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秋天，我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我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
我教的是一年级某班的素描，一年级一百多学生，是全院实力最强的重点班，学生中今日知名者如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等等。
我觉得同学们作画小处着眼，画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识造型之体面与结构，尤其面对石膏像，无情无意，一味理性地“写实”。我竭力赋予大刀阔斧，引发各人的敏感，鼓励差异，甚至错觉，这其实是将苏弗尔皮的观点咀嚼后再喂给孩子们。同学们觉得我讲得新颖，可能还不甚理解，但也试着转换观察角度和表现方式。
我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难得看到这么印刷精美的名画。结合名作，我讲解绘画的多样性，尤其重要的是古今观念的转变，扩大他们的眼界。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波底浅利、郁脱利罗和马迪里尼等名家。有同学提出，有列宾的画册吗?没有，不仅没有，我也未听说过列宾之名。
课后我问董希文，列宾是谁，董说这是俄罗斯十九世纪大画家，是今日国内最推崇的大师。我回家翻法文美术史，翻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有列宾之名，但只短短几行文字介绍。
几个月后，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偶然碰见一份法文的《法兰西文艺报》，这报我在巴黎时常看，必看的。虽是过期报纸，我也买了，好了解巴黎艺坛近况。打开报纸，头版头条，整版图文介绍列宾，作者是进步诗人阿拉贡(Aragon)。我迫不及待在书店门口便先粗略浏览，开头第一句：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画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原来法国画家和我一样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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