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漠如:走進歷史 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

走進歷史 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

洪漠如

洪漠如:走進歷史 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

彭先澤和他的家人們(翻拍於白沙溪茶廠)



在《長安十二時辰》裡面,一開場引起我關注的人不是李必,不是張小敬,而是徐斌。
這個人,沒有主角光環,但是精通一種基於檔案推斷事理的方法。那種方法的細節,在劇中沒有向我們透露更多,但從徐斌的演繹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類似於現在時常提到的大數據。
古時候,很多宣稱能預知未來的江湖術士,你看到更多的是他們對於過去信息的掌握與判斷,把握住了某些內在的歷史規律,然後結合當下,判斷未來。認識歷史,就是為了判斷未來。
這兩天在安化,四處搜尋有關彭先澤的歷史信息。我們之所以在眼下要重新來關注這個已經被大家幾乎遺忘的人,其實就是因為他做了很多難以被歷史遺忘的事。通過解構他的歷史檔案,以更完整的時代視角去復原他的朋友圈,我們可以見到80年前,他對於中國茶產業的判斷以及自己實踐的方向。
他比吳覺農小5歲,1919年吳覺農東渡日本的時候,他也在同年去往日本求學。我判斷,他們兩個一定是有交集的,只是現在還需要更多的檔案來佐證。彼時中國茶產業已經丟失了世界貿易渠道,英國人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建立的新茶園正處於極盛時期。他們在渠道上替代了我們,在文化上也捏造出了很多信息來誤導大家。民族自信心陷入了歷史低谷。就當時對於很多留學海外的年輕人而言,時常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在軍事上,科技上,國力上遭受質疑也就罷了,最讓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茶文化上都遭受了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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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覺農,因其在茶上的成就,被譽為“當代茶聖”


吳覺農親身經歷了這樣的現場,日本同學很高興的喝著茶,然後問他:“這個東西,你們中國也有嗎?”這一問,強烈的刺激了吳覺農的自尊心。回去之後就撰寫了《茶樹原產地考》,引經據典,強有力的駁斥了國際上對於中國茶的汙衊與惡意詆譭。
但事實上,對於吳覺農而言,他心裡清楚,這只是在輿論上拌嘴而已,真正要出心中的惡氣,那還是得自強,得重新振興中國茶產業。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遍訪了世界很多產茶地考察,回國以後,就寫了《中國茶業復興計劃》。
最近,我時常把吳覺農的《中國茶業復興計劃》和彭先澤的《安化黑茶》放在一起對比著讀,你能感受到一種相似的情緒,或者說是一種相近的目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崗位踐行著同一個目標。那就是通過產業化的建設,復興中國茶產業。
彭先澤的選擇要更具體一些,他回到湖南,通過對比研究。用完整的產業鏈思維來看湖南各類茶的潛力與優勢,最終他選擇了安化黑茶。
就在不久前,圍繞“安化黑茶”這四個字,湖南安化一位茶人朋友還提出過質疑,他質疑彭先澤《安化黑茶》一書,可能是後人杜撰。或者說這本書的名字不叫“安化黑茶”。他認為,安化黑茶這四個字是後來才有的。


提出這種質疑,很顯然是沒有認真研讀過彭先澤《安化黑茶》一書。就內容而言,杜撰難度極大。因為該書的主體內容須得有非常深厚的產業認知與發展思維才能寫得出來,這與文化沒有半毛錢關係。因此,即便是杜撰,那杜撰者的水平也很高。當代人,很難為之!當然,成書之後,歷代再版校對,會存在細節上的修補。與最初的原版產生出入,那是一個歷史性形成的問題,但是主體結構絕對是一氣呵成的。
彼時,我也只能從內容本身去反駁,因為那位質疑的茶人朋友也並不是無中生有。他質疑的理由是,從來沒有見過彭先澤《安化黑茶》的原始版本。市面上所見,都是後來安化縣茶業協會組織編印的。直到一個機緣巧合,我得到了一個原始版本的掃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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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黑茶》一書原始版本截圖


原書署名彭孟奇,孟奇其實就是彭先澤的字,書名就叫《安化黑茶》,裡面的主體章節與現在傳世的版本高度吻合。至此,疑慮全消。
在安化縣檔案局與廖局長交流安化民國往事時,我給他講起因為武漢會戰,彭先澤開闢新茶路逆水行舟的故事。他緊接著又提醒我,要注意長沙會戰對於安化的影響。
長沙會戰之後,湖南長沙、益陽的很多機關單位,包括兵工廠都遷往了湖南安化。幾個很有名的高校師生也都遷往了安化。一時之間,安化成了長沙會戰的大後方,成為經濟文化高度聚合之地。那些文化人,帶著藏書攜家眷舉家前往安化避難的不在少數。
就檔案本身而言,因為抗戰時期的特殊情況,造成了不少遺失。廖局長說,當時民國時期,安化其實有修過一次縣誌,稿件都已經成型,只是在轉移中用籮筐挑著,不甚遺失。安化同治縣誌裡就有很多關於茶的記錄,光緒年間,安化茶產業出現了井噴式發展,如果民國縣誌還在,應該可以看到對那種盛況的記錄。


在談及光緒朝的產業井噴現象時,有很多老前輩和安化黑茶從業者喜歡將其簡單地歸因於安化茶好。當然,這隻能是其中的一個緣由。
晚清時期安化黑茶產業的井噴現象,除了安化茶好之外,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政策刺激。左宗棠經略西北,需要戰爭經費。彼時清政府財政拮据,陝甘總督府的軍費都分攤到了各個省,但事實上各個省也不好過,所以也都給左宗棠打著軍費的欠條。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宗棠和湖南巡撫形成了一個協議,就是凡到湖南境內經營西北茶葉的客商,湖南巡撫只向其徵收20%的稅,剩下的80%由陝甘總督府代繳,但是陝甘總督府並不以現金的形式繳納,而是抵扣湖南省欠下的軍費。
這樣一來,在湖南經驗茶葉生意,可以少交80%的稅,這能觸動商人的敏感神經,原本就具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湖南安化,瞬間迎來了產業大發展的歷史機遇。如今漫步黃沙坪、江南等地,殘存的老茶行遺址,從規模上還透著當初的盛況。所謂“茶市斯為最,人煙兩岸稠”,描述的就是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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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留在安化的老茶行遺址)


那從這個歷史案例來講,給我們當代茶業人的啟發就是,要發展產業,就必須要具備這3個前提:

1、歷史性形成的產業基礎,包括產業鏈上的各種從業者基礎,老百姓對茶的認知基礎,還有就是本身這個地方的知名度;

2、產業領導者的制度設計,利好產業的制度設計,能激活從業者的主動性,引發產業裂變;

3、先進工具的應用,對於光緒年間的安化黑茶產業,已經出現了金融工具。

黃沙坪的錢莊遺址,本質上是在向我們展示當時產業內的大宗金額結算,乃至產業借貸。
1939年,彭先澤抵達安化,也是充分把握了這3點。整合歷史性形成的產業基礎,培訓產業從業者,制定產業標準。然後建立公司運營制度,建立物流渠道,並且在銷區派駐銷售代表。最後,他還以貸款的形式,採購了全新的製茶機械設備,提升產能。
來自歷史的啟示,永遠都在那裡。我們費盡周折的存檔,保護歷史證據,其實就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資料來源:光陰夜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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