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發生以來，如何防疫已經成為經濟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很多人會把防疫作為公共服務來思考，思考政府應該怎麼做才能預防疫情的發生。這是預設了“防疫”為政府事務，這樣剩下的是“政府怎麼做為優”的問題，這其實是“公共管理”的視角而非“經濟學”的視角。下面談一下從“經濟學”的角度如何思考這一問題，說明經濟學指向的是“市場化”。
“公共管理”是首先確定一個整體性目標（如把防疫視為“公共衛生”），然後著眼於解決這個問題或實現這個目標。然而，“經濟學”並不直接針對給定的整體性目標，而是從個體角度思考。比如對防疫，個體都有需求，這對企業家來說意味著商業機會，特別是生產有助於防疫產品的醫療企業和保險公司，他們會看到防疫中的商機，並把相關的服務提供出來，這樣一個有關防疫的市場就產生了。
一旦有關疫情的信息出現，嗅覺敏銳的企業家會迅速行動，各種相關的資源立刻會被調動起來，去解決問題，比如保險公司一定是很有積極性，因為行動晚了損失大。利潤動機驅使下的行動，要比“公共”模式下依靠“命令”驅動的行動更快，也更有效，比如它不需要經過上級的同意才能付諸行動。
這裡牽涉信息的問題，有人會問，在商業模式下，商家會不會隱瞞信息，從而損害公眾利益？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商家要讓公眾利益最大化才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比如保險公司如不告訴公眾有關病毒的信息，那麼它自己的損失就很大。保險公司一定會在第一時間發佈相關信息，讓公眾做好準備。
商業模式假設個體的權利受保護，不會因為假想的“公共利益”而受限制。個體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對合約負責。設想一下，假如防疫是一個商業行為，那李醫生就可以馬上通知保險公司，這就如同一個人發現自己的車出了故障，通知保險公司一樣光明正大，名正言順。商業模式也假設各方處於平等地位，政府不能凌駕於企業之上，比如保險公司可以要求政府在人員的隔離上予以配合等。
在商業模式下，人們的行動是“主動的”，因為他們知道那是自己的利益，這也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相反，在“公共管理”模式下，相關人員的行動是“被動的”，因為沒有上級的許可，個體不能行動，並且個體的行動也不能超出上級的許可範圍。這實際上極大地限制了問題的解決，首先上級做出決策要花時間，等上級做出決策，時間已經拖了；其次上級不是全知全能，做出的決策可能是錯誤的。
還有，上級有“目標的衝突”，即上級的公共目標不是一個而是多個，比如發展和安全等等，上級必須在多個目標之間進行權衡，上級會把他認為次要的公共目標犧牲掉來保他認為重要的目標，這意味著某個公共問題會因為在上級眼中是“次要的”而無法得到解決。
在“公共管理”模式下，某個問題是否得到解決，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決，取決於上級是否重視這個問題。而是否會被重視，又取決於問題的嚴重性，如不很嚴重，一般不會被重視。而大眾需要的是在問題不嚴重的時候就得到解決，因為等到嚴重的時候，已經太晚。所以用“公共管理”的模式解決問題是一個悖論，會陷入“無解的”怪圈。
相比“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場中，不同的目標（行動）是兼容的，你的問題（需求）就是他人的利潤機會，這將產生各方多贏的結果。醫療行業和保險公司會大量提供有關防疫的各種服務，這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相反，在“公共管理”模式下，不是增加財富，而是“消耗”財富去解決某個已經出現的問題，或預防某個問題，比如通過立一部法，增設置一個機構等手段，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商業化（防疫）的前提是“產權”，有了“產權”就有了“經濟”，即需求和供給，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生。經濟活動的開展增進了個體福利，包括健康、幸福，也包括更好的防疫條件。相反，假如產權受限制，如個體不能表達自己的“發現”，則“經濟”不會出現，這時個體的福利受損失，發展停滯，甚至連生命都沒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產權的保障，也就沒有生命的保障，遑論發展。
以上比較了“公共管理”和“市場化”兩種模式，說明為什麼“市場化”更為有效。市場化利用個體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本性，產生“好的”非意圖結果，或使無數“壞的”結果沒有出現，如都有飯吃，都有衣服穿，十多年沒有疫情出現，這是我們已經習慣了的，但並非理所當然，如產權沒有更好的保障，壞的結果會以不可預期的方式出現。
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在下面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更好地保護產權，使壞的結果不出現，還是由於沒有很好地保護個體產權，等到出現壞的結果之後，再耗費巨大的代價去補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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