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修身》）
善不從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審辨就不能樹立，名望不會由苟簡而成，聲譽不會因詐偽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圖利為重，忽視立名，這樣做可以成為天下賢士的人，還不曾有過。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更是一個實幹家，很多人對墨家的學說持批判的態度，但對於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一生為扶危濟困的正義事業奔走的實幹精神，都一致的認同讚揚。
班固《答賓戲》中說：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就是說墨子像孔子一樣，為天下事而終日奔勞，連將席子坐暖和將爐灶的煙囪染黑的功夫都沒有。班固生活的時代已經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他還給予了墨子如此高的評價。世人對墨子實幹精神的讚賞由此可見一斑。
墨家認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君子首先是一個力行之士，修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有助於行動，努力為天下辦實事才是墨者的本色。
莊子曾對墨者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形勞天下，以自苦為極，把力行務實看作是墨者的主要特色。
墨家的這種務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還和他們所處的階級有一定的關聯。墨子與墨家的子弟們大數從事社會上低級的工作，中國古代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墨者大多屬於“工”這個階層。他們有著豐富的生產和工藝按能，也因此為儒家所輕視。
然而墨者們也鄙視那些自視清高，但不會勞動的過著寄生生活的儒家子弟。儒墨兩家相輕，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生活階層的不同。
墨子把這種務實的精神，運用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上，長期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兼愛、非攻的主張。
相傳，他曾經止楚攻宋、南遊使衛，曾宣講“蓄士”以備守禦的重要，曾拒絕越王五百里封地的獎賞，這些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主張。
墨子把這種務實精神，運用在教導弟子上，要求他們貫徹兼愛、勤、儉的墨者品質，並身體力行的去實踐，墨家的弟子就常常幫助弱小國家守城，以抵禦外侵，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正是墨家兼愛非攻精神的最好詮釋。
墨家的這種力行實幹精神，對於施政者來說，也是必須具備的一種修養。力行實幹在為政者身上，體現為不尚空談，不務虛名，兢兢業業，埋頭苦幹，身體力行地為百姓謀福祉，為百姓做實事。
古代史官周任曾說：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就是對為政者提出要求：在其位就要謀其政，施展自己的才智為百姓做實事，如果不能做到，就應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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