備。

最後，武大對婚後生活及潛在的危險,也是"盲目"的。

自從有了妻子潘金蓮,

“清河縣裡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裡薅惱"。那“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裡"

的侮辱性叫喊,不時在武大的耳旁響起。這使武大陷入痛苦的深淵,他無力改變這嚴酷的現實,只能採取"逃避"的辦法,從清河縣搬到了陽穀縣,在紫石街上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他滿以為這樣就可以脫離是非之地,其實卻陷入了更大的"是非"之地,直至危及他的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武大又採取了忍辱負重、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態度,他可以聽憑潘金蓮的辱罵,又可以忍受從精神到肉體上的種種折磨,他幻想著藉助忍讓換取"寧靜",求得荀且偷安的生活。其實這又是他的一個盲目性。因為,他的忍讓,恰恰又成了潘金蓮追求淫樂的阻礙。對潘金蓮來說,希望的是武大在"一氣之下"與她分手,而決不是忍氣吞聲蜷縮在她的腳下。早在武大規勸武松不要搬出去的時候,潘金蓮就對武大說:

“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

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潘金蓮的骯髒心思。而武大偏偏幻想以忍辱求得寬恕,相反只能更激怒潘金蓮。

直到臨死之際,武大還沒有完全覺悟過來。他的死,是最悲慘的,也是最窩囊的。因捉姦被西門慶踢傷,病倒在床上,

“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夠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目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睬著。"

此時此刻,武松出差在外,而潘金蓮每日去與西門慶盡情尋歡取樂。武大無奈何向潘金蓮苦苦哀求:

“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著你奸;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卻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幹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

何等悽慘,真是一聲一滴淚。然而,這哀求無濟於事。善良的武大哪裡知道,這個女人正巴不得他早早死去,好隨心所欲呢!武大性格中的這種盲目性,正是他的一個悲劇性因素,由此不難使人領會到,武大不僅是可憐的,而且也是可悲的。

結束語

武大死去了,但武大形象卻深深印在人們的腦海裡,其所包含的社會意義尤為令人深思。武大對生活的要求是極低的,但這樣的人依然不為黑暗的封建社會所容,殺害武大的,決不僅僅是潘金蓮的淫心,而是社會各種惡勢力把他吞噬的。象武大這樣懦弱本分的小人物,都逃不掉悲慘命運,那麼,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除了進行反抗,還有什麼別的道路可走呢?因此,作品雖然只寫了一個武大郎的死,卻深刻有力地反映了古代社會農民起義的必然性和"逼上梁山"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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