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總是說自己是幸運的，一生中遇到很多好人。父親由兩個哥哥提供支持能夠一直讀書，但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窮學生，有時候，伯伯沒有及時寄回錢，就有失學的危險，而且，穿著也是同學中比較寒酸的，父親熱愛讀書，也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非常努力，因此成績一直不錯。父親說，村裡私塾的教書先生、後來上新式小學、中學的老師，都非常好，從不會因晚交了各種費用難為他，還想辦法幫助他，也不允許富家子弟欺負窮學生，使父親的求學之路，有了溫暖的回憶。父親從山裡老家到成都讀書時，全靠步行，要好幾天時間，晚上留宿時，得到過鄉親及遠方親戚的幫助，不至於露宿街頭。上大學後，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學，大家苦中作樂，生活也是快樂的。在成都工作時，領導和老同志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給予父親很大的幫助和支持，特別是原來地xiadang的同志，熟悉城市情況，工作有經驗，幫助父親排除了很多工作中的困難，他們經濟條件比父親這些窮學生要好，就經常請年輕人吃飯，改善生活。父親說跟著老同志們吃過很多成都的老館子，是他以前從沒去過的。即便父親後來堅持離開成都去北京讀書，大家也都能理解和支持。
父親到北京後，眼界更加開闊。作為人民大學的學生，上課的老師很多都是本領域的知名專家，還有各類學術講座，開拓了視野，拓展了思路，培養了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父親的求知慾望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使父親能夠剛剛工作就發表自己撰寫的學術論文。而且，他們在緊張的學習之餘，也參加很多的社會實踐調查，深入農村、工廠等基層單位開展工作，父親說，那個年代人民群眾的熱情樸實，勞動幹勁，給他很大的鼓舞；學生們還能參加各種大型集會活動，比如國慶慶典等，見證了很多重要歷史事件，雖然是群演，但父親感到很自豪。父親上學時學業優秀，工作能力強，得到了系裡領導老師的認可，畢業後留校任教。
父親留校不久就被調到中央黨校工作，在中央黨校的那段時間，是父親特別難忘的經歷。因為黨校屬於中央直屬單位，所以條件非常好，有很多內部資料、期刊、書籍可以借閱，父親如魚得水，每天堅持閱讀，捨不得浪費一點時間。有時，同事們休息娛樂想打牌，三缺一，父親也不肯就範，使得大家認為他很孤僻，不好相處。黨校為了進一步提高父親這一批年輕人的業務水平，請了很多大家給他們講課、交流。包括胡喬木、艾思奇等等，給他們提供很好的學習研修條件。黨校的業餘活動也很豐富，經常放映蘇聯電影，週末有京劇演出、舞會等，有一段時間，彭德懷就住在黨校附近，父親經常能看到彭老總到黨校看演出。父親非常喜歡黨校的氛圍和環境。但是，很快他又被抽調到西北局，安排在延安大學。這時社會的政治氛圍已經越來越濃郁了，父親被分到延安大學一年左右，一直沒有安排具體工作，反覆審核出身、政治表現等。父親在那種情況下，堅持自己的研究，在當時國家級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父親非常感激當時延安大學的領導和同事們，沒有難為他、打壓他，給他充分的自由，在父親提出調離時，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當時的書記還幫助父親協調上級組織部門給父親放行。雖然父親那時沒有具體工作，苦悶、憋屈、內心極度孤獨，但是，因為有了包容，就有了希望。
在瀋陽的時期，是文化大革命鬧的最兇的時候，打砸搶盛行，父親他們街坊被迫組織起來，晚上巡邏，保護家小，好在有驚無險；父親不幸得了大腦炎，因為是傳染病，又處在不正常時期，沒有救護車可用，陷入深度昏迷，在生命垂危時，遇到貴人相助，用大卡車及時送到傳染病醫院，當時醫生都說再晚來半個小時人就沒救了；十幾年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但還可以教書，也很好。改革開放後，父親調往山東大學，也是他大學同學的力薦，才有了這個機會。
父親說，他的命好，一生關鍵時刻都能得到貴人相助，他非常感謝這些出現在他生命旅途中的貴人們。父親晚年時，我曾經跟父親探討過，您的經歷豐富，平臺高，人脈廣，不說別的，就人大畢業的同學，當時很多已是位高權重，或業界大佬，如果認真經營人脈關係，不會是現在這般閒雲野鶴狀吧。父親說，對他人生幫助大的人，都是欣賞和認可他的品行和才華的人，沒有必要刻意經營什麼，做好你自己比什麼都重要，花香蜂自來。他對生活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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