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文字不行总被删改，那就换种表达。
著名乐评人马世芳在台大讲课时要同学评选“最能代表我们时代的一首歌”，《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位列第一。
一年后，这首歌成了抖音热曲，徐佳莹翻唱此歌一举拿下《我是歌手》单期冠军。原唱老王乐队被记者问及：“乐队到了这个程度，眼下还会担心和焦虑的是什么？”
他们笑着问：“什么程度？微博粉丝不足两万的程度吗？”
目前已突破两万，涨到了两万四，可喜可贺！！！
没有流量，但不妨碍把不敢、不能、不好意思说的唱出来。乐队在各个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一栏统一写着：做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说故事一般道出世间甘苦。
一个乐队做到这种程度，音乐不再是打榜神曲。一张专辑，就是一个有主题的台湾社会的实况转播。
老王乐队能火到大陆，只能说“两岸青年在对未来悲观达成了高度默契”。
面对满屏404，老王乐队这种音乐人或许提供了一种“发声方法”。即便这支台湾乐队的主唱有些河北口音，因为是万青的粉丝。
第一张专辑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出自《论语》，里面一共三首歌。
第一首是《补习班的门口挂着我的黑白照片》。
虽然乐队成员全是考上顶尖大学的模范生，歌里却写着多年后回到补习班门口，看到写有自己名字的黑白海报，双手合十祭奠自己。
MV更是细思极恐。被送去补习学校的孩子们起初还有不同的体态与笑容。
一名女生体育课上无意间用排球击中同学，同学跌倒在地，穿着生化服的“训导员”立刻冲过来，将被球击中的同学用绿色液体封印进箱子。
接下来一切变得愈发诡异。洗手间、窗户上到处都是“绿色液体”恐吓。能代表个性的一切东西，花花绿绿的笔袋、球鞋与手表被收缴。同学们被要求穿上统一制服。然后，接二连三地微笑着套上纸袋笑脸。
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改造过程里，没人反抗。
只有最初那个不小心害同学跌倒的女孩拒绝被同化。在毕业典礼上，她拖着一筐排球，砸向变成纸袋人的同学们。最终同学们包围了她，冲她喷绿色液体。
最后一位清醒者被同学们集体消灭。
大家一起出现在“第一就是第一，王道胜于雄辩”的光荣榜上，庆祝胜利。
关于升学压力对青少年之摧残，还有一个更残酷、极端的文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专辑封面
变成学习机器的女孩
第二首《稳定生活多美好 三年五年高普考》，很像故事第二集，这样的教育给我带来了什么？
青年学子格式化无法思考
前方路一条
认真读书继续考
稳定生活多美好
三年五年高普考
传说，巡演时一位大陆歌迷曾特意带来一本《三年高考五年模拟》找他们签名，乐队很懵，但还是欣然签了。很奇妙的共鸣。
有了这两首铺垫，再听第三首《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重新理解“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
我们是从泥沼里挣扎脱身的。
就像这首歌的评论讲的，从一眼望到死的人生里逃跑，“CNMD老子就要拼了，爱咋咋地，哪怕最后要饭我特么认。”
三首合在一起，才是当下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可以喊我们为垮掉一代，但不要低估我们反抗的能力。
在日本，摇滚乐队amazarashi，同样小众，同样针对社会问题，用音乐完成自我反省，具有社会性、批判性。
只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感受到amazarashi何止是在做音乐，这是戏剧实验吧。
针对日本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他们选择在“自杀圣地”青木原树海完成《穴お掘っでいる》（自掘坟墓）的MV拍摄。30台打印机布置在树林中，然后在推特上搜索含有“我想死”的推文，共计20多万篇。
按下打印键，20万页自杀宣言在树林中落下。这个过程被记录了下来。
歌中列出“挖掘坟墓”人的心声：
“只剩下霉运，像勋章一样佩带在胸口”；
“好不容易突破重围，一切本该顺风顺水才对”；
“真是无聊至极的人生啊，太可笑了”……
但唱这些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死。
MV最后，俯瞰树林留下一句：you are not alone.
与其粗暴地劝说不要死，不如试着理解，说一句，你说得我都懂。
amazarashi也是《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词曲作者。两首歌相似之处都是说完所有悲观丧气的话，再留一个希望的尾巴“因为有像你一样的人存在，我开始稍稍期待著这个世界。”
相比之下，大陆的摇滚创作存在许多限制。从“丢火车不吉利”事件，就能窥见一二。
但不妨碍“敢说”的音乐人存在，而且他们相当年轻。
知乎上有一条让人不忍心读下去的话题：目击妈妈被爸爸家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留言者大多选择了匿名。
其中一位匿名用户说，小学三年级左右，父亲喝多了，想要把遥控器，因为讨厌父亲喝醉，死死捏住遥控器。没想到父亲的怒火转向了母亲，“老爹把我妈揪着头发踢倒在地上，然后用脚狠狠滴踩了我妈的手，一脚、两脚 ，一个工人的力量可想而知，我妈的手肿了一个月都没有消下去。”
在家暴事件中，我们往往优先想到施暴人与受害者，而很少听到夹在两者间另一个受害者——那个目睹家暴发生的孩子。
这位匿名者以让人心疼的方式，将所有错揽在自己身上：“我只知道，也许我把遥控器给老爹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也曾想过，要不先捅父亲一刀，然后拉着母亲逃离这个家，再叫救护车救父亲。
不少留言者说，他们是哭着写下这些答案。但目睹这一切发生时还太小，除了哭，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95后歌手秦凡淇创作的《不透风的间》弥补了家暴的隐形受害者，那些不知道怎么表达的孩子。
歌里唱着孩子在目睹家暴后，听到的安抚是：“妈妈爱你，妈妈为了你这个家永远不会散”，“爸爸妈妈为了你永远不分开，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
留言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母亲对家暴的容忍，因为怕单亲家庭的小孩不好婚嫁，怕周围人瞧不起等等。无论如何这都是爱意。
“可是妈妈，这房间已满。”唱了10遍，只有一次完整表达出来：“可是妈妈，这房间已满是伤害。”
孩子被当成家暴的幸存者，但他们从未感到自己是幸存的。无力阻止一切发生的小孩，或许只能做一个浮夸的美梦，梦中他们带母亲去环游世界，永远离开让人窒息的房间。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成真的梦。
这首歌的最后一句：“
妈妈我也爱你，但你得学会更爱你自己。”等小孩子真的能说这句话，他们应该已是大人了吧。希望“妈妈们”早点明白这才是孩子的期待，他们期待一个坚强的母亲，不是忍耐暴力的坚强，而是拒绝它。
秦凡淇说，歌词或许粗鄙可笑，但歌里唱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不能改变过去，但希望能阻止下一场悲剧发生。
如果说有什么创作专为“收割情绪”而生，且割得很合理，音乐必须拥有姓名。
“1968年，是六零年代革命的真正高潮……在东京，拒绝上课的学生们带着头盔进行‘安保斗争’，而少年村上春树正冷眼旁观地听着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 摇滚乐本来诱惑的就是青春期的骚动。”（《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此处配图无意义，单纯想展示一下自带口音的翻译腔调
大学时，我在中文系通用教材里读到崔健的歌词，老师要同学们仔细鉴赏，原因是“他的摇滚乐令人吃惊的接管了本来应由诗歌占据的阵地 ”。
后来有幸目睹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并不诧异，感慨我国大学教材真挺先锋。
获奖感言中鲍勃·迪伦说：“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要感谢瑞典文学院，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
摇滚圈有一则佳话。“哲学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曾为心爱的乐队疯狂打CALL：“我突然意识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是多么粗俗，他们的头发有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那一边。”
然后，这支乐队被警察逮捕了。
为了营救乐队，哈维尔奋起反抗，并一条道走到黑地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以及与斯洛伐克分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
从改变世界这个层面，唤醒尚未彻底麻木的人们心中那点儿斗志，音乐传播速度与传播度总领先于文学。那么“我创作的歌曲是文学吗？”在这个发声都成问题的时代，已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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