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議制的最大悖論：理念與現實背離， 原則與事實脫節
記者：現在有一些人把西方民主體制推崇為世界典範。您怎麼看？
錢乘旦：看西方的選舉制度，如果說代議制的合法性依據是“人民授權”，那麼運作原理就是“少數服從 多數”。仍然以英美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麼選出來的。
簡單地說，英國議會選舉採用“領先者獲勝”的原則。英國現在有600多個選區，每一個選區選出一名下議院議員。假設某個選區有5名候選人、100個選民，每個選民都投了票，經過激烈的選戰後，候選人A得20張 票，候選人B得20張票，候選人C同樣得20張票，候選人D只得到19票，候選人F得到21張票，那麼，得21票 的候選人F就勝出了，他成為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下議院議員。這就是“領先者獲勝”。但問題來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怎麼體現呢？我們知道他只得到21票，是個明顯的少數，不投他票的有 79 人，他們才是多數；可是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票比其他候選人都多，所以也是個多數，叫“相對多數”， 而不是“絕對多數”。講到這裡，大家發現西方人很會製造概念，相對多數明顯違背多數原則，然而只要“相對”一下，就變成多數了。假如，在整個英國600多個選區中只有這個選區出現這種情況，問題其實不大；但如果在幾十甚至一兩百個選區中都出現這種情況，問題就大了。換句話說，選出來的這一屆議 錢乘旦談西方民主的本質會，不是由多數選民選出來的，而是由少數選民選出來的。少數選民選出了一個多數的議會，這個議會組建一個多數的政府，這屆政府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統治。
美國的總統選舉採用選舉人制。一個選區選出的選舉人，哪一個黨佔了多數，這個黨就“通吃”，把所有 選舉人都歸到自己名下；當一個州各選區結果都出來後，哪一個黨得到了更多的選舉人，這個州的全部選 民就都歸這個黨了；然後，再用同樣的辦法到全國去計票。這種“通吃”的辦法有可能使少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變成由“多數”當選的候選人，再用多數的名義進行統治。
在西方國家中，德國、意大利這些地方採用比例代表制，就是根據大選中每一個政黨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議會席位。然而現實卻是：參加競爭的黨派會很多，選票會很分散，沒有哪個黨可以獲得多數選票，於是只好組建聯合政府，讓參加政府的各黨選票相加總和可以超過50%，以保證“多數”原則得以實行。但這樣的政府是很不穩定的，黨派聯盟很容易破裂，政府更迭非常頻繁。
“相對多數”能確保在選舉中產生一個“多數”，儘管這個多數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數！“相對多數”把 選票集中在兩個黨手中——所謂的“兩大黨”，其他黨派、其他政見、其他選民早就被排除了，儘管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數。所以，理念與現實背離、原則與事實脫節，是代議制民主的最大悖論，這個悖論永遠不可解決。
民主不是萬能藥，民主又是個好東西
記者：您認為民主的功能作用主要體現在哪裡？
錢乘旦：要知道民主能做什麼，首先要知道民主不能做什麼。
第一，有人說，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腐敗問題。其實，民主制度不能解決腐敗問題，相反可能是腐敗的溫 床。雅典的政治其實是很腐敗的，尤其在伯里克利時期，當時有公民大會，也有500人大會，並且都發揮實 質性作用。但一些精明的人拿錢去收買大會的成員，讓他們按自己的旨意行事。通過收買，精明的人就能 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比如制定某項政策，或者罷免某個官員。與此相似，英國的“舊制度”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買選票，貴族們花錢，讓選民按他們的意圖投票，選出他們指定的人。在韓國，不少總統上臺時都以反腐敗開始，然後又因腐敗被趕下臺，等等。無數事實說明，民主不解決腐敗問題。解決腐敗問題的 是法治，是嚴格的法的約束，以及社會的監督。
第二，有人說，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發生工業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這是不對的， 完全說反了。前面說過：由於工業革命的爆發，社會結構被改變了，這樣才產生了民主的要求。因此，民主是工業革命的結果，而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沒有工業革命，是沒有現代民主化進程的。看一看世界各國的歷史，工業革命幾乎都發生在既非一個人統治又非多數人統治的時期。這是歷史事實，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
第三，有人說，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國家不發動戰爭。這是西方人為自己辯白。伊拉克戰爭是誰發動 的？利比亞戰爭是誰發動的？越南戰爭是誰發動的？相關的例子多得很。
第四，還有人說，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歷史的事實恰恰相反。還以英國為 例。英國大憲章的實質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辦事，國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謂“王在法下”。大憲 章簽署於1215年，到英國革命推翻專制王權是430年，到“光榮革命”建立君主立憲制是470年，到第一次 議會改革開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這麼長時間裡，法治始終被看作是英國最寶貴的傳統。任何遊戲都 要有規矩。民主也要有規矩。只要有一人不守規矩，民主制度就無法運作。這樣，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好民 主、什麼是壞民主。“好民主”的前提是高度的法治，“壞民主”發生在沒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地 方。香港的 “佔中”行為就非常危險，因為它企圖超越法治；臺灣的所謂“太陽花學生運動”已經破壞了 法治的根基，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是難以估量的。
但如此一來，民主還有什麼用呢？第一，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它要解決的是與政治權力相關的問題，即用非暴力手段解決權力的分配與更替。按照民主的制度安排，人們只要按規矩出牌，就不必用暴力手段解決 權力的分配與再分配以及政權更替。
第二，民主提供了一個出氣口，讓民眾洩憤。民主的出氣口就是每個人手上的一張票。不滿意就不投他的 票，氣就算出過了，情緒也發洩了，儘管這張票事實上沒有用，不滿意的那個人還是當選了。不過那也沒 辦法，民主的程序就是這樣。西方社會在民主制度確立以後就趨於穩定了，在此之前常常是動盪不定的， 甚至有潰亂的風險。
第三，在理論的層面上解決了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即“權力是誰給的”這個問題。人類歷史上也有其他合 法性來源，比如武力打天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種權力更替的方式是非常暴烈的，總是對社會造成破 壞。世襲制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然而在現在這個時代，已經得不到人們的認可了。相比之下，民主的合法 性更契合於現代的理念，所以它成了現代社會的一種價值。
儘管說民主解決不了很多問題，但有這三個用途，就已經很好。所以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需要建設民主。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議制應該不是標準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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