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兄弟善於通過黑色電影傳遞他們對世界與人性的獨特思考，在他們輝煌的作品列表中，2001年的《缺席的人》（The Man Who Wasn't There）是知名度較低的一部，它致敬了上世紀40年代好萊塢黑色驚險片，甚至拍成了黑白片（使用彩色膠片攝製但在後期處理成黑白）。獨特的影像背後，導演通過一個略顯荒誕的故事，探討了個體尋找自我的艱難過程，也對底層人群在社會中的掙扎充滿深切同情，該片榮獲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攝影獎等19個獎項。
影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美國舊金山某個小鎮上，理髮師艾德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偶然間他發現妻子多麗絲與其老闆戴夫有染。某天理髮店來了一位客人，向艾德吹噓新興的乾洗生意，並拉攏他投資。艾德開始謀劃如何威脅戴夫，拿到投資需要的一萬美元。一連串的事件由此被推動, 如漣漪般層層擴散。
01 無望生活中的失語者
主人公艾德像本片的黑白光影一樣被生活洗去了所有的激情，影片一開始便將人物置於絕望的邊緣——不甘平庸的妻子、瀕危的情感、無望的工作。艾迪通過旁白說：“我這個人不愛說話。”他在影片中的對白屈指可數，即使說話也相當簡潔，觀眾主要通過大段沒有聲調起伏的旁白來了解這個人物。
“言語不僅是信息的綜合, 而且在說者與聽者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繫, 言語始終是主體間的契約。”——法國著名作家、精神分析家拉康·雅克
失效的“語言契約”。習慣沉默寡言的艾德幾乎很少與包括妻子在內的鎮上居民交流，不停的吸菸彷彿成為他與世界對話的主要形式。與艾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周圍的人幾乎每一個都喜歡喋喋不休地與他談話，上班時滔滔不絕的理髮店老闆、喜歡拋頭露面的妻子、詼諧幽默的戴夫等，影片通過這些人物反襯出艾德的沉默，形成一種溝通的反差。
事實上，艾德自身抗拒了語言溝通，他並不是一個渾渾噩噩度日的傻蛋，他擁有活躍的頭腦和豐富的思想, 在沉默中進行思考成為艾迪生活的真實旋律, 他習慣置身事外地觀察一切，像沒有肉體束縛的幽靈一樣思考存在，生活在自給自足的的精神世界中。艾迪並不是一位超脫世俗的思考者，他的痛苦、焦躁源自對現實生活的不滿, 尤其是在發現妻子出軌後, 他更加沉默，陷入了與世隔絕、與人疏離的狀態之中。在遇到乾洗店老闆之後，他決心改變生活，用勒索這樣極端的方式來探尋自身存在的意義。
被剝奪的話語權。艾德在失手殺了戴夫後，回憶起他與妻子的相識、閃婚，從記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段婚姻中，艾德處於全面的弱勢，他連正常的情感表達都被妻子漠視。比如，艾德問多麗絲：“難道你難道不想多瞭解我一些?” 多麗絲回應他:“現在的瞭解就夠了”。在家庭聚會中，艾德獨自在門廊抽菸，多麗絲和戴夫卻在廚房有說有笑。艾德去找乾洗店老闆談入股的事，老闆告訴他只要搞到錢就可以了，其他什麼都不用說。妻子入獄後，艾德花大價錢請來了一位大律師，剛見面律師就告誡艾德：“規則我來定，我會教你怎麼說，你只要閉嘴，話我來講，我是律師，你是理髮師，你什麼都不懂。”
艾德在生活中一次次被剝奪了言說的權力，表達的慾望歸根結底是得到他人承認的慾望，可見，“失語”象徵著艾德失去了與世界和他人建立的聯繫，失語者就是社會上不被人承認的失敗者。
02 缺席者與局外人
看這部電影，總讓人想起經典小說《局外人》，正如阿爾貝·加繆所說：
“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
艾德對於他的家庭，對於社會，幾乎都是不存在的，是個典型的缺席者。
社會屬性的缺席。艾德的“缺席”，有多重含義。首先是他年輕時因病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美國當時特殊的環境裡，在戰場上的缺席，意味著男子氣概的缺失，也註定了艾德沒有找到稱心的工作。在家庭聚會上，戴夫得意洋洋的講起了參加戰爭的經歷，引起了除了艾德以外所有人的大笑，多麗絲略帶嘲諷的向大家解釋道“因為艾德沒有當過兵”。在大家的固有印象中，艾德好像是逃避了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其次是作為丈夫身份的“缺席”，其核心是被妻子的情夫戴夫所取代或者說替換。從電影后面的情節所知，多麗絲完全愛上了戴夫，不僅為他做假賬，還懷了他的孩子，艾德對這種處境無能為力。
艾德的理髮師職業是導演的一個隱喻，他將不斷生長出來的頭髮（身體的一部分）剪掉然後掃去。影片的後半部分，家庭消失了，社會對他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表面上小鎮上的人對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實際上認為他是個“災星”避之而不及，按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像個幽靈，視而不見”。
真相的缺席。 電影片名的缺席（wasn't there）另外的一種直譯就是“不在那裡”，艾德錯手殺了戴夫，可是警察卻當他“不在那裡”，反而讓他的妻子鋃鐺入獄；在影片的結尾，艾德沒有殺乾洗店老闆，司法部門卻將判他謀殺，將他送上電椅，實際上他並“不在那裡”。律師告訴艾德，被殺的戴夫並非他自稱的二戰英雄，只是一個未上過戰場的吹牛者和依附妻子家權勢的暴發戶。
當艾德將犯罪的過程向律師全盤托出時，律師並不打算採納，他不管艾德講的是真是假，只是從效果上來判斷這個故事是陳腔濫調。在律師的眼中，辯護只是一場“秀”，他只是需要利用人們認知的盲點來來贏得勝利而已。
所有人物都遠離了真相，這種可笑的顛倒，也是科恩兄弟劇作的特殊趣味，他們編織的劇情線總會在適當的高潮時，出人意料的分叉或者匯合。事實的真相與艾德無關，或者，我們根本無法瞭解事件的真相。特別值得玩味的是，片中艾德請來的大律師為多麗絲殺人案做辯護時，引用了德國物理學家沃納.海森堡的“測不準”理論，這玄乎其玄的理論把陪審團繞了進去。但是律師的真實意圖是告訴艾德：“看到的越多，知道得越少”。給陪審團和法官更多的信息，反而會使得殺人真相更加模糊。此外，這也是科恩兄弟電影中多次表達的主題：“測不準”的人生，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
或者說，生活中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旁觀者，只有還沒有入局的局外人。
03 底層人群的憂慮和恐懼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條件相脫節，面對著的是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個荒誕的世界，人永遠只能憂慮和恐懼”——存在主義大師馬丁·海德格爾
科恩兄弟電影中的人物，幾乎都在孤獨和焦慮組成的漩渦中苦苦掙扎，剖析《缺席的人》中的艾德這個人物，他的心理和行為邏輯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壓抑的自卑感→努力尋求優越→消極意義的過度補償→犯罪動機
價值感的缺失、自我身份的迷失促使艾德走上對自我的重建，然而無論是投機、還是威脅敲詐獲取利益，都無法使其真正尋得自我。相反，慾望催生了一連串意料之外不能掌控的流血事件，導致了他的萬劫不復。
電影中斯嘉麗·約翰遜扮演的少女波蒂戲份不多但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艾德在與波蒂相處時有了常人般的情感，在波蒂的鋼琴聲中找到了內心的些許平靜。他想成為她的經紀人，為她找了最好的鋼琴教師，要把她打造成一個成功的職業鋼琴家，以此贏得他個人存在的價值與尊嚴。然而最終發現波蒂只是機械地在彈琴，並沒有太多藝術天賦，波蒂還認為艾德竭力幫助自己是被她的身姿所吸引，這種誤解讓艾迪徹底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在尋找自身價值中完全迷茫了。
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往往把物質財富和社會地位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終極目標，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實現目標的機會，處在下層社會的小人物不僅缺乏獲得成功的機會，還被上層階級把僅剩的價值榨取乾淨。理髮店老闆為了幫助艾迪籌齊高昂的律師費，把父親留下的唯一資產抵押給銀行，律師拿走了所有的錢，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爛攤子，理髮店老闆由此酗酒成癮、精神崩潰。艾德在最後放棄了辯護的機會，而雜誌社的記者們蜂擁而至，爭著要把這個死囚的故事變成社會的熱點，這可能是艾德在這個世界最後一點存在的價值了。
故事的背景是1949年，因此科恩兄弟有意的置入了幾個與當時環境有關的元素，比如UFO和乾洗店等，UFO讓戴夫的妻子認為自身生活的改變，包括夫妻生活不和諧以及戴夫的死都與UFO有關係。而乾洗店更像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這些特定時代元素加深了影片的不確定性，也準確表達了普通民眾特別是底層人群存在的不安與投機。
整部影片中，以艾迪為代表的小人物總逃不出自己給自己設置的各種生命障礙。沒有英雄，更不存在拯救，
小人物在命運戲劇般的揉搓下的荒謬經歷，讓觀眾對人物身處的現實世界感同身受，科恩兄弟通過對電影的黑白化影像處理，用以表達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暗藏著徹底的荒謬與無奈的幽默。結語
《缺席的人》在影像風格上向《雙重賠償》等上世紀的經典黑色電影致敬，其表現的非同尋常的主題也註定了不會具有很強的商業號召力，在全球範圍僅拿到2000萬美元的票房。不過評論屆對影片表達出的深邃思想內涵，以及對扮演艾德的著名影星比利·鮑伯·松頓張弛有度的表演大加讚賞，BBC曾評論說這是科恩兄弟最有大師氣質的電影之一。
科恩兄弟的鏡頭既是顯微鏡，又是哈哈鏡，電影聚焦底層人群瑣碎而無望的生活，洞察小人物在生活中的“失語”與“缺席”，這個荒誕故事蘊含的主題其實是現實生活中每一個普通人的集體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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