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大劇院能容納1000多人，自2008年3月底改建以來的平均上座率有75%。而整個北京，從事京劇的有三院（中國京劇院、北京京劇院、北方崑曲劇院）、兩校(中國戲曲學校、北京戲曲學校)、七團（中國京劇院下屬的3個團、北京京劇院下屬的3個團、風雷京劇團）。
在北京平安大街西頭，有一座富麗堂皇的梅蘭芳大劇院，這是中國京劇院下屬的一家劇院，中國京劇界當下最有名的角兒經常出現在這個舞臺上。2008年11月29日，正是梅蘭芳大劇院落成一週年，眾多京劇名家匯聚在一起，觀眾也絡繹不絕，劇院外有不少人在等高價退票。魏積軍、陳淑芳、李宏圖、張建國、孟廣祿、楊春霞、馮志孝、劉長瑜、葉少蘭、梅葆玖這些京劇名角將依次亮相，劇院一樓售票臺的電子屏幕上也顯示當晚演出門票已經售罄。當晚演出的30多個唱段，是近百年來京劇的精華，名家名段，自然會吸引不少京劇愛好者前來欣賞。
只是，梅蘭芳大劇院並不是每場演出都是這樣爆滿，能容納1000多人的劇院,自2008年3月底改建以來的平均上座率有75%,而像梅蘭芳大劇院這樣的專供京劇演出的場所在北京已無二家。即便有些劇場上演京劇，觀眾有很多是外國人，所以還專門設一個領掌的人。不誇張地說，在北京，能到劇場看京劇演出的人平均每天不足2000人。
風雷京劇團的發展史
松巖是北京風雷京劇團的團長，他演武生出身，2001年底擔任風雷京劇團團長。雖然風雷京劇團是與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的6個團平起平坐的國家A級京劇團體之一，但不同的是，風雷京劇團歸北京市宣武區直接管轄，級別上比國院和京院要低，而且不能享受國家全額補貼，只能享受政府的差額補貼，甚至也不能直接享受國家指定的對外演出機會。讓松巖自豪的是，這是北京目前成立最早的京劇團體，已經存在了71年。
風雷京劇團最早是由梁益鳴、張寶華組建的“鳴華京劇團”演變而來的,早期一直在茶園演出,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更名為“新燕京劇團”；上世紀70年代徹底國營，改名為風雷京劇團。現在，風雷京劇團在宣武區一家比較簡陋的寫字樓辦公。從風雷京劇團的發展史更能看出中國京劇的興衰現實。
松巖介紹說: “風雷沒有過太輝煌的歷史，比方說什麼大事件發生，因為它本身就生活在草根的民間，這個劇團一開始興起就是在天橋。天橋過去就是雜八地，五行八作都在這兒，所以這個劇團的基礎就是草根，就是百姓喜聞樂見，或者說是在層次不是很高的範圍內形成的這個劇團。經過這麼多年的動盪，這麼小的劇團生存能力為什麼這麼強? 包括中國京劇院、北京京劇院都沒有它的歷史長，我總結是因為它頑強的生存精神或者是它適應市場的能力。大的團可能會有很多拐角的弊病，風雷恰恰因為小，船小好掉頭，能適應市場風波，所以它風風雨雨70年就這麼走過來。它就像一棵小草，不是什麼很高貴的花兒，青草是最容易活的，不用什麼營養，完全靠自己努力。這個劇團體現的就是這個特點。這個劇團比較昌盛的時期是‘鳴華’時期，那時在天橋一天開兩場，觀眾不斷，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改革創作了好多劇目，老戲成本大套的也有很多，而且這個團的戲非常雜，可能中國京劇院不演的它都演過。包括我們現在的一些劇目也是中國京劇院很少演的，比方說《九江口》、《金翅大鵬》。這也是風雷京劇團的推陳出新的傳統，市場需要什麼，我們就去適應去創造去演，在不違反京劇規律、京劇原則的基礎上，以市場為題來運作一些我們的劇目和演出方式。”
松巖在擔任團長之前，風雷京劇團特別窮，沒有資金排戲，團員拿著政府補貼的60%工資,最多的工資500元,最少的兩三百元,都在外面自謀生路，用松巖的話講,“當時在外面幹什麼的都有”。經過幾年努力，劇團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工資最高的可以到四五千元，平均工資也有2000元左右。但即便是這樣的收入水平，在北京也算不上高的。從中也看出，即便像風雷這樣的小劇團，能比較靈活掌握市場，市場也是有限。
松巖回憶說:“‘文革’結束，恢復傳統戲，這麼多年沒有演過傳統戲，欣賞傳統戲的人還在,所以這時候恢復傳統戲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又掀起了一次高潮。當時演出座無虛席，只要一貼傳統戲就滿場。我感覺一直快到1990年的時候，京劇又開始落下來了，因為那時現代化的媒體和外面的文化娛樂逐漸通過改革開放湧入中國，京劇這時顯得有點落後。這裡一開始確實有其他文化娛樂的出現對京劇造成衝擊的因素，但是往後就有京劇人自身的責任了。過去是私人班社，如果不行必然就自己找原因去改變，但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所有的文藝團體都是國營的,容易產生懶惰思想,火不火都發工資，頂多是最後不唱京劇改行拍電影做武行；第二是沒有坐下來認真想想京劇應該怎麼改，很多有識之士都在為京劇著急，包括國家也提出振興京劇，給京劇花了很多錢，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明確京劇到底應該走向何方。”
中國京劇院的改革之路
談到京劇的改革，中國京劇院三團團長張建國說: “這些年，我們始終在前進，始終在改變，我們會對唱詞、表演、燈光、音響進行完善，使它的故事性、藝術性、可觀賞性、可研究性都不斷提高。作為我們演員來講也始終在完善自己，比如一些老的傳統戲，我們在演唱的時候覺得跟時代有些脫節，甚至覺得讓現代人聽起來覺得有點彆扭，那我們就會做一些調整，讓觀眾聽起來覺得既有詩意，還有著濃厚的韻味。”張團長認為，京劇這些年的變化是“潤物細無聲”，他說，“比如說內部改革，團隊是怎麼組裝、管理層面怎麼調整等都進行過很多次，始終在改革。還有就是我們還拍攝過很多戲，比如《蝶戀花》這部在全國引起很大影響的戲，當時紅極一時。再比如說《宋慶齡》，還有《瀘水彝山》、《圖蘭朵》、《文成公主》、《江姐》等等，這些戲都在不斷地推出，我們一直也在做著這方面的工作”。
張建國介紹說: “中國京劇院每年排的新戲成本最高的有100多萬元, 成本最低的有一二十萬元。一年能推出一兩部新戲。”而一部新戲也不可能像傳統戲那樣經常演出，“多的時候能演幾十場，少的也就是一兩場，因為新戲排出來未必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這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創作一個東西並讓人認可，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多少代人的心血，還要看它是不是經得起考驗最終成為經典。那麼這樣演員就要不斷地提高，也要經過觀眾不斷的審視和認可才能形成。一般像今天晚上這樣類似演唱會形式的演出，我們都會安排傳統戲多一些，因為傳統戲耳熟能詳，很多老戲迷也是奔著傳統段子來的。像新戲還沒有形成一種聽眾熟悉的聽覺感受，所以不能單獨地去演”。
新戲投入大回收少
對於一齣戲能否賺錢，張建國的回答比較含糊:“有時候一部戲排得好，投入50萬元能收回500萬元，而有的戲投入了100多萬元卻沒賣多少錢。”對於新戲的票房，有時候能收入幾十萬元,有時候是幾萬元。梅蘭芳大劇院一年能演100場戲左右,上座率跟過去人們看戲的觀念一樣，有角兒就有上座率，角兒越多上座率越高。“我們的票房是賺錢的。”張建國樂觀地認為,“現在是上升時期,觀眾越來越多，京劇已經從低谷中走出來了，這跟國家管理市場、培育市場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在這個上升階段，京劇比過去更好看了。過去是看角兒，現在是欣賞，比過去是進步了。”
松巖說: “國家在京劇上投資很大,但一方面是文化部報上來劇團每年創編了多少多少新劇目,一方面是觀眾抱怨沒戲看，實際是沒有觀眾喜歡的戲看。有些團為了拿獎，有些為了完成任務，上級撥了款就創作一齣戲，然後演出，演完以後這些道具佈景就裝倉庫裡。據說有個劇團為了劇情的佈景已經建了兩個倉庫，可真正效益是多少? 咱也不提經濟效益，就看觀眾口碑看社會效益，賠本賺吆喝都不成。《空城計》、《蘇三起解》唱了多少年了? 還是有人聽，這就是生命力。新戲的段子有人能記住嗎? 我兒子去年參加全國票友業餘京劇大獎賽，所有參賽的有誰是拿新編的戲唱的?微乎其微。還是拿那些傳承上百年的傳統劇目來參賽，因為這些戲人家還是愛看，那些新編的還是沒生命力。報上一個新戲連內行都不知道是哪出，但它經濟上的投入要遠遠大於老戲那些劇目。京劇可以成為主導，它是國粹，國家確實必須扶植它。但是我不贊成那種弄一新本子就排，排完演，演完就擱下，我覺得這樣太浪費了。這麼做有點急功近利，這裡面肯定有人嚐到了甜頭，我認為跟領導者有關係。”
對此,張建國也認為:“我現在對新戲的創作是有意見的,新戲的創作要立足於社會立足於觀眾,而不是立足於某個長官，或立足於我向某位長官要多少錢。現在的新戲創作有的就是這樣，當然有的也不是這樣。”
松巖對此也有質疑: “中國京劇院、北京京劇院投入幾百萬元砸出一個戲，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收回的成本是多少? 得到的效益是什麼? 沒有想過就花那麼多錢，培養幾個演員，讓導演過了癮，不覺得有點冤嗎? 得了個獎，多了幾個倉庫，完了。如果這樣振興京劇，那這路子確實不太正確。”
未來之路仍迷茫
目前，京劇也在進行試點改革,希望能把國粹藝術與市場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張建國說:“國家在這方面有一個改革舉措，全國也有試點正在施行，但是能否成功還要看是否經得起市場的考驗。江蘇省京劇院、江蘇省歌舞團整個成立了一個演藝集團，遼寧、重慶也是這樣，改革成功還是有可能的。京劇過去是時尚文化，而現在是傳統文化，如果現在把京劇推到市場上也是不負責任的，我們需要有對的方法之後再施行，這是比較穩妥的方法。現在把京劇推到市場上還不成熟，當它在社會上生存得非常好的時候，國家把它管起來了，按照國家的發展規律來走，沒有讓它適應市場的發展。過了這麼多年後，它已經不適應自己在社會上的生存了,你現在讓它馬上回去它能行嗎?它要經過一段過程，要培育它。就跟野生動物一樣，快沒了，我們養育，然後再放回大自然。”但同時張建國又認為，“傳統的也應該是時尚的，按照現在整個社會的進步來講，正因為是傳統的才更有可能是時尚的。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那麼中國京劇作為中國文化精粹的一個縮影，它包羅萬象，將來國人來欣賞京劇可能是一件很時尚的事情，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那麼很有可能在多年之後，不看京劇反而成為一種沒有文化的象徵。京劇藝術是教化人的，不能當做政治工具，但是跟電影一樣，它能起到宣傳的作用。”
對於京劇的生存和發展，松巖的感觸更深: “2001年9月我擔任團長,當時做了一個調查，現在北京市每天晚上有多少人能夠出來上各個劇場看節目，其中有多少人是出來看京劇的，又有多少人是看風雷京劇團的京劇的。微乎其微了。”如果還堅持到劇場演出，風雷劇團可能連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了，“我就考慮搞旅遊演出,一年365天在湖廣會館演出，外國人覺得京劇還是比較陌生神秘的，而且結合北京的旅遊特點——吃烤鴨、看京劇、登長城。這樣第一保證了我們的收入，起到穩定的作用；第二點我改變了策略，不一定非演成本大的京劇，最多一年連演793場,現在我們仍然保證每年在四五百場左右。我們改變策略，實行企業化管理，跟企業結合,跟IBM、米其林輪胎、各樓盤開盤、新聞發佈會合作，他們想用最傳統的東西表現最現代的東西，這種類型的演出佔我們全年所有演出的42%。湖廣會館佔58%，但湖廣的利潤只佔41%，給企業演出的利潤要多得多,因為企業有錢。所以我每做一場活動必須掙錢，我不嫌少，能掙100塊錢我都幹，但是賠一分錢都不能幹。” 松巖曾經嘗試搞一些讓普通觀眾觀看的京劇演出,但是票房效果奇差,只好放棄。而目前的收入狀況也不能讓他們去投入很多資金創作新戲,2005年也只投入了2萬多元創作了一部新戲《武松》。也許作為一個旅遊項目吸引外國人觀看是生存之道，但是國粹藝術國人不關注，也確實說明了目前京劇的尷尬。而另一種尷尬就是把京劇逼出了真正的市場，這對一個小型演出團體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上世紀80年代京劇出現熱潮是因為當年的老戲迷還在，20多年過去，當年的老戲迷都老了，出門看戲也不方便了。當年的吉祥、廣和、中和、西單、長安劇場也不復存在，演出門票已經不是這些老戲迷能承受的了。松巖說: “現在劇場的檔次高了，門檻也高了，實際對老百姓是不方便了。年輕人看不懂，老年人看不慣，中間斷檔，戲迷又沒培養起來，觀眾越來越少了。”
最後，松巖說: “京劇是一門偉大的藝術，它絕對代表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它永遠不會消亡。我們該怎麼做，這要去研究探討，這段時間如果太長了就不叫研究就是耗著了。我覺得現在的研究不太踏實，我們現在還在好大喜功，去做一些表面文章。真正要達到什麼目的? 目的性不強。沒有危機感什麼也研究不出來。我感覺還是沒有踏實下來，還是在追求一種轟動，轟動效應有時候像禮花一樣不實在。”
從中國京劇院和風雷京劇團兩種不同生存狀態能看出目前京劇高低端市場，雖然都能找到生存方式，但都不是正常的生存方式。
（實習生張萌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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