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魯迅。
01
人生如潮，起起落落。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1881年，魯迅出生於紹興周家，一個書香門第。享受著夢一般的優越條件，過著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富貴生活。
13歲，魯迅家逢鉅變。
祖父周福清犯行賄罪，著革職入獄，判斬監侯。父親周伯宜翌年突然吐血，重病不愈，兩年後逝世。
魯迅家道中落，生活面臨急劇貧困。因缺錢用，他連寄寓兒時樂趣的繡像本都賣給了一個有錢同學。
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了一個有錢的同窗了。
---摘自《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窮轉富，富轉窮。人生大起大落後，讓魯迅最先感到震驚的是：自家人的變臉。
孃家親戚稱他們是“乞食者”，本家親戚則冷眼相投，甚至開分房會時，分給他們的即差且小。魯迅因拒絕簽字，遭到叔輩們斥責。
嫌貧愛富，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自家人尚且如此時，外人的態度可想而知。
那時候魯迅無論是出當鋪，還是進藥房，路旁閒人總是對他指指點點，輕蔑譏笑。這使魯迅倍感世態炎涼。
青年魯迅
十幾歲，魯迅就承擔起家庭責任，咬緊牙關忍受著外界給他的一切輕蔑、歧視、傷害、打擊。
魯迅生性不會向外界屈服，生活再難，他都表現出若無其事，打碎牙齒往肚子裡咽。
偉大的心胸，應該表現出這樣的氣概——用笑臉來迎接悲慘的厄運，用百倍的勇氣來應付一切的不幸。
在忍受著苦痛生活的同時，年已18歲的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問自己：
“以後怎麼辦？出路在哪裡？”
舊式科舉做官道路，魯迅一向是反感的。他想選擇的，是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新式學堂，那裡才有著他找尋的人生曙光。
02
1902年，22歲的魯迅有了新出路，官費留學日本。
雖然他沒錢遠渡重洋，到歐美去擁抱西方文明，但留學正逐漸強盛的日本，對魯迅而言，也未曾不是個睜眼看世界的機遇。
在沒受到日本先進文明薰陶之前，魯迅走在東京大街上，首先受到了日本少年人的辱罵，鄙視和輕蔑。
原因很簡單，日本剛剛在甲午海戰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迫使清政府簽下了馬關條約。日本舉國上下，瀰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潮。
如果說，紹興街頭家鄉人帶給他的歧視和白眼，是因為家貧。那麼東京街頭日本人帶給他的歧視和白眼，則是因為國弱。
日本人之所以蔑視中國人，是因為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中國人要想贏得尊敬，別無他想，唯有中國強盛起來，打敗日本。
遺憾的是，終其一生，魯迅也沒能目睹中國強盛起來，沒能目睹中國打敗日本。
日本留學時期魯迅
1904年，魯迅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
魯迅學醫的目的很明確：
一是為了救活像父親那樣被誤治的病人的疾苦;
二是在戰爭時候當軍醫，為國出力。
仙台學醫期間，魯迅結識了老師藤野嚴九郎（我們中學課本中所熟悉的那位藤野先生），他學習上給了魯迅一定關懷，魯迅學習成績也很優秀。
懷有狹隘民族情緒的日本學生，懷疑魯迅成績有水分，公然到宿舍翻檢他講義，寫信給他說“你改悔罷”。
理由很簡單，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倘若中國學生分數在60分以上，那必然存在考試洩題行為。
人弱被人欺，國弱被國拘。
血淋淋的現實無情地撞擊著魯迅心扉，縱使留學在日本，接受著先進思想，加入到光復會這樣的積極反清救國團體，他仍會不斷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
本質上，他和團體中那些救國者有著一定區別。
魯迅是個有獨立思想見解的人，他是不會無條件地讓自己相信任何人，服從任何人。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生性有著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對未來充滿信心，充滿幻想。
03
1906年，魯迅受母親誆騙，回國結婚。
妻子名叫朱安，是個纏小腳，不識字，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子。她是母親在沒徵得魯迅同意下，就為他選擇的配偶。
剛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魯迅心裡是拒絕的，他強烈要求退婚。
等到的是拒絕。
他又寫信給母親，希望可以讓朱安不再纏小腳，進學校唸書識字。
等到的依舊是拒絕。
婚姻殿堂是每個人都向往的，因為婚姻是愛情的繼續。可魯迅和朱安的這段婚姻，卻給雙方帶來了終身痛苦和不幸。
魯迅多次對友人說：
“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時光若水，歲月無痕。
不屈服現狀，又無力改變現狀的魯迅，在浮華變遷的年輪裡，孤獨寂寞地徘徊在歲月長河中，忍受著包辦婚姻帶給他二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式禁慾生活。
直到1925年，他遇到許廣平。
有情飲水飽。這位小魯迅17歲的女學生，她非常理解魯迅、敬仰魯迅，佩服魯迅對黑暗社會的決絕態度。
那怕是魯迅要維繫原有婚姻，不能正式和她結婚，給她名份，她也還是願意和魯迅風雨同舟。
許廣平的激烈勇決，讓魯迅決心自我解禁，逃出舊式婚姻囚籠。
1927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公開同居。
一個好戀人的標準，不在於婚戀時肉體碰撞的歡愉。而在於她能否讓你消滅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讓你的生活重新擁有光彩舉動。
左起：魯迅、周海嬰、許廣平
04
1926年初，林語堂邀請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教。魯迅欣然應允，於當年八月離京南下。
林語堂是魯迅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有著深情厚誼。
他們的友誼，就像魯迅說的：“是兩顆心的真誠相待，而不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敲打。”
林語堂很敬佩魯迅，他說：
“魯迅先生在中國的難能可貴，譽之為“白象”。因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隻白的，就視為國家珍寶。”
1927年，魯迅到達上海的當天和第二天，林語堂都有來陪伴魯迅。
可在郁達夫請客吃飯時，席間為了幾句話，魯迅就勃然變色，與林語堂大吵起來。魯迅帶著酒意拍起桌子說：“我要聲明，我要聲明。語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林語堂站起來辯解說：“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郁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趕緊離開。
筵席不歡而散。
魯迅和林語堂十多年的友誼，也從此變質，亮起紅燈。
林語堂 ：代表作《京華煙雲》《蘇東坡傳》
錢玄同（“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之父）是魯迅的老朋友，他對魯迅說：“人一過四十，便該槍斃。”
這話當即引起魯迅不快，後來魯迅在北京遇到錢玄同，竟拉下臉來，不和他說話。一對老朋友，從此絕交。
錢玄同直言不諱的概括了魯迅三處短板：多疑，輕信，遷怒。
多疑，輕信，遷怒，並不是魯迅為人之道，只是證實他對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更加深刻了。至於性格短板影響破壞到他和林語堂、錢玄同等人的友誼，導致多年老友分道揚鑣，這大概也是魯迅自己始料未及的。
05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去北大當教授。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京。
1918年，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它幾乎感染了每一個敏感的讀書人的心，魯迅自然也不例外。
著名思想家何家棟先生曾說過一句話：“陳獨秀、魯迅、胡適、蔡元培都是五四諸子，就跟先秦諸子一樣，都是我們文化中出現的聖賢，每個聖賢都有獨到的一面。”
一排左一：辜鴻銘 二排左一：陳獨秀 三排左一：胡適
三排左二：蔡元培 四排右一：李大釗 五排右一：魯迅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魯迅心裡掀起的波瀾，對魯迅的影響是極大的。
1927年，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甚至想過要將中山大學變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在一次教務會議上，魯迅主張 “五四”時候的風氣標準，提出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
但是，他的主張屢屢碰壁。
首先，是廣州激進青年對他的不滿，有人在報紙上公開批評他，有人用近於無理的態度責問他：
“你不願意從事文學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裝者的革命；那麼你處在今日的中國，更拿著一種什麼革命的東西在領導著一般青年？”
廣州的種種體驗，逼得魯迅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是個無足輕重的人。就算他想發揮作用，人家也根本不理睬他，似乎已經將他遺忘。
更讓魯迅震驚的是，國民黨在廣州大規模地殺戮昔日盟友。可怕情形簡直令他目瞪口呆。他在精神上遭受嚴重打擊，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
面對殘酷現實，必須要敢於正視。
魯迅的選擇是，離開廣州去上海。
06
初到上海時，魯迅做著他並無太大興趣的翻譯工作，他常對熟人說：“我在上海，大抵譯書。”
在上海，魯迅接觸到了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使彷徨的魯迅又一次看到曙光。他幾乎每天都在手不釋卷地翻看。唯物主義、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之類的新詞，逐漸出現在魯迅筆下。
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讓魯迅朋友圈裡多了瞿秋白、馮雪峰等文化界的共產黨人。他看待共產黨的目光，也就最為親切。
可魯迅骨子裡，終究還是一個“五四”式的知識分子。雖然他認真拜讀著馬克思主義書籍，結交著共產黨朋友，可他在精神上還是不能迅速脫胎換骨。
矛盾，吶喊，彷徨，充斥著魯迅心扉，他的心頭一片灰色。
有一回，魯迅和馮雪峰閒聊，談著談著，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語氣問：“你們來了，是不是也要先殺掉我？”
馮雪峰被問的一臉懵逼，他完全不懂魯迅當時的心態，趕忙搖手說：“那怎麼會呢，那怎麼會呢……”
在思想上，魯迅和馮雪峰這些充滿熱血與激情的年輕人，完全是兩代人。魯迅看他們是淺薄做作，他們看魯迅則是落伍守舊。雖同處一屋，矛盾摩擦卻是不可避免的。
左一：馮雪峰 右一：魯迅
魯迅一貫主張：“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他深知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情都敗在他們手裡。
倘若一旦和馮雪峰這些盟友決裂，魯迅又該何去何從？
1930年，國民黨公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
1932年，特務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並放出風聲，魯迅已被列入暗殺名單。
對於特務的警告，魯迅絲毫也不畏懼，他說：
“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正如胡適所說：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真正的勇士，敢於面對淋漓的鮮血，敢於面對慘淡的人生。
07
1936年，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年，魯迅56歲。他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人衰老得厲害，體重已降到76斤。穿著棉袍子行走在上海街頭時，彷彿微風一吹，都能將他拂倒在地。
醫生仔細診斷過他病情後，神色嚴峻地說：“肺病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五年前就會死掉了。”
健康每況愈下，魯迅對許廣平的依賴，日漸明顯。
朋友鼓動許廣平參加社會活動時，他沉著臉說：“廣平，你不要出去！”
他何嘗不知道讓許廣平整天待在家裡照料自己，會使她很憋氣。可是，他真的已經離不開許廣平的照顧。
1936年5月，魯迅拿起老朋友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 對許廣平說：
“這一本書，中國沒有這樣講究地出過。雖是紀念瞿秋白，其實也是紀念我。”
魯迅先生畫像
1936年10月19日凌晨05時25分，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注意，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魯迅先生舉行了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禮，民眾代表在他的靈柩上覆蓋了一面白旗。
旗上寫著三個字：民族魂。
08
詩人臧克家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誠然，魯迅屬於後者。
他的一生既是一個偉大者的一生，也是一個普通人的一生。
在矛盾中艱難困頓抉擇，在彷徨中撕心裂肺吶喊，在光明中親眼目睹黑暗。喜悅是有的，痛苦也是有的。這些既是魯迅所面臨的，也是每一個普通中國人所面臨的。
儘管他被神話，被捧上神壇，被罵成狗，可他終歸到底也只是個普通人。
就像陳獨秀說的：“我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是人就會有痛苦，有過痛苦，方知眾生痛苦。
經歷過家貧國弱，飽受過鄙夷白眼，魯迅比誰都清楚一個普通中國人當務之急的需求是什麼：
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解決這三樣，前提是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後盾，作保障。
可是國家落後，民智未啟，同胞要想解決生存，實現發展，改變現狀，別無他法，惟有喚醒民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普通民眾才不會像奶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卻是奶，是血。
魯迅的一生，和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一樣，是不斷碰壁，不斷奪路而走，又不斷面臨新選擇的一生。
選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有兩條路：
一是“歧路”，一是“窮途”。
回頭不可能，逃避沒有用。能做得，是在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然後再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跨進去，就算到刺叢裡，也要姑且走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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