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館

說到“烏臺詩案”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兩個人：蘇軾和王安石。兩人同屬唐宋八大家，在文學藝術上都是當時的文壇泰斗。可誰想到在文壇上惺惺相惜的兩個人，在政治上卻處於比較對立的局面。王安石除了文人的頭銜之外，頭上還有一頂閃閃發光的冠冕，那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連革命領袖列寧都讚譽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而蘇軾當時的官職是判官誥院。

元豐二年（1079），蘇軾時年四十三歲，他已在杭州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知州又先後在密州、徐州地區任知州。元豐二年，他又被調往湖州任知州。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廢興除敝，因法便民，政績斐然。也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寫下了一篇《湖州謝上表》，本意是寫一份工作總結，向皇上彙報工作進度，民生狀況等諸多事宜。不曾想正是因為這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官樣文章，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就被押解離開湖州，關在御史臺長達三月之久，甚至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這就是當時轟動整個北宋政壇和文壇的“烏臺詩案“。其實這兒的”烏臺“就是指的御史臺，只因當時的御史臺中種有密密麻麻的柏樹，很多野烏鴉棲息於枝上，看上去黑壓壓一片。御史臺也被稱為“柏臺”。而此次事件被定性為文字獄。

而早在熙寧二年（1069年），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急於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便啟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新皇帝即位，那火更是燒得可以燎原了。由於一開始就看到了變法中的內容過於激進（比如說青苗法和保馬法），蘇軾多次上表陳述厲害無果，自覺難以在朝廷立足，便自請外調杭州。從此開始了他外放官的生涯。而使他身陷囹圄的“烏臺詩”案就發生在湖州。

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引起這件事的導火索，這份《湖州謝上表》的內容：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前兩段的意思大體是感謝皇恩浩蕩，將我派到這麼好的地方任職，我何德何能能有此殊榮之類的客套話。後面也表明了自己要怎樣不負聖恩，要兢兢業業幹好本職工作的忠心。但壞就壞在文中有兩句讓好事之徒抓到了辮子。

之後，便是漫長的審訊，御史臺更是各處蒐羅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挖空心思地找出蘇軾譏諷變法和對朝政不滿的“證據”，其目的便是欲置蘇軾於死地。受牽連的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駙馬王詵。蘇軾一度絕望至極，認為自己必死無疑。但後面事件卻出現了轉機，因眾人為其爭相奔走，加上王安石不計前嫌，上書皇帝“聖朝不宜誅名士”，再加上太皇太后彌留之際對宋神宗的訓誡，而宋太祖也曾說過：不得殺文人。蘇軾才可以撿回一條老命，但卻被髮配至荒涼的黃州當了個有名無權的團練副使。

可以說被貶黃州之後，蘇軾詩詞的風格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從一個滿肚子錦繡文章的文人，悟透了生死，他對人性，對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完成了一個才子，到一個哲人最後到北宋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三連跳。我們不得不說，“烏臺詩”案也許毀了一個高官，卻實實在在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學藝術家。

淺淺閱讀

答：“烏臺詩案”是發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樁文字案。

這裡解釋一下，所謂“烏臺”，就是御史臺，蓋因御史臺官署內栽滿了柏樹，所以又稱“柏臺”。而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也稱“烏臺”。

“詩案”，就是與詩有關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蘇東坡。

蘇東坡才情蓋世，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惡如仇，剛直不阿。

蘇東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慣的事，就必須“如蠅在臺，吐之乃已”。

偏偏，蘇東坡又是一個“極不合時宜”的人——蘇東坡生得體胖須長，尤其一個大肚子鼓如孕婦，他曾撫腹笑問小妾朝雲：“猜猜這個大肚子裡裝的都是啥？”朝雲討好地說：“是一肚子錦繡文章。”蘇東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糾正說：“錯，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宋神宗朝興起了由王安石牽頭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臺推行新政，蘇東坡看不慣，處處冷嘲熱諷；到了保守派上臺恢復舊政，蘇東坡也看不慣，同樣熱嘲冷諷。

一句話，蘇東坡是個兩頭不討好的人。

“烏臺詩案”發生的時間是元豐二年（1079年），看名稱就知是與詩有關。

但案發是從一份謝表開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實施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

元豐二年（1079年），是從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

這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

官職調動，按照慣例，都得給皇帝上一份謝表，感謝龍恩浩蕩。

蘇東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謝上表》。

慣常做法，就是總結一下自己在原職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職上的期望和計劃，再加幾句感激語，程序就算結束了。

但蘇東坡是個牢騷包，對新政有一肚子牢騷，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寫了這麼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表面看，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騷話，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瞭解小臣我愚鈍不適時務，難於和新提拔起來的年輕才俊共事；同時您也體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懶，也只能在基層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並沒那麼簡單。

蘇東坡這句話裡有幾個詞語，在當時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熱門詞語——炒熱這個詞的人，正是保守派和變法派的領袖司馬光和王安石。司馬光曾寫過一封長信給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詞來訓斥王安石，說王安石的變法是無事生事，是要擾亂天下的禍根。

這之後，“生事”就成了攻擊變法的慣常用語。

另外，“新進”則是蘇東坡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這樣的牢騷，這樣刺眼的詞語，讓變法派人士極度不適。

試想想，蘇東坡乃是文壇的領袖，他隨便說一句什麼話，都會對民眾形成強大的引導力，而他總是在詩詞文章中譏諷新政，無疑會對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設造成強大阻礙。

變法派人士早牙根癢癢的，一直想弄蘇東坡了。

這回，看到謝表上的刺眼語句，他們決定從這份謝表入手，把蘇東坡整臭整倒，讓他停止呼吸，徹底閉嘴。

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譏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於是，蘇東坡被拘押到御史臺獄受審。

好巧不巧，蘇東坡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好新刊印發行，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一個上佳收集材料的機會。

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摘抄了幾首蘇軾的詩，上奏彈劾蘇東坡“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

老實說，舒亶也沒冤枉蘇東坡。

舒亶說蘇東坡的《山村五絕》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譏諷新政中的青苗法；“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譏諷新政中的鹽稅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譏諷新政中的水利法；《戲子由》中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譏諷新政裡的課試郡吏措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蘇東坡一開始只承認，《山村五絕》裡“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但遷延數日，也不得不承認，《八月十五日看潮》裡“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再拖延了幾日，又承認了《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

事實上，舒亶的道行還是淺了點。

經過御史臺同仁群策群力，他們從蘇東坡詩詞蒐羅出上百首是針砭新政的。

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蘇東坡也統統作出了交待，承認自己就是看不慣新政。

其中有些詩，御史臺的官員看不懂裡面的真意，蘇東坡主動指出來，給他們上課，詳加解釋，他們才醍醐灌頂，大長見識。

比如《和韻》詩中的“嘉穀”、“莨莠”等語，蘇東坡說這是在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詩經》中“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

……

因為這些詩，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殺，必欲除蘇東坡而後快。

蘇東坡本人在獄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結果頗有些黑色幽默。

蘇東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詩文唱和，寫“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等句自比獨鶴、高鴻，把變法派比喻成烏鴉、老鼠。

這些“獨鶴”、“高鴻沒有一個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稱為“烏鴉”、“老鼠”的變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為了搭救蘇東坡，還和王珪撕破了臉面。

當然，最能決定蘇東坡生死的，還是王安石勸宋神宗那一句“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回頭想想，早在熙寧七年，蘇東坡還做了《王莽》、《董卓》兩首詩來痛斥王安石。

最終，宋神宗下令對蘇東坡從輕發落，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最後補一筆，蘇東坡剛剛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筆寫下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的詩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覃仕勇說史

蘇東坡險些喪命的“烏臺詩案”：遭小人陷害，皇帝都救不了他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東坡遷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蘇東坡向朝廷寫了《湖州寫表》，其中有兩句話：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因為這兩句充滿諷刺意味不合時宜的兩句話，不久，蘇東坡即遭受小人陷害，釀成兩宋史上轟動一時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蘇東坡因此險些丟了性命。

此時當政的皇帝是北宋有名的明君宋神宗，神宗皇帝並不希望蘇東坡死，但是卻只能眼巴巴看著蘇軾被人陷害卻無能為力。最後，還是蘇東坡一直以來都反對的老丞相王安石站出來說了一句話，救了蘇東坡一命。

釀成“烏臺詩案”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因為蘇東坡竭力反對王安石變法，陷入新舊兩黨的權利之爭。其二是因為蘇東坡本身嫉惡如仇的性格加上如此中天的名聲，對當時執掌朝政的新黨造成了威脅，因此新黨中的部分小人無不欲除之而後快。

一、聲名顯赫，遭人嫉恨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蘇東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年少聰穎。二十歲隨父親蘇洵進京趕考，天縱英才，在三百八十八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幾乎名列榜首。弟弟蘇轍同樣高中，一門兩進士，在京城傳為佳話，引起轟動。

作為主考官的歐陽修在讀了蘇東坡的文章後逢人便說：三十年之後，文壇之中再無人會念叨老夫了。長江後浪推前浪，蘇子瞻名滿京城。

在歐陽修的大力推薦下，年輕的蘇氏兄弟入朝應對，呈上二十五篇策論文章以供預覽。當政的宋仁宗在看過他們的文章後說道：今天我為後世子孫選了兩個賢明的宰相。

當朝皇帝和文壇領袖的賞識，蘇東坡的名聲如日中天，加上他氣貫長虹的才華，一個人太優秀了，必然會遭人嫉恨。在一片掌聲之中，很多人已經開始慢慢眼紅。蘇東坡同期進士的章惇便是其中之一，章惇後來當上了宰相，在蘇東坡的晚年，因為擔心他對自己的宰相之位構成威脅，一度將他貶謫海南詹州的蠻荒之地，此是後話。

二、反對新法，被人陷害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年輕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歷史上有名的“熙寧變法”，大刀闊斧地對朝廷的軍政商農展開全方面的變法。

王安石激烈的變法導致民不聊生，蘇東坡竭力反對。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蘇東坡一生的命運都搭進去了。從此捲入分別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首的新舊兩黨的爭執，“烏臺詩案”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因為反對新法，受到新黨排擠，蘇東坡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蘇東坡升任密州太守。治理蝗災，緝拿盜賊，政績顯著。

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蘇東坡遷徐州太守。碰上黃河決口，徐州城危在旦夕。蘇東坡調遣軍隊，徵集民夫，指揮若定保住了徐州城，宋神宗聞訊大喜，下詔敕賞。

六年來兩任太守，政績斐然，按理蘇東坡有資格進入朝廷內閣了。此時朝廷依然把持在新黨人物的手中，雖然王安石已經退位了，但是李定、鄧綰、章惇等人，依然是大權在握。

反觀舊黨，那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如張方平、司馬光、範鎮、歐陽修等元老重臣，辭官的辭官，流放的流放。已經對新黨構不成什麼威脅。只有一個人，在外擔任一方太守又能力超強的蘇東坡，成了新黨人物的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蘇東坡回到朝廷，進入內閣權利的中心，加上他的超級影響力，新黨一派的日子肯定不好過，因此搬到蘇東坡，成了所有新黨人物的共識。

三、因言獲罪，無處辯白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兩句話是蘇東坡寫在《湖州寫表》中諷刺新黨小人的，被一個御史挑了出來。彈劾他蔑視朝廷。幾天後，御史臺任職的舒亶，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彈劾他不忠於君。

李定，時任御史中丞，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在李定的授意下，一個叫皇甫僎的爪牙前往湖州拿人。蘇東坡正在後院晾曬好友文同的畫，前院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

“拿一太守，如捉小雞。”蘇東坡被押解入京師，關押進烏臺。所謂烏臺，也就是御史臺，因為關押要犯的監獄旁邊有大樹，樹上經常有很多烏鴉，“烏臺”二字，也就源於這些烏鴉。

蘇東坡被關押進了烏臺監獄，遭受嚴刑拷打。對蘇東坡的審問從八月二十日持續到九月十三日，最終蘇東坡決定服罪。蘇東坡承認“諷刺當政”、“批評新政”，對朝廷不敬。審問終結，證據呈送給神宗皇帝，李定、舒亶等小人主張死刑。甚至連蘇東坡自己都認為必死無疑，他在給弟弟蘇轍的信中，寫了一首絕命詩：

四、絕處逢生，被貶黃州

神宗皇帝無意殺害蘇東坡，但是對於御史臺官員們的圍攻，他也無能為力。宋朝一向廣開言路，這反倒讓神宗皇帝犯了難。

最終，蘇東坡昔日反對的老丞相王安石站了出來。王安石說了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乎？”王安石雖然退位，但是作為皇帝的老師，神宗皇帝對他依然禮敬有加，蘇東坡因此得以赦免死罪。

小人們的陰謀沒有得逞，烏臺詩案的結果，蘇東坡被貶黃州充任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此案涉及甚廣，蘇東坡的朋友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包括司馬光、張方平、範鎮、駙馬王詵等人，分別被罰款黃銅二三十斤不等，其中最慘的是王鞏，被貶嶺南。

元豐三年正月，蘇東坡及兒子蘇邁頂風冒雪，黯然離開京城，前往黃州。

文章憎命達，經過烏臺詩案的打擊，反而讓蘇東坡的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另一個層次。在流放之地，蘇東坡開墾田園，自耕自足，過上了陶淵明似的隱士生活，“東坡居士”由此而來。結交朋友，詩文唱和，無論在詩文還是繪畫書法上，蘇東坡創造了無數偉大的作品，前後《赤壁賦》以及《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篇也寫於這一時期。

END.

我是博書君，歡迎關注。讀完答案，瞭解了“烏臺詩案”是怎麼回事，記得點一下贊啊~

博書

烏臺詩案，發生於宋神宗元豐二年六月（1079年），為蘇軾政治生涯重大轉折，後經力保，改謫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

唐代文網寬鬆，白居易敢以當朝天子的韻事入長恨歌，宋初沿襲其風。

烏臺詩案乃見諸歷史記載的最初成規模的文字獄。

蘇軾當年移知湖州，到任後上表謝恩，朝臣以其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又因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說，他寫詩寄託諷喻，希望對國家有所補益。

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蘇軾動輒歸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賞。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蘇軾譏諷，於此案中也指蘇軾有“悛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廢之罪。

御史舒亶尋摘蘇軾詩句，指其心懷不軌，譏諷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興水利、鹽禁等政策。舒亶隨同彈劾表章，附呈上蘇東坡印出的詩集。

御史中丞李定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了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被斬首。

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蘇轍時在商丘已預知消息，託王適協助安置蘇軾家屬，並上書神宗陳情，願以官職贖兄長之罪。

蘇軾在9月被捕後，寫信給蘇轍交代身後之事，長子蘇邁則隨途照顧。根據縣誌記載，百姓都淚下如雨。

押解至太湖，蘇軾曾意圖自盡，幾經掙扎，終未成舉。

捕至御史臺獄下，御史臺依平日書信詩文往來，構陷牽連七十餘人。蘇軾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預備自盡。

押解途上，蘇軾與蘇邁約定，如有不測，則單送魚至牢中。親戚送飯時，一時不察，蘇軾以為將死，遂給弟弟蘇轍寫下了兩手“絕命詩”：

對蘇軾的審問，從八月二十日開始。

• 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一向支持蘇軾，這時染病而死。她曾出面求情，對宋神宗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意思是當年蘇軾、蘇轍兄弟中進士時，先帝很高興，曾對家人說，他那天為子孫物色到兩個宰相之才。現在我聽說蘇軾因為寫詩而下獄受審，這難道不是仇人在跟他作對嗎？他們沒辦法在他的政績上找毛病，現在想通過他的詩而找毛病，這樣控告他豈不是太無謂了嗎？我病得很重，你不可以冤枉好人，以傷中和。宋神宗聽了以後涕泣，蘇軾這才得以免罪。

• 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 況且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亶、李定大失所望的是，朝廷官員發出了聖諭，蘇軾終免一死，貶往黃州，擔任團練副使，成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而弟弟蘇轍被貶江西筠州任酒監，平日與蘇軾往來者，如曾鞏、李清臣、張方平、黃庭堅、範鎮、司馬光等29人亦遭處分。張方平、和範鎮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其餘各罰紅銅二十斤。

蘇軾變為了一個農民，一個隱士，一個農夫。

元豐三年，初到黃州，蘇軾創作了《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

宋神宗元豐四年，蘇軾開墾東坡荒地，自號“東坡居士”，創作了著名的《豬肉頌》。

《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也是在黃州時期創作的（元豐五年）。

《記承天寺夜遊》（元豐六年）。

墨清棠

公元1079年，時任“湖州市委書記”的蘇東坡同志被“雙規”了。

此事一出，即刻佔領大宋各大媒體頭版頭條，持續十週穩居“圍脖”熱搜榜榜首。

一時間鋪天蓋地的小網文橫行大宋社交圈：

蘇東坡鋃鐺入獄，一下子成了大宋全民話題，之前的柳永吸毒、秦觀嫖娼及高衙內送林娘子坐牢等事件，跟這比起來完全不叫事。

後經《大宋日報》權威發佈，“原湖州市委書記蘇軾或涉烏臺詩案，已被停職查辦”。

烏臺詩案，什麼臺什麼案？

烏臺其實就是御史臺，相當於現在的紀檢監察部門。

因漢朝時，御史臺院內有幾棵大柏樹，不識趣的烏鴉在柏樹上築巢安家，儼然主人一般，隨意聒噪，因此時人把御史臺戲稱為烏臺，此後一直沿用。

而蘇書記此案，是因他詩文用詞不當，被御史彈劾而起，故稱“烏臺詩案”。

接下來，我們簡單的聊一下蘇書記為什麼會牽扯到這個要命的“烏臺詩案”裡呢？

蘇東坡早年得志，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兒急。

受儒家思想影響，古今文化人大多一樣，志大才高，都渴望著拜將入相、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蘇東坡年紀輕輕就混上了處級幹部，前程可謂一片大好，他豪情滿懷，寫詞道“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42歲那年，也就是1079年，蘇東坡升任湖州市委書記，正廳級。古代官員赴任新職都得向皇帝上一個總結形式的奏表，蘇東坡照例向宋神宗遞呈了《湖州謝上表》。

沒想到這個奏表徹底的顛覆了他的命運。

蘇東坡是個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不忘了加點個人感情色彩。

他在奏表的最後寫道：

這就是幾句牢騷話，白了說就是：陛下知道我又老又笨，估計跟不上那些朝廷新進大臣的思路，所以讓我到安心的到地方去撫卹百姓發揮餘熱。

這幾句並看不出什麼過錯，就是帶點自嘲的調調，但在想弄你的人眼裡，草繩也可以是咬人的蛇。

蘇東坡表中提到的“新進”和“生事”戳到了一群革新派小人的痛處，他們正好借題發揮，說蘇軾妄自尊大、愚弄朝廷。

蘇軾是個耿直Boy，他為人處事向來直溜，丁是丁卯是卯，不見風使舵，不結黨營私，比今天的直男癌還直，他這種性格混官場，處處給自己埋雷。

當初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進”分子主推變法，蘇軾是反對的，為此，好多人記恨在心。

這次，他又公然在奏表中諷刺“新進”大臣，這不是為自己找不痛快麼！

果然，以何正臣、李定等為首的“新進”小人代表，狠狠的咬住了蘇東坡。他們唯恐天下不亂，藉此正好將反對新政的朝臣們一鍋端。

“新進”小人們以蘇軾的總結奏表及詩文為出發點，從中捕風捉影，謗告蘇軾“反dang反人類”。

中華文字博大精深，文字獄自然也是精深博大，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小人們準備對蘇軾痛下殺手。

蘇書記在紀檢看守所遭受了100多天的輪番審訊，整個人幾近崩潰，他已深刻的意識到了案情的嚴重性，把遺書都寫好了。

宋神宗對此案也非常關注，他還指望著藉此打壓保守派，殺雞儆猴，好推行新政咧。從古至今，革新都是要流血的，皇帝老爺可不在乎砍幾個人。

但宋朝太祖皇帝留有遺詔，“凡大宋一朝，大臣唯謀逆者不予死刑”。

此外，臥病在床的曹太后也對皇帝兒子施壓，要求務必保證蘇軾安全。

另外，新舊兩黨中有許多正直的官員也紛紛上書，請求朝廷對蘇東坡從輕發落，其中聲音最響的，當屬新政發起人、已退休的老幹部王安石了。

案件移交大理寺，迫於各方壓力，大理寺公平公正的處理了該起案件，蘇軾被貶謫為黃州副團練。

同時，此案牽涉人員70多人，大部分被貶被罰，最終還算平和的平息了這次風波。

九死一生的東坡同志被下放到湖北黃岡，做了一名民兵自衛隊副隊長，一個可以讓人看報喝茶喝到水腫的閒差。

工作閒了，蘇東坡有了更多的時間來研究詩詞和美食了。

從東坡同志這段時間發佈的詩詞作品來看，在黃岡的那三年，他過得老“虛浮”了（虛浮，湖北話“舒服”的諧音）。

正所謂“東坡肘子賊帶勁，官場不幸詩家幸”。

烏臺詩案成了蘇東坡人生的分水嶺，同時也是他詩詞創作的分水嶺，由之前的慷慨激昂，到後來的自然豁達。

從此，歷史留給了我們一個雄渾、豪邁、堅強、豁達而有趣的蘇東坡。

蘇子寬慰我們曰：大江東去，就讓它去吧！做人嘛，最重要的是開心！

南宮尋歡

”烏臺詩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獄案，案件的主角是歷史上以文學成就享譽盛名的風雲人物蘇東坡——蘇軾。他因詩文涉及譏諷新政，而被新黨控告下獄，正如他所言“平生文字為吾累”，引來牢獄之災。此案不只涉及一首詩，而是一部分詩。

烏臺詩案在古代文字獄的歷史上規模不算大，但是很典型，將從案件背景、案件經過、對蘇軾的影響以及對詩歌的影響力，四個方面對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全面的陳述。

第一，案件背景

政治背景

宋朝建立前期，我國的歷史又一次經歷了混亂分裂的五代十國，宋太祖趙匡胤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他是個武皇帝，這與他的出身有關，他的父親就是武將，受家庭文化影響，趙匡胤也走了武將的道路。趙匡胤戰功卓越，快速升遷，後周官至節度使，擁有禁軍大權。

五代時期，政局動盪不定。五十四年間，更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換一個皇帝。而這些皇帝的即位，都有一個特點，多數都是依靠擁重兵奪帝位。如後梁太祖朱溫、後唐莊宗李存勖的皇位是靠統兵多年奮戰奪位；而後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從珂、後周太祖郭威的皇位，都是靠禁軍奪得。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君權神授的觀念被削弱。五代皇位的角逐可以說都是實力說了算。誰有實力，誰就是王。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下的趙匡胤，早已看明白了這一點，於是，當機會來的時候，他毫不猶豫的抓住了。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稱帝建立了北宋。

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心裡不安，他也擔心擁重兵的武臣，有一天重操他的舊業。於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歷史事件，這個事件基本是真實可考的。天下精兵盡在天子手中，帶兵打仗也是文官統領武將。這就是宋朝施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所以，在宋朝，文官比武官有地位，士大夫們的待遇優厚。但是文人士大夫們也需要控制，文字獄就是控制他們思想的手段之一。

時代背景

北方缺少燕雲十六州的宋朝先天不足，建國之後，又缺乏長久規劃，因此後天失調。北宋中葉出現內外交困的局面，財政困難和國防危機同時襲來，也就是所謂的“積貪積弱”形勢。王安石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進步的政治家。他就在這樣的形勢下走入了歷史。神宗即位，革除弊政，試圖重振國威，便任命王安石為相，推行他的變法，史稱“熙寧變法”。

變法自推行以來，因為執行起來弊端不斷，反對派的聲音就沒有停止過，這樣朝廷上形成了兩派，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一派稱為“新黨”，反對派則歸入舊黨。反對派的攻擊，王安石兩度罷相。對於“烏臺詩案”，歷來後人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新舊黨之爭，也可以說是“變法”與“反變法”鬥爭的一部分。蘇軾被捕入獄，自然被劃入舊黨。他被捕後關押在御史臺監獄，御史臺古稱“烏臺”，又因以詩文獲罪，所以文學史上稱這個案為“烏臺詩案”。

“熙寧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抵禦外敵，如果施行得當，老百姓也會受益。但是執行情況與王安石的設想相反，由於北宋官僚腐敗，變法成了貪官汙吏們攫取個人利益的新手段。在這樣的情況下，老百姓的負擔更重了。蘇軾憂國憂民，看到變法的弊端，百姓的悽苦，遂以詩抒發情感。因此寫下了被新黨認為“譏刺”變法的詩文，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第二，烏臺詩案的經過

被抓經過

蘇軾對“變法”的確有自己的看法，但並不一定是持反對態度。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負的藝術大師，藝術家的特點大多都是重感情，這是與政治家的區別。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多數的文人仕途之路都走得不順。蘇軾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變法之初，他就曾上書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的看法，分析利弊。參政議政，這本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也是封建社會士大夫們的優良傳統。但是在當時黨爭鬥爭激烈的特殊時期，正常的規則遭到了踐踏。蘇軾的對社會的責任感變成了他的“罪證”。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刺史，照例上表對朝廷表示感謝。新黨人士蔡確、何正臣便上奏書指責蘇軾的謝表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並聯系過去蘇軾所作詩文，指出蘇軾的詩文，矛頭所向都是朝廷，並把蘇軾詩文中出現的“問題”都歸結為對“新法”的態度。因為變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激起神宗的憤怒，所用之術正是“借刀殺人”，以此達到剷除異己的目的。

在皇帝面前，新黨之中的舒亶用激烈的言辭指責蘇軾，說他“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讟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又說他詩文的鋒芒“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可謂大不恭矣”。並且指出“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

與蘇軾有來往的李定也上書羅列了他四大罪狀：怙惡不悛，教而不該，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在一連串有預謀的誣告之下，元豐二年七月下旬，朝廷派人到湖州傳訊蘇軾。當時蘇軾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汴京的駙馬王詵與蘇軾相交要好，私下派人通知了蘇軾的弟弟蘇轍，其弟又派僕人到湖州告知了蘇軾。

蘇軾提前獲知消息並沒有選擇逃跑，他深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跑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反倒連累家人朋友。於是蘇軾泰然受之。蘇軾當時以為自己會被處死，曾一度想投水自盡。

獲罪部分詩文

對於變法的弊端，蘇軾確有微辭，事實上，變法也確有弊端。在現在看來，這只是箴言，算不上什麼罪名。蘇軾長期在地方為官，對民間疾苦比較瞭解。他秉承《詩經》之精神，將現實融與詩文創作中，以詩來揭露現實，這也是社會正統輿論所提倡的。

處理結果

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但是受蘇軾羅織的人員都被降了罪，貶官的貶官，罰款的罰款。宋刑律上有以官贖罪的條例，蘇軾被貶到了黃州。至此，”烏臺詩案“落下帷幕。

第三，此案對蘇軾的影響

”烏臺詩案“對蘇軾後世創作上還是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蘇軾才子名聲在外，他的寫作在當時引人矚目，此案後，他的詩文多了”好譏訕“的名聲。被貶黃州後，他曾多次向人表白，不敢再作文字。他對好友秦觀說：”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他的精力轉向了研究佛學和經學，手抄了《金剛經》，註釋了《易經》和《論語》，以此從中得到一些慰藉。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駕崩，舊黨重新上臺，蘇軾復又入京為官，之後又陷入文人爭鬥，又被貶出京，宋哲宗上臺後，又經歷了一貶再貶。再生性豁達的人，也經不起歲月無情的摧殘，儘管蘇軾隨遇而安，但始終走不出文字獄的陰影。

在動輒因文字獲罪貶職的大環境下，文人又如何安心的進行文學創作呢？這也必然影響了蘇軾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宋神宗說，李白有蘇軾之才，但無蘇軾之學。評價是否中肯，姑且不論，蘇軾的才華博學，確實沒取得像李白那樣偉大的成就，這卻是事實。

所以，從蘇軾的人生遭遇來看，多次因文字受到打壓，這確實也壓抑了他在文學創作的熱情，從而削弱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

第四，此案對詩歌的影響

宋代的文字獄成為文人士大夫之間爭鬥的工具，嚴重阻礙了詩歌的發展。”烏臺詩案“引起了廣泛關注，之後，統治者認為詩歌是文人亂政的工具，曾一度下詔禁止作詩。

蘇軾的詩多用比興手法，而這種文學手法卻成為被人利用的突破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的詩人不敢作詩了，甚至有人改行填詞。

詩歌在唐朝空前繁榮，成就最高，離不開唐朝寬鬆的創作環境。到了宋朝，文字獄牽制了文人的思想，文化專制統治收緊，詩歌再也沒有呈現更高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讀書悟道

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史上的一個轉折，是蘇東坡人生的一個轉折，更是蘇東坡的作品脫胎換骨的一個轉折。

首先，為什麼說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的一個轉折，是因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立下了規矩，要求不得殺文人，否則就是違反祖宗的家法。因為宋太祖總結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訓，看到軍事割據給政權的穩定帶來的災難。而趙匡胤取得政權，就是手中掌握了軍權。所以宋朝開國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輕武的政策，在國內實施開明的文藝政策，這也造就了宋朝文學藝術的發達，促進了宋朝文學藝術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時代，在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殘酷的黨爭中，宋神宗有點坐不住了。當新黨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計找蘇軾的麻煩，從他的詩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種毛病的時候，宋神宗似乎忘記了祖宗的家法，一開始甚至想把蘇軾弄死算了，幸虧蘇軾得到了幾個太后的欣賞，還有朝內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蘇軾貶到黃州了事。這件事情也是開了一個“因言獲罪”不好的頭。

之所以說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文學藝術創作生涯的轉折點，是因為，這場無妄之災恰恰幫助蘇東坡，從一個年輕氣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轉變，因為，蘇東坡被貶黃州之後，他的哲學思考、作文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軾也從蘇軾成為蘇東坡。

所以，要感謝烏臺詩案，感謝那些處心積慮陷害蘇東坡的小人們，是他們促進了一個大師的自我實現。這也恰恰證明了孟子的那句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場烏臺詩案，讓蘇軾成為蘇東坡，讓蘇東坡完成了自我實現。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們找到陷害蘇東坡的證據？讓蘇東坡差一點一命嗚呼，也導致蘇東坡的夫人因為這件事，一怒之下燒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從徐州調動到湖州。蘇東坡在徐州期間，因為帶領軍民抵禦大洪水，頗受神宗的賞識。就把他調到湖州。蘇東坡按照慣例，得寫一份思想彙報，一方面表達自己的忠心和感謝之情，另一方面也說說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麼去做。這本來就是例行公事，但蘇東坡是個有思想又有點大大咧咧的人，說話不注意，結果在充滿尊敬和謙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綻。這篇文章叫《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個包藏禍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讀完之後，發現了一些可以製造事端的句子：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蘇東坡說湖州這個地方沒事可做，這不就是埋怨神宗沒有委以重任嗎？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這句話蘇軾本來就是一謙虛客氣的話，但是這裡面有個詞“新進”很扎眼。因為王安石變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執行，就一股腦地提拔了一些人，這些人基本上沒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賢妒能溜鬚拍馬都是能手，社會上就把這些人說成是“新進”，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蘇軾說滿朝都是些無能之輩，那你不是說神宗是瞎了眼嗎？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開始各顯神通，爭先恐後從蘇軾的詩文集中找問題，大搞一起來找茬的遊戲。

一個著名的小人，權監察御史裡行舒亶，拿出蘇軾在杭州出版的《錢塘集)，指出其中的詩歌處處諷刺新法，侮辱朝廷和當今皇帝。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證:

陛下為救濟貧困貸款於民，蘇軾譏之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為推行新法令百官學習法令，蘇軾譏之為“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陛下為發展農業興修水利，蘇軾則譏之為“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陛下為增加國家收入實行官鹽專賣，蘇軾則譏之為“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總之，蘇軾就該馬上抓來弄死。

後來還有一幫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為了搞死蘇東坡。宋神宗也是個軟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蘇東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說這樣不好，駙馬冒著離婚的危險給蘇東坡通風報信求情，總之，宋神宗最後是放過了蘇東坡，把他貶到黃州了事。

好玩的國學

烏臺指的是御史臺，是北宋的監察機構。因為當時御史臺衙門裡栽滿了柏樹，上面有眾多烏鴉棲息，所以時人稱御史臺為烏臺。

烏臺詩案是北宋比較著名的一場文字獄，受害者是在文學界大名鼎鼎的蘇軾，而施害者與文學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關，那就是寫出了“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的王安石。注意，我這裡說的是有關，並不是說施害者是王安石本人。

烏臺詩案的本質是變法派對守舊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一場政治迫害。王安石變法受到的阻力很大，當時的反對派幾乎都是在文學領域聲名顯赫的人物，以司馬光為首，蘇軾也是其中之一。宋神宗推行變法新政的意志很堅決，反對派大都被排擠出了權力中心，領袖司馬光被迫到洛陽去編纂資治通鑑，蘇軾等人被打發出京城，到各地去做地方官。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蘇軾成為文字獄的受害者跟他自己的狂傲性格和“不識時務”也有一定的關係。元豐二年，1079年3月，蘇軾調任湖州，他給皇上寫了一封奏章，叫《湖州謝上表》。一般情況下，這類相當於非正式述職的奏章套路基本都差不多，先讚頌一下皇恩浩蕩天下太平，再自謙一下說自己在前面任上並沒有多大貢獻，辜負了皇上的厚恩。無非就是怕拍馬屁，順帶自謙一下就over了。但文人都喜歡耍文弄墨，在走完正常的套路之餘，蘇軾在奏章裡又夾了幾句自己的牢騷。

很明顯，蘇軾忽略了一個事實，當時的北宋朝廷文化昌盛，文人眾多。文人之間的爭端往往都往文字獄的方向跑偏。他能耍，別人也能耍。他耍文字，別人就耍他。正所謂，耍人者，人恆耍之。蘇軾這一耍不要緊，為他招致了一場牢獄之災，還差點丟了性命。

在《湖州謝上表》中，他夾雜了幾句讓變法派看來很刺眼的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裡的“其”指的是蘇軾自己，大意是說皇上知道我有點笨，難以和新進的官員們一塊工作。我老了不能做重要的事了，只能去做地方官了。這句話乍一看，沒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問題在於其中“新進”和“生事”兩個詞太刺眼了，這兩個詞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叫“敏感詞”，放到現在各大主流搜索網站裡會被屏蔽的。

“新進”一詞指的是一批新進的變法派官員。由於保守派人數眾多，宋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提拔一批新生力量進入朝廷，壯大變法派的政治實力。“生事”有無事生非之意，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勸他放棄變法的時候用了這個詞。所以這兩個詞都是保守派攻擊變法派時候的常用詞彙，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敏感詞，變法派看到這兩個詞就如同吃了蒼蠅一般。蘇軾在奏章裡用這兩個詞很難分辨出是無意之舉，還是有意的一語雙關。

本著“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鬥爭精神，變法派對蘇軾下手了。

變法派的人都是實幹家，說幹就幹。

他們怕僅憑這一句話不足以整倒蘇軾，於是把蘇軾的詩文集中起來，拿著放大鏡尋找詩文中反變法言論的蛛絲馬跡。古人寫詩文比較言簡意賅，釋義文字時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這也是古代文字獄有很大市場的原因之一。他們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難的實幹精神，經過四個多月的苦心鑽研，終於找到了一些似有似無的證據。

他們把自己收集整理的證據一起打包呈送御前，彈劾蘇軾。很快，蘇軾就被投進了大牢，成為了階下囚。當然，這中間還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這裡不作細表。

御史臺審理案件的時候，面對指控，在沒有用刑的情況下，蘇軾竟然大都招認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這場文字獄裡蘇軾可能真的沒有被冤枉。

但是，問題在於，他該不該因言獲罪。

北宋屬於文人政治，官員們有非常大的言論自由，僅僅因為一個官員寫詩文發幾句牢騷就治重罪，甚至要殺頭，這明顯有點過了。

案卷報告到達宋神宗的辦公桌上之後，神宗勃然大怒，殺了蘇軾的心都有。因為宋太祖趙匡胤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再加上當時大量的官員上書求情，求情的人當中不乏變法派的關鍵人物，比如王安石，蘇軾才勉強撿回一條老命。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最終蘇軾被貶往黃州，任團練副使。司馬光等一批跟蘇軾有詩詞書信往來的保守派官員也受到了牽連，受到了相應的處分。

被貶黃州是蘇軾的不幸，卻是文學的幸運，蘇軾開始變得樂觀豁達，專心於文學創作。在黃州，蘇軾寫下了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也寫出了《赤壁賦》等光耀千古的文章。

泊爵先生

在中國文學史上，蘇氏父子三人具有無可比擬的特殊地位。從來沒有一個家族能夠同時湧現出這麼多、又這般優秀的文學大家。他們的生平、際遇，既是一部起伏不定的人生歷程，更是一個時代的精彩縮影。

在父親蘇洵的言傳身教下，蘇軾、蘇轍兩兄弟也在文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並繼承了父親憂國憂民的政治理念，在北宋的官場上贏得了顯赫之聲名。

當王安石變法開始時，擔任端明殿學士兼禮部尚書的蘇軾認為改革措施中有不妥之處，因而對此持反對態度，結果被王安石貶到杭州出任通判一職。

然而政治上的迫害並沒有就此終結，新黨一派的御史們挖空心思地給這位大文學家羅織罪名，為了給他扣上“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的罪妝，他們從蘇軾的詩集中選出幾條詩句，經過斷章取義的歪曲後作為證據遞交給執法部門。

例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原本是蘇軾說自己沒有讀通律法書籍，因而無法扶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明君主，然而這句經過被御史們曲解，成為諷刺皇帝無能的誹謗之詞。

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一句，被曲解為反對朝廷興修水利工程。

再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一句，被曲解為在諷刺新政的鹽政舉措。

總之一句話。新黨的一些官員就是要想方設法證明蘇軾在譏諷皇上和宰相。

不久，蘇軾被逮捕入御史臺獄。元豐二年（1079）十月二十八日，為表示自己的寬大胸懷，宋神宗免除了他的死刑，將其流放到黃州（今湖北黃岡）。

後來有人把這起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成書，名為《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由於這起文字獄是由御史臺的言官發起的，所以被稱為“烏臺詩案”。

白玉湯1975

著名的“烏臺詩”案，是北宋一個文字獄大案。它牽連了北宋朝廷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蘇軾、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多人。

“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更是北宋政權的轉折點。蘇軾受此打擊，心灰意冷，遠離朝政。對於北宋政壇來說，差點害死蘇軾的這個文字獄，激化了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矛盾。從此新舊黨爭不斷，使得朝綱不振，北宋國力每況愈下，最終亡國。

烏臺，即御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即御史臺詩案。

其實，烏臺詩案並不是由哪首詩引起的，而是由於“王安石變法”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的引發的。如果沒有“王安石變法”，就不會有“烏臺詩案”。

所以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王安石變法”是怎麼回事，它是怎麼發生的，又產生了什麼矛盾？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北宋的“三冗危機”

1、冗員 宋朝初期為了削弱官員的權利，實行一官多職。就是一個官職，由好幾個人擔任，讓他們相互牽制，防止權力過大。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

2、冗兵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

3、冗費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實現新法。

二、變法引起了黨爭，引起了朝廷動盪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史稱“新舊黨爭”。

在朝臣中，因為對變法的看法和認識不同，很快形成兩派尖銳的對立，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稱為新派，包括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稱為舊派或反對派，包括韓琦、歐陽修、蘇軾等。然而“新黨”中充斥了大量為升官發財，才支持變法的奸佞小人。

兩派政見分歧，進行激烈辯論、鬥爭，又互相攻擊，迫害，從而製造出一系列慘痛的冤獄，形成北宋歷史上著名的黨爭現象。

黨爭的根本還是為了爭權奪利。

“烏臺詩案”發生 政敵王安石為蘇軾求情

“烏臺詩案”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

“烏臺詩案”的主角蘇軾，他年少得志，二十二歲第一次進京趕考就榜上有名，他的文章受到了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讚許，而名揚天下。入朝做官後，蘇軾的政績也很突出，三年進京考核被評為“百年第一”。但是他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並不順暢。

蘇軾本人並不反對變法，但是反對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動變法。他在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時得罪了新黨，被趕出京城。他被貶到地方任職以後，仍然不斷寫文章，指出“新黨”變法中出現的問題。王安石也在變法途中被罷相。

神宗不甘心變法的失敗，親自上陣主持新論變法，史稱“元豐改制”。

烏臺詩案就是在這時候爆發的。

當時反動變法的人很多，為什麼蘇軾就被“新黨”盯上了呢？因為他雖然仕途不順，但是已經是文壇領袖，在朝野很有影響力。他對變法以及新黨部分官員的抨擊，讓這些人如芒在背，所以一直想找機會收拾蘇軾。

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給宋神宗寫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謝上表》，在這篇公文中蘇軾不改書生本色，用隱晦的手法又批評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新黨指出《湖州謝上表》中的問題，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後從蘇軾的《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作中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謗宋神宗；之後“新黨”官員經過潛心鑽研，又從蘇軾詩文裡先後收集了“謗訕”詞句60多處，分佈在數十篇作品中，紛紛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

事情一下就鬧大了，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國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親國戚、為蘇軾求情。

甚至連他的政敵王安石，也站了出來，並未因政見不同袖手旁觀。王安石給神宗上書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將其貶謫到黃州。

“君子和而不同”，從這件事上看，王安石的人品還是讚的。

關鍵字: 文化 王安石 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