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商務出版人，因金圓券改革成“戰犯”？這是歷史的誤會嗎？
“戰犯”王雲五，自學成才的商務出版人，開啟傳奇人生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這是上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對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最高的評價。我相信，每一位讀書人、出版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商務情結”，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節，王雲五在胡適推薦下進入商務印書館，在商務張元濟、高夢旦兩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編譯所，著手製定編輯出版《萬有文庫》。王雲五堪稱大出版家，有遠見卓識，也有襟懷抱負；擅長科學管理，也有力排眾議的魄力。他組織全國學者出版《大學叢書》300多種，主編《中山大辭典》，出版《萬有文庫》，影印《叢書集成》，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說來令人慚愧，我上小學時就用王雲五先生髮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查字典，但不知王雲五其人其事。王雲五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一本遲到的書，儘管姍姍來遲，畢竟來了。最近，看《萬象》上的廣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雲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雲五到臺灣後，在書房。
王雲五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的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煌煌鉅著，並不偶然。原書50章，100多萬字，詳細記錄了王雲五一生的各個階段。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由王雲五先生的公子王學哲節錄而成，只有20餘萬字。雖然大量的史實無緣過眼，但，窺一斑而知全貌，這本書總算對王雲五的傳奇人生有一個大概之瞭解。
王雲五是一個小學徒出身，受正式學校教育不過五年，他的學問全是通過自學獲得。沒有文憑，卻在同文館、中國公學做英語教師。王雲五在中國公學任教時，認識了小他兩歲的學生胡適，兩人成為朋友。胡適讚揚王雲五是“有腳的百科全書”。
晚年王雲五。
王雲五自20歲起，用了3年的時間，讀完《大英百科全書》，可謂博覽群書，雜家的知識結構，為他日後從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王雲五的學問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讚美，而非溢美之詞：“王雲五是一個完全自學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書一萬二千本，中文書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極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萬元的鉅款，並且可以無人知道。但他不要這種錢，他完全交給政府。……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
“他是一個符號象徵，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奮鬥成功的故事。”這樣解讀王雲五的一生，當然可以，有人把王雲五和美國的富蘭克林相提並論。可是，王雲五的一生，不僅僅是一個勵志的傳奇故事，更是20世紀中國文人從政的一個個案。王雲五被人詬病的也是從政，很多人對他的這一段道路惋惜。抗戰結束後，王雲五應國民政府的邀請，出任經濟部長，制訂了在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金圓券”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民怨沸騰，給國民政府經濟的全面崩潰壓上了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對此，王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結語”中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後是教育；而其他社會活動，“公務政務殆如客串”。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與王雲五。
金耀基在一篇懷念他的老師王雲五的文章中寫道：“王先生自十四歲做小學徒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工作，一生做了別人三輩子的事。他在中國二十世紀的大舞臺上，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會賢達、內閣副總理、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王雲五一生，可謂經歷曲折，他的選擇，他的道路，可以看作文化名人發揮其社會影響力的嘗試。能人參加到政府裡面，組成好人政府，這正是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願望。
像王雲五這樣，被網羅到國民黨政府的文人很多，王世傑、蔣夢麟、葉公超，很難“客串”一次全身而退。文人在政客面前，還稍顯嫩了點，除非徹底丟掉自己的文人本色。從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選擇來看，從政這渾水還是少趟為妙。很多歷史的悲劇，人格的分裂，由從政開始，走上不歸路。
1963年12月17日，王雲五在胡適墓園揭幕典禮上講話。
1948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通過新華社發佈消息，宣佈頭等戰犯名單，被列入該名單的計43人。王雲五名列第15名。王雲五並不是國民黨黨員，卻成了國民黨的“戰犯”。在“戰犯”這頂“帽子”的籠罩之下，王雲五被誤讀，注意力偏重他的政治意義。半個世紀後，他在現代出版史上的文化意義凸現出來。這並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是塵埃落定，水落石出。
我們今天對王雲五欲說還休，顯然是受“戰犯”這頂帽子的影響。可否這樣說，正視王雲五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正視我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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