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元和末年以來，大唐帝國曆穆、敬、文三朝，在藩鎮事務上一直採取妥協政策，對四方藩鎮，尤其是河北三鎮割據自專和官爵世襲的現象始終予以默認，包括對此起彼伏的兵變也一直抱著聽之任之的態度。
只要各地藩鎮不公然起兵對抗中央，李唐朝廷就會把節度使的旌節斧鉞拱手交給那些驕兵悍將。從前被朝廷視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變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
這麼多年來，大唐帝國的臣民們似乎也已經麻木了。然而，到了武宗一朝，這樣的政治現狀註定要被改寫。因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種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人。一旦有機會，他們必將在藩鎮事務上擺出強硬姿態，重塑李唐中央的權威。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個改寫現狀的契機終於擺在了他們面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了，其侄劉稹秘不發喪，以劉從諫病重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後之職。給不給他這個繼承權？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義鎮位於河東，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本來，這個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較放心的一個藩鎮，多年來很少出什麼問題，甚至每當河北叛亂時，昭義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這些年來，昭義與朝廷的關係卻變得越來越差。究其原因，還要從八年前的甘露之變說起。
當年那場震驚朝野的流血事變發生之後，李訓、鄭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殘忍的屠殺和族誅，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出於義憤，於開成元年二月給文宗上了道奏疏，說了些公道話，並且把矛頭直指仇士良。
他說：“王涯等人不過是儒生，荷國厚恩，豈肯輕易謀反？李訓、鄭注事實上也是為了除掉亂政的宦官，卻被誣陷為謀反，說到底其實也沒有罪。退一步講，就算宰相們真有異謀，也應交付司法審判，豈能讓宦官肆意屠殺？而且還連累了那麼多無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親赴朝廷，向陛下面陳是非善惡，又擔心遭人陷害，禍及子孫。雖然臣不能親往，但一定會克盡封疆之責，抓緊操練軍隊，希望在內為陛下之腹心，在外為陛下之藩籬。倘若奸臣仍舊橫行，臣會誓死入朝，以清君側！”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頓時暴跳如雷，叫囂說劉從諫有窺伺朝廷的野心。當時，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徵性地給劉從諫加了個“檢校司徒”的榮譽官職，以示勉勵。但是，劉從諫卻斷然拒絕，並且對文宗的懦弱表現頗有微詞。從此，昭義與朝廷便產生了隔閡。
武宗李瀍即位後，劉從諫為了改善與朝廷的關係，趕緊給新天子獻上了一匹舉世無雙的寶馬。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李瀍沒有接受。劉從諫越發覺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殺了那匹寶馬，隨後便開始積極擴展軍備，明裡暗裡與中央較勁。相鄰諸道見狀，頓時大為恐慌，連忙跟著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軍備競賽。
會昌三年春，劉從諫患了重病，自知不久於人世，便對妻子裴氏說：“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卻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鄰諸道又與我們極不和睦。我死之後，別人來主持軍政，我們家恐怕就沒有煙火了。”隨後，劉從諫便效仿河北三鎮，任命他的侄子劉稹為都知兵馬使、族侄劉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同時把所有的親信全部安插在軍隊的要害部門，以確保在他死後，家族子弟能承襲節度使的職位。
四月，劉從諫死，劉稹秘不發喪，強迫監軍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稱劉從諫病重，請立劉稹為昭義留後。劉稹堅信，只要嚴密控制監軍宦官，重金賄賂朝廷使臣，暗中加強戒備，不出三個月，朝廷肯定會乖乖送上節度使的旌節斧鉞。然而，劉稹萬萬沒料到，他這回運氣不佳，碰上了兩個註定要拿他開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會上他的當。李瀍料定劉從諫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說：“若從諫的病尚未痊癒，就先到東都洛陽靜養，等到病體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劉稹能來京朝見，朝廷定會重加官爵。”隨後，武宗就此事徵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見。其他宰相、諫官和大多數朝臣都認為，應該仿效河朔諸鎮，授予劉稹留後之職，唯獨李德裕一人堅決反對。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義的情況與河朔三鎮截然不同。河朔割據已久，人心難以挽回，所以歷朝以來都把他們置於度外。而昭義卻近在中央腹心，軍隊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為當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遠見和謀略，才在劉悟死後把官位授予劉從諫。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縱容，試問天下藩鎮誰不想效法昭義？從今往後，又有誰願意服從中央權威與天子號令？
武宗隨即問李德裕：“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昭義？”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說：“劉稹心目中的榜樣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鎮，只要能讓他們不與昭義結盟，劉稹必將無所作為。所以，應派遣大臣前去宣諭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訴他們，歷任天子都已經承認他們世代相襲的慣例，但是昭義的情況與他們不同，如今朝廷要對昭義用兵，如果他們不希望看到朝廷的軍隊進入河北，就應該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隸屬於昭義的邢州（今河北邢臺市）、洺州（今河北永年縣東南）、磁州（今河北磁縣），並向所有將士承諾，平叛之後，朝廷一定會厚加賞賜。如果這兩鎮服從命令，不阻撓中央的軍事行動，劉稹必定可以手到擒來！”
邢、洺、磁三州是昭義的財賦重鎮，但卻遠離其治所潞州，是位於太行山以東的一塊飛地，而成德與魏博則一北一南把它夾在中間，如果王元逵與何弘敬能奉命拿下這塊飛地，朝廷基本上就穩操勝券了。武宗聞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計劃行事。
以往，每當河朔諸鎮有節度使死亡，後人或部將企圖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弔祭使前往弔唁，其次再派冊贈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準備承認其自立，也會先封他一個官爵，直到出現軍隊抗命的情況，朝廷才會出兵。這麼一套繁文縟節下來，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戰事拉開，藩鎮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戰爭準備。而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裝模作樣的太極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陽、河東、成德、魏博、河中五鎮下達了命令。
這個命令就一個字——打
會昌三年五月初，討伐昭義的戰爭迅速拉開了序幕。
按照李德裕的計劃，朝廷此次討伐昭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河北的態度。如果成德與魏博願意奉詔，這場仗還沒開打，朝廷就已經贏了一半；可萬一他們拒不奉詔，並且跟昭義抱成一團，那麼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戰爭的危險了。耐人尋味的是，面對朝廷的詔令，成德與魏博的反應截然不同。
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詔令，就親率大軍南下趙州，並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圍的一座堡壘。可是，直到他的前鋒攻入邢州境內月餘，魏博的何弘敬卻依然按兵不動。
王元逵頻頻向朝廷呈上密奏，稱何弘敬首鼠兩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後，李德裕當即對武宗說：“給何弘敬下一道詔書，稱朝廷準備派遣王宰（討伐昭義的主帥）率軍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來，何弘敬必然擔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計而行，隨即命王宰率部直趨魏博。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後大為震驚，再也不敢耽擱，趕緊集結部隊匆匆北上，兵指磁州。從會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義軍在朝廷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劉稹惶恐，不得不兩次上書請降，但均被李德裕斷然拒絕。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閏七月，劉稹的心腹將領高文端向朝廷投誠，並提供了許多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朝廷軍利用這些情報，又打了好幾次勝仗，逐漸對潞州形成合圍之勢。八月，在王元逵與何弘敬的威逼下，作為昭義財賦重鎮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繼歸降。至此，劉稹的敗亡已成定局。
眼見昭義大勢已去，劉稹身邊的兩個人就開始尋找退路了。他們是劉稹的親信大將郭誼、王協。當初唆使劉稹擁兵自立時，這兩個傢伙最賣力，可眼下劉稹馬上就要完蛋了，他們當然不想給他當陪葬。郭、王二人決定殺了劉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頭換取富貴。在郭誼和王協看來，劉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問題在於，劉稹身邊還有一個厲害角色——他的族兄劉匡周。
劉從諫臨死前，有意安排劉匡周擔任中軍兵馬使，目的就是讓他輔佐劉稹。所以，要想除掉劉稹，就必須先擺平劉匡周。為此，郭誼找了一個機會對劉稹說：“十三郎（劉匡周排行十三）坐鎮帥府，向來剛愎自用，所以諸將都不敢向您進言獻計，怕被他猜忌而獲罪。山東三州之所以丟失，其根源就在這裡。依在下所見，只有請十三郎離開，眾將才有可能開誠佈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轉敗為勝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劉稹信以為真，隨即叫劉匡周以生病為由主動辭職。劉匡周大怒：“我身在帥府，諸將才不敢心懷異圖，我要是走了，我們劉氏必遭滅門！”劉稹認為劉匡周是危言聳聽，堅持讓他走人。劉匡周萬般無奈，只好交出中軍兵馬使的兵權，黯然離開了節度使府。
他一走，劉稹的滅頂之災就降臨了。郭誼和王協隨即設計殺了劉稹，同時將劉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殺——上至劉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嬰兒，無一倖免。隨後，郭誼和王協又把劉從諫原來的親信故舊全部滅門。八月十六日，昭義平定的消息傳到長安，宰相入朝稱賀。
武宗問李德裕：“應該如何處置郭誼？”李德裕說：“劉稹不過是一個無知小兒，之所以對抗朝廷，都是郭誼等人指使，可到了劉稹勢窮力孤的時候，他們又賣主求榮，這種人要是不殺，何以懲惡！”武宗點點頭：“朕也是這麼想的。”幾天後，劉稹的首級被傳送京師。郭誼、王協等人眼巴巴地等著朝廷的封賞，可他們萬萬沒想到，最後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紙逮捕令。
與劉稹被殺時隔不過半個多月，郭誼、王協等參與謀殺劉稹的昭義舊將，便悉數被綁送長安，然後全部斬首。昭義之戰，朝廷既收回了對昭義的直接管轄權，又極大地震懾了河朔三鎮與天下諸藩，可以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勝利。
自 “元和中興”以來，歷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與跋扈藩鎮的較量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只有這一次贏得這麼漂亮，忠於李唐的萬千臣民無不為之歡欣鼓舞、揚眉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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