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用粗糙的線繩編織而成，小巧輕便，可以放在衣服口袋或公文包裡，甚至可以放在女士優雅的手提包裡。人們時刻準備著捕捉稀缺產品裝到各自的網兜兒中，每個搶到好東西的人都堪稱幸運兒。
網袋和網兜
這種民間流行裝食品的絲網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被稱為網兜兒(avoska)。1935年底雖再次取消糧票，但商品供應仍不規律，經常缺貨，因此商品對每個人都限售，於是網兜兒一詞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誕生了。民眾被迫適要應新條件，學會按照“碰上什麼拿什麼，過這個村兒沒這個店”的原則生活。這一民間新詞創造再好不過地反映了當時蘇聯的日常生活環境。俄語中“Avos”一詞意指希望獲得意外的運氣和幸運，即蘇俄普通民眾希望獲得所需的某些食品和物品。
這個新詞被年輕的諷刺作家阿爾卡季·拉伊金（Arkadiy Raykin）拿來使用並於1939年10月在首屆全蘇曲藝演員大賽上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的舞臺上首次說了出來。喜劇小品《小網兜兒》生動地描繪了觀眾熟悉的城市生活畫面。普通工人出家門時候隨身攜帶兩個家用絲網袋子。一個是小網兜兒，用來裝必需品（誰都免不了會買點兒什麼東西），另一個小網袋兒裝不需要但還是要買來替代買不到的商品的東西。奇怪的是，這個有一點點辛辣的諷刺作品不僅受到了當局好評，還讓拉伊金獲得了大賽二等獎（一等獎空缺）併為未來開闢了道路。
同年12月，拉伊金為斯大林本人展示了小網兜。他被邀請到克里姆林宮聖喬治大廳在“人民之父”紀念日慶典上招待嘉賓，於是就在國家最高領導人面前表演了這個小品。這個好笑的名稱在全蘇聯流傳開來並與裝食品用的網兜兒緊密聯繫在一起。
從捷克人到契訶夫
當然，這種用粗糙線繩編織的網兜兒本身既不是蘇聯的發明，也不只在蘇聯使用，全世界的人都用它裝食品。這種網兜兒的出現不遲於十九世紀末。著名作家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早在1898年就曾對這種未來小網兜兒的便利性予以評價。他在尼斯看到當地女廚師都帶著這種網袋兒去市場，於是也給妹妹寄了一個。不過，聲稱是這種網兜兒發明人的並非法國人，而是捷克人。似乎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們就已開始生產這種網兜兒，將拎手繫到髮網上。有意思的是俄語中“捷克人”的一種語法變化形式詞形與“契訶夫”一詞相同。
顯然，人類更早以前就已學會使用這種類似漁網的家用網袋兒。它編織起來並不難，閉著眼睛都能編。所以蘇聯進行這種購物袋生產的是培訓生產聯合企業和全俄盲人協會合作社的殘疾人。蘇聯的小網兜兒有十分之九是殘疾人編織的，另外十分之一則是犯人編織的。勞教機構配有專門車間用紡織業廢料編網兜兒。眼盲工人日生產定額為30個網兜兒，監獄裡則是7個或8個。符合“國家標準”的小網兜是14排，每排24個網眼。這種網兜非常耐用，而且價格不貴，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3盧布，八十年代一個2盧布55戈比。
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開始用卡普綸線編小網兜兒，使這種深受人們喜愛的袋子變得更加緊湊，而且幾乎沒什麼重量。卡普綸比棉質的更耐用，更具彈性。用卡普綸編的袋子能承受70公斤重的負載，但同時會特別勒手，於是用人造皮革或橡膠套包裹住卡普綸小網兜兒的提手。此外，無論網兜還是其配件，都是用工業廢料製成的，既經濟又環保。上世紀六十年代配色方案也變得更多，因此購物長隊中各種漂漂亮亮的網兜兒五彩繽紛。
“蘇聯公民的必備用品”
蘇聯人“經常隨身帶著網兜”的習慣特別惹不適應社會主義管理現實的外國人的注目。外國遊客在劇院或馬戲院看到憑票獲得物品供給的蘇聯公民時總會感到特別驚訝：難道不能之後再買嗎？但本國人很清楚，之後就什麼都沒了，而且看到別人手裡提著一整兜兒東西時總會急忙問：“在哪兒買的？”網兜兒是透明的，所以也沒什麼隱蔽性。看到“幸運兒”從商店裡出來拎著網兜兒，大家就能瞭解那裡賣啥。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歐洲唯一的俄文報紙《新時代報》報記者尼古拉·費弗爾（Nikolay Fevr）曾嘲諷道：“網兜兒成為蘇聯公民的必備用品，其必要性無與倫比。丈夫或妻子出門以後突然想起來忘帶網兜兒後會急急忙忙跑回家，就像忘了穿褲子或裙子一樣。”
但記者這樣挖苦是完全徒勞的。戰爭條件下以及戰後完全被破壞狀態下不帶網兜出門就意味著全家人都會捱餓。後勤勞動者結束一天辛苦工作後要跑遍各個商店按糧票領取商品並找找還能購買的東西。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Aleksandr Fadeev）甚至在國外出差時手裡都一直提著網兜兒，他的同事鮑里斯·波列沃伊（Boris Polevoy）說：“像往常在國外一樣，法捷耶夫穿著優雅，身穿熨得很平整的風衣，束著一條腰帶，頭戴一頂壓低些的寬大法式帽子，可手上卻提著個購物袋兒，就是在莫斯科被稱為“小網兜兒”的袋子……袋子裡伸出一些看著會讓人很有食慾的烤得嬌嫩的螺旋麵包，另一個袋子裡則伸出一根薰香腸頭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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