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已經出現鬆綁房地產調控政策苗頭，重回依賴房地產的老路會斷送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
金融增加流動性是疫情之下的應急之策，如何有效傳導給實體經濟，是金融體系面臨的挑戰性課題
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實質上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體現，要把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作為提高治理能力的頭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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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疫情對中國經濟進行了一次壓力測試。當前承壓的大大小小市場主體正在快速修復更新中，經濟的脈搏是否恢復了強勁的跳動節奏，個體細胞是否充盈，從中樞神經到毛細血管，還有哪些環節需要清淤暢通？密集出臺的各項救治措施如何精準到位？新基建是4萬億元的翻版嗎？樓市會否捲土重來？各項政策措施如何高效抵達神經末梢，協同發力？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會動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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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天時地利警惕灰犀牛
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還在，不會因為疫情而喪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這一點特別重要。僅以日用消費品來說，2019年銷售額超過40萬億元；物流市場是經濟活躍度的指標之一，2019年我國物流市場流轉的市值接近300萬億元；再加上進出口總額4.7萬億美元、全國商品房銷售額接近16萬億元。這是近400萬億元的大市場，是中國巨大的紅利。
從2010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製造業規模超過了美國；從2013年開始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出口超過美國。當前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沒有變，這是天時。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有1396個縣沒有發生疫情，佔我國全部縣比重的46％。這些地方防止輸入風險，就可以開足馬力恢復生產。區域差異顯現出梯度效應，這是我們的地利。
疫後經濟危中有機，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關鍵問題是怎麼抓這個機。疫情發生後，各級政府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減壓紓困。這對穩定人心、穩定預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避免政策上過量放水。
水會不會流進樓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科研部副主任王小廣認為一些地方已經出現鬆綁房地產調控政策苗頭，重回依賴房地產的老路會斷送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在他看來，房地產依賴症是一些地方官員懶政的表現，是對當前經濟形勢錯誤認識下的錯誤做法。
當前形勢不等於趨勢。王小廣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發展的短期影響較大，可能會對2020年一季度GDP增長產生下拉1個百分點左右的影響，估計二季度將開始迅速恢復。
要高度重視尚未充分暴露的損失和風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斌認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短期內的信貸風險。近年來住房抵押貸款和基建相關貸款在我國新增貸款中佔比超過60％，如果二者雙雙大幅下降，全社會新增信貸可能面臨較大風險。二是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缺口放大的次生傷害風險。比如，一些對抗疫情的優惠政策難以真正落地，項目因為資金問題延遲開工，政府因為缺錢向企業攤派等，會給接下來的經濟運行帶來新的壓力。三是要充分評估新冠病毒在國外快速傳播帶來的輸入性壓力及其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
從微觀來看，疫情進一步顯露了中小微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業的政策，如稅費減免、五險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劉世錦認為在協調完善的基礎上，可以考慮轉化為長期性政策。
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勞動經濟學會就業促進專委會秘書長歐陽俊指出，2月中下旬開始，沿海企業已局部出現“用工荒”。5月份開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將迅速增加。7月份，800萬左右大學生將加入求職隊伍。要防止下半年工作崗位可能出現的減少。
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柯炳生擔心疫情對農民收入造成影響。2019年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其中有1.7億人外出務工，包括7500萬人跨省務工。2019年的數據顯示，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來自打工收入。一個月不外出打工相當於影響農民全年人均收入約4％，兩個月就是7％到8％左右。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9.6％（未考慮物價因素），這意味著，今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要保持去年的幅度，困難很大。
在科學判斷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下，應將經濟社會生活正常化提上議事日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對大部分地區來說，採取風險點管理防範輸入性病例是重點。要靠大數據、透明度、專業判斷和政府協調機制，點對點管控。要保證抗疫、復工兩手都硬。
精準導向強化療效
金融適當放水增加流動性，是疫情之下的應急之策。但放出的水怎樣有效傳導給實體經濟，讓實體經濟渡難關、復元氣，是金融體系面臨的挑戰性課題。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楊再平認為，猶如都江堰水量足夠，但需要充滿智慧的干支渠道系統設計將水分流引導去灌溉成都平原萬頃良田。這需要金融創新，需要貨幣信貸政策的傳導創新。包括救誰與不救誰以及有效融資需求精準識別創新、政府為系統重要性必救企業信貸投放擔保託底創新、圍繞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而穩外貿的金融創新等等。
資金資源緊張的狀況下，先救誰？如何施救效率更高？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關鍵在於用好“以風險為導向”這個基本方法，去動態分析和精準評估風險狀態，再動態調整措施。政府需要強化“後臺”分析監測能力，打好政策組合拳。
當前為緩解企業資金緊張的困難，財政、金融、社保等都出臺了支持政策，應當用好“政策組合”。劉尚希舉例，比如除了稅費減免，還可以進行財政補貼，採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給企業減負；除了財政政策發力，銀行適當減輕企業償還壓力，也可以緩解資金鍊緊張。政策組合不只是財政、貨幣政策，還應當包括就業、產業、社保等各項政策，形成不同類型和層次的政策組合，這樣政策合力可以更有力。
王小廣認為要繼續研究出臺階段性、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措施，緩解企業經營困難。例如，對許多受疫情衝擊較大而處於停業狀態的企業來講，疫情發生期減稅意義不大。減稅政策主要是在疫情結束後，當其恢復到正常營業狀態時，在一定期限內給予這些企業稅收減免，以彌補前期的損失。
王小廣認為，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出現長期遞減趨勢，靠擴大投資的老辦法來抵消衝擊效果已經不比從前。當前，擴大消費是對沖疫情影響的重要著力點之一。最近幾年來，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較高，穩定了消費就是穩定了經濟。擴大消費要加強支持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提高居民消費的時空便利化水平，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2019年中國消費需求佔GDP增量比重達到57.8％，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動力。陳文玲預判今年第三產業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所佔的比重仍將會在60％左右，消費需求的動力不會減弱。
王小廣認為穩投資應著眼於三個方面：一是增加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的投資、投入，近期尤其要著力加大財政對醫療服務方面的投資、投入。二是大力增加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質量提升方面的投資。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製造業的競爭力應成為我國未來擴大投資的重點。三是營造有利於創新發展的政策環境和體制基礎，提高企業創新活動的回報率，培育出更多的“華為”。
改革緊迫性凸顯
緊急應對之下，如何提高配置公共資源的效率成為擺在多個政策包面前的深層考問。
例如，彌補財政收支缺口，赤字適當增加不可避免。赤字率提高到多少合適？劉尚希認為，這個問題取決於兩方面因素，一個是財政收支缺口究竟會有多大，另一個是調整支出結構力度能有多大。如果通過優化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就相當於節省出了一部分資金，赤字率上調幅度就可以小一些。
那優化支出結構有多大的空間呢？調整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與政府改革是一體兩面，從這個意義上，劉尚希認為改革的緊迫性凸顯。
隨著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當前一般公共預算就達到20多萬億元的規模。從近年來的資金使用情況審計來看，資金配置還存在不夠合理的情況，有的地方錢不夠花，有的地方又花不完，資金緊張和浪費、閒置並存。
如何改？劉尚希認為，就是要轉變現在錢和事脫節的狀況，把錢和事融為一體。兩者脫節造成了資金等項目、資金閒置、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現在一些地方在專項債上仍然存在這個問題，有專項債額度，但是缺乏好的項目。
地方項目儲備不足反映了中長期規劃沒有對年度計劃形成約束，缺乏對地方年度計劃的指導性，出現臨時找項目的現象，導致政府資源配置效率不高。
還有理念的問題。從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看，一些地方公共衛生領域存在明顯短板，反映了健康中國戰略的理念沒有真正落地。健康中國戰略提出預防為主，把公共衛生建設提高到重要位置，但在實際的投入上，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把治療放在首位的現象。
劉尚希認為，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實質上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體現。當前，我們要把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作為提高治理能力的頭等大事，尤其在財政資金的使用上要精打細算，杜絕廣種薄收。
平時要做這件事並不容易，因為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疫情以及減稅降費需要過緊日子，實際上是給了調整政府支出結構一個有利的契機，應該好好抓住這個機會。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也進一步凸顯。陳文玲認為，金融要精準施策，靶向支持製造業中在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上的關鍵環節、龍頭企業。此次疫情損失最大的是一些服務業，幾個月不營業，員工工資怎麼支付，開業的流動資金怎麼解決？這些實實在在問題的解決離不開金融創新支持。
疫情造成的困難是暫時的，金融要瞄準中國經濟穩步發展長遠發展的方向，瞄準下一個經濟週期的暴發點和關鍵點，提前佈局金融支持方向。
要構建從原來的五大行變成滿足多層次消費需求的金融新供給體系。比如小微企業業務這一塊應當交由與之相匹配的小銀行。例如，螞蟻金服、蘇寧金融、微眾銀行等這些金融科技支撐的銀行，可以為小微貢獻很大力量。應當適當放寬優秀金融科技公司的准入。
深層次改革亟待破題
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我國治理體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也暴露出當前應急治理體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長李維安指出，2003年“非典”疫情後，我國著力建設應急管理體制，但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並迅速蔓延的情況來看，應急管理體系響應遲緩，在疫情防控舉措上顯得“力不從心”。公益組織獨立性不足，未能有效發揮其社會資源整合優勢、應急治理中的資源動員和高效運作能力。應急信息披露機制有待優化。
張斌認為要透過疫情，反思深層次矛盾，推進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改革。一是，進入人均收入1萬美元社會以後，經濟增長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改善作用會逐漸讓位於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改善作用，政府的目標和職能需要及時調整，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過渡。二是，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務依託於合理的問責機制。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務離不開合理的問責機制。三是，問責機制需要寬鬆的輿論環境，某種程度上多一點小噪音可以避免大混亂。
劉世錦認為這次疫情確實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矛盾問題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反思、糾錯、改革機會。應當把轉危為機的重點轉到實質性深化結構性改革。比如，疫情反映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共衛生領域供給能力不足，既表現在應急狀態，也表現在平時。以後的政府財政投資，重點要去回補包括公共衛生在內的民生領域的欠賬。
透過不同地方應對疫情反應速度及策略的差異，張燕生認為，東部地區幹部長期處於改革開放最前沿，勇於先行先試先做，應對突發性事件的管理和組織的靈活性、自主性和責任心更大。
回頭來看這一疫情的發生及變化，張燕生認為對武漢來說是一次實戰兵演，也是對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要地的一次考驗。春節前，500萬人離開武漢。從人流分佈來看，經濟活力最強的廣東、浙江和上海、北京是人際往來密度最高的地方；其次是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是人際聯繫最多最緊密的地方；再次是江蘇、山東、福建、四川、重慶；最後是臺港澳等地。這反映出無論是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體系，還是形成高質量現代化實體經濟體系，武漢都是不可替代的戰略支點。武漢不興，中部難起。
張培剛教授曾提出“牛肚子理論”：中國大國經濟像一頭水牛站在水田裡，怎麼才能使水牛離開泥潭呢？牽牛鼻子（東部沿海開放）不夠，牽牛尾巴（西部大開發）還是不夠，必須在牛肚子部位找到新體制機制的戰略支點，用國際化現代化法治化的槓桿，才能把它撬出來。當前區域經濟發展中，需要在中部武漢確立這樣一個戰略支點。下一步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重點應放在武漢，放在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武漢發展的最大制約是對外開放程度低，2018年的外貿依存度只有14.5％，不及全國平均水平一半，更不及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部內陸地區如何擴大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發展大潮，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關鍵要解決中部內陸地區對外開放動力機制問題。張燕生認為，從四川、重慶的經驗看，開放天空（發展航空客貨運綜合物流業）、開放網絡（發展5G和工業物聯網、電子商務）、開放中歐班列（國際物流大通道），是擴大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
最好的投資機會在中國
德國行業組織最近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如果現在還不能復工，德國就會有超過30％製造業的供應商會受到影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會受到動搖嗎？
陳文玲認為，中國在世界經濟鏈條中所起的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200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6.8％，2018年佔到28.4％，2019年接近30％。
中國的製造業體系完整，配套能力強，在全球比較優勢仍然很大。產業集群、集聚和集成能力，都是中國經濟強大的優勢。只要中國復工復產，這個優勢馬上就會發揮，能夠在全球產業佈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陳文玲認為，疫情過後，中國的國際貿易市場份額總體上不會減少，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加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我們的貿易關係越來越緊密，貿易額已佔到全部貿易額的接近30％，成為進出口貿易新的增長點。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是歐盟，東盟已經成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降到了第三，日本是第五。疫情過去以後，全面復工復產我們即可恢復正常貿易，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也不會大幅度下行，最好的投資機會仍然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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