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間，幾個網絡熱點事件走進大眾視野，為網民的封閉生活增添了一些談資。這些事件精彩的往往不僅僅在於事件本身，還在於網民針鋒相對的狂歡式評論。由於網絡匿名化特點，其評論極具攻擊性和煽動性，貼標籤、站隊、人肉等網絡言行往往會生產一批“烏合之眾”，從而造成反噬現實的惡果。
以孫楊禁賽案、肖戰粉絲“227大團結”、“黃女士離漢抵京”三個熱點事件中網民的行為為案例，借用“人民”“公民”“群眾”“大眾”等幾個概念（參見一席2017.11.24《許子東：網絡上的人民》），探究形形色色網民的身份認同，從而指導自身行為。
學者許子東對大眾、群眾、公民、人民有這樣的分析
- 大眾：文化概念，代表愚昧，是精英（知識分子）啟蒙的對象，其對立詞是“精英”“知識分子”。
魯迅《吶喊》自序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在五四時期的語境下，這熟睡的人們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愚昧麻木的大眾，他們是“無惡意的閒人”，是如《藤野先生》裡面的那群“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需要被革命先驅者喚醒。
在當今時代，我們姑且認為，“大眾”同智識低下、易從眾跟風的“烏合之眾”有相似之處。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流行的“吃瓜群眾”似乎應該改成“吃瓜大眾”，才更接近其所指。“烏合之眾”和“吃瓜大眾”二者又有分別：前者盲目崇拜領袖，無腦但有行動力和巨大的破壞力；後者只“吃瓜”，無作為。
- “群眾”：政治概念，其對立詞是“領導”。開會時，上面坐的是“領導”，下面坐著的就是“群眾”；政治面貌有“黨員”和“群眾”的二分。二者關係類似於封建時代的“官”與“民”，當今時代二者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 “人民”，政治概念，其對立詞是“敵人”。它和“群眾”的區別在於，“群眾”+“領導”=“人民”。許子東說：“在抗日戰爭時期，凡是跟隨共黨抵抗日本鬼子的就是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能跟著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反動派的就是人民；在社會主義時期，能跟著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就是人民。”一個人如果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就意味著他是“敵人”，二者的矛盾就屬於“敵我”之間的階級矛盾了。
- “公民”，法律概念，更多地與法律、規則相聯繫。
讓我們一起看看近期三個熱點事件網民言行及其立場
孫楊禁賽案
上月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宣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訴孫楊與國際泳聯（FINA）一案的仲裁結果：孫楊被禁賽8年。起因是一年以前孫楊未完整配合檢查，並且在沒有足夠的理由情況下，破壞了樣本。
對此孫楊表示，此舉是因為質疑相關檢查員的操作不合規，但是CSA表示相關人員操作合規。近日，官媒在沉默一段時間之後，陸續發佈了《無視規則將會承擔相應後果》《商業比賽不能與國家榮譽捆綁》《觀察孫楊事件的三雙慧眼》等文章。
而網民分為“挺孫派”和“倒孫派”。如下是部分典型評論。
- “挺孫派”：“因為孫楊是中國人，我支持他”，“中國加油，孫楊加油”，“幹不過孫楊，就讓他禁賽！”，“不管怎樣，這個時候我們中國人應該給孫楊掌聲！因為他值得和需要！”
“一些國家級機構對待中國人的事，總喜歡帶著有色的眼鏡。一些媒體已經習慣了用放大鏡去觀察孫楊的一舉一動，更是不遺餘力去拼命渲染和炒作孫楊服用興奮劑這個話題。”
針對官媒的文章，有網友評論：“孫楊的事無論如何還無定論，作為國家主流媒體，在這種時刻拋出這樣的論調實屬落井下石，讓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鏡！”
- “倒孫派”
“孫楊和團隊好好讀透國際興奮劑組織的檢查條例吧！不要強詞奪理了！監督運動員撒尿也需要培訓和資質嗎？曝光興奮劑檢驗員的個人隱私更卑鄙和可惡！仲裁法庭可以追加處罰，孫楊這種不理智的行為可別殃及中國游泳隊啊！”
“舉證期間幹什麼去了？把不該公開的信息公開，除了拉低你的人品，別無他用。”
兩派之間其實還有很多互相攻擊的口水，這裡不一一列舉。概括起來，“挺孫派”的核心詞是“中國”“中國人”；而“倒孫派”的核心詞是“條例”“人品”“規則”，《檢察日報》的《無視規則將會承擔相應後果》一文中說得更清楚：“體育運動必須堅持‘按規則做遊戲’的行為準則，規則也是法治的基礎。”
按照上文我們對“人民”各個近義詞的辨析，那麼，“挺孫派”所站的立場便是“人民”，而“倒孫派”則是“公民”立場。
肖戰粉絲“227大團結”
2月末，當紅明星肖戰的一些粉絲髮現AO3作品庫平臺收錄的關於肖戰的同人作品“下墜”，將其刻畫成女性角色，認為這影響了偶像肖戰的形象，遂向中國網監部門舉報相關平臺（AO3、LOFTER等），導致知名同人網站AO3作品庫被封，無法從中國訪問，甚至B站耽美、同性等相關內容也被無辜殃及。
部分肖戰粉絲的行為被多個圈子口誅筆伐，涉及圈層範圍包括原耽圈、畫手圈、二次元圈等。由於爆發時間在2月27日，被網友稱為“227大團結”。事件造成的另一後果是，各圈層及路人開始報復性地圍攻和抵制肖戰所涉及的影視作品、代言等等。
這場轟轟烈烈的粉絲大戰，源於深愛，結果卻給愛豆帶來深深的傷害，其網絡行為特別值得玩味。
粉絲行為一：事件最初，一名粉絲羅列了同人文《下墜》及其平臺的幾大罪狀：作者侮辱貶損明星，給明星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微博是大眾向軟件，有大量未成年用戶，不適合同人傳播；文章涉及未成年色情作品要接受倫理審查；外鏈網站（AO3）是小眾文化，不該在大眾平臺引流。
另一位粉絲則指出同人愛好者“亞文化圈要有小眾的自覺”，文學自由不能建立在對別人形象的侮辱上，甚至還有組織、有紀律地手把手教導了粉絲的舉報行動，直接點燃了事件的導火索。
粉絲行為二：一時間，一呼百應，眾粉絲趨之若鶩，聲勢浩大。大量粉絲在“帶頭大哥”的指導下給網信辦等國家監管部門寫舉報信，局勢逐漸走向失控。粉絲按下“舉報鍵”，眾多平臺被查封，最終導致各路圈層同仇敵愾，開始報復性反擊。
以上粉絲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帶頭大哥”，一類是盲目跟風的眾粉絲。
粉絲盲目跟風的行為無疑是不理智的，很接近“大眾”的概念，與《烏合之眾》中的描述何其相似：“當個人融入群體後，其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其思想立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他就有著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徵。”而這種群體行為的力量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帶頭大哥”支配的，如特殊歷史時期狂熱的個人崇拜。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帶頭大哥”的行為。從他們制定行動綱領、羅列罪狀等一系列行為來看，他們攻擊同人文作者的行為方式至少不是愚昧的，反而是講“理”、講“規則”的，譬如“文學自由不能建立在對別人形象的侮辱上”、“文章涉及未成年色情作品要接受倫理審查”，其身份立場似乎更接近“公民”。而推究其出發點，卻是為了維護自己愛豆的利益，正所謂“非我族類，雖遠必誅”，他們舉起了鬥爭的旗幟，清晰地畫了一條“敵我”的界標，這似乎又摻雜著“人民”的立場（至於能否代表“人民”，我們暫且不談）。
黃女士離漢抵京事件
黃女士，武漢當地監獄刑滿釋放人員，離漢前已有發熱症狀。而2月22日，她卻由家屬開車接回了北京，住到了北京“新怡家園”小區，24日被確診為新冠肺炎。26日，中央成立聯合調查組。3月2日，聯合調查組公佈調查結果：“黃女士事件”是一起因失職瀆職導致的嚴重事件，性質惡劣，要依紀依法嚴肅處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網文《黃女士和露小寶，完全不一樣》（麥傑遜）特別提到一個貌似與事件本身沒有直接關聯的信息：“這個新怡家園，離北京站、故宮、國家博物館等重要的地方都挺近的，而且這個小區的均價，都在12萬以上，住的都是一些中上層人士。”
網民在文後這樣留言：“看來上頭有人”，“我認識的平頭老百姓說自己從外地自駕返鄉連自家小區都進不去”，“總有人能凌駕於規則之上，肆意踐踏”。
有網民轉發這則新聞並將標題命名為“湖北人民+北京人民
聯繫春節前的“女子開車進故宮”事件、近日的“武漢小區隔空喊話”事件（中央指導組在武漢一小區考察時，有居民從家裡窗戶高喊“假的，假的”，以反映社區物業工作不到位），此類事件一經網絡流傳，必成熱點。網民的立場也大致相同，那就是與搞特權的“官員”相對立的“群眾”。
我們應該如何“站隊”？
縱觀這三個熱點事件，網民基本在“烏合之眾”“吃瓜大眾”“群眾”“人民”“公民”這五種立場中糾纏交戰。那麼，面對網絡事件，作為網民，我們該持何種立場呢？
在“後真相時代”和“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以更為隱蔽的方式無孔不入，事實本身遠比我們看到的複雜。所以，不可能提供一個標準答案。
比如孫楊事件，其中到底有沒有種族歧視的因素？比如肖戰粉絲“帶頭大哥”的立場極其曖昧，姑且稱之為“打著人民的旗號，以公民為武器，偽裝成精英，將大眾變為烏合之眾”。
比如，凌駕規則之上的人，在法制、規則、政治、權力等多重交界地帶舞蹈，我們到底要以何種名義審判他？人民的名義？公民的名義？群眾的名義？
在此，只能給大家一個一般性的參考。
各管各的領域，日常生活交由“公民”管轄，政治圈交給“人民”去審判。至於藝術圈，不妨做個“吃瓜大眾”，圈地自萌，不要干涉別人的喜好，不要以“人民”的名義去審判圈外人，因為“界定人民的權利也應該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少數人”（許子東）。
公民>人民>群眾>吃瓜大眾。畢竟，具有普世價值的法律、規則凌駕於民族、階級之上；國家、民族的利益，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其次；人民內部矛盾再次之。最後，當你處於對事件無知的狀態時，最好保持“吃瓜大眾”的姿態，沉默不語，等待“公知”的啟蒙，萬不可淪為“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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