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對華伸出觸角

1969年5月，筆者作為新華社派遣的記者赴日本常駐。l971年秋，日本國內要求早日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的呼聲空前高漲。一天，執政的自民黨三巨頭之一——總務會長中曾根康弘的秘書依田實來見我。依田一年前還是日本廣播協會(NHK)政經部的記者，因同行關係，我們很熟。他見到我就說，中曾根希望有機會同我晤面，當面闡述他關於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的主張，並透露稱，中曾根可能出馬競選下屆首相，希望中方重視他在政界的作用和影響。

中曾根早在1970年初就伸出觸角。先是他的秘書通過與新華社有供稿關係的東方通訊社記者，要求以個人身份見中國駐日記者；接著又通過依田實，就同我方記者接觸一事進行試探。

初見印象：識時務之俊傑

形勢發展很快。後來有關部門同意我們與中曾根等政治家直接接觸。於是，在依田秘書的安排下，我偕《文匯報》記者蔣道鼎會晤了中曾根先生。

那天，我們先是乘記者團的車從惠比壽駐地到東京都副都心新宿一條街上與依田會合，然後換乘出租車到帝國飯店。因“保護”我的警察緊緊跟隨，幾次乘換電梯上上下下，才甩掉警察下到地下停車場，最後乘上依田事先預備好的車前往會見場所。我想，依田那天如此苦心安排，大概是因為在日本政局形勢微妙的情況下，不想給身處要津的中曾根先生添麻煩吧。

雖說是與中曾根先生初次晤面，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前，我從日本報刊、書籍中獲得的關於中曾根的印象是“白制服的青年將校”“國家主義者”。l970年，中國和朝鮮發表“聯合聲明”，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時任防衛廳長官的中曾根自然成了“軍國主義分子”，不斷受到中國的嚴厲譴責。

可能是這個緣故，他見到我們時，不無辯解地說，他是一直積極主張恢復日中邦交的松村謙三先生的忠實弟子，是最早訪華的日本國會議員之一。1954年9月，他作為日本超黨派的國會議員團成員出席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會後取道蘇聯來到北京，此後一直關注中國的發展。

他還說：“日中兩國是永遠的鄰居，處於隔絕狀態不正常。長期以來，松村謙三先生為改善日中關係不斷努力，我一直對他很敬佩、很支持。現在美中關係解凍，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的政局也在醞釀變化，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時機走向成熟。”他表示，願身體力行，促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早日實現。

這次會見，使我感到中曾根先生是一位有戰略頭腦、對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非常敏感並善於應對的政治家，讓我想起了“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中國古語。會見之後，我立即向有關部門彙報。不久，便接到指示，要求我繼續同中曾根先生保持接觸。

1971年底，我回國述職。依田知悉後，特意來見我，稱中曾根先生想拜託我把他給周恩來總理、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和對外友協會長王國權的親筆信帶回北京。我於1972年1月到北京，即把信交給外交部。

周恩來會見中曾根康弘

第二次會晤：捎周總理口信

當我結束在北京的述職和休假，於2月底返任時，周總理通過外交部亞洲司讓我轉達他給中曾根先生的口信。我一回到東京，就通過依田的安排，又與中曾根先生會面。

記得那是一個晚上，當我來到會晤地點時，看到中曾根先生正襟危坐，似已等候多時。簡短寒暄後，我說帶來了周總理的口信，周總理說，謝謝你的來信，對你促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決心表示讚賞，歡迎你在適當時候訪華。

中曾根先生聞之，興奮得“騰”地一下站了起來，說“這下子我的軍國主義分子帽子可以摘掉了吧。”他對周總理理解他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十分高興，並感謝我的傳話，表示一定要為早日恢復邦交而努力。

周總理的口信意味著中方改變了迄今對中曾根的否定態度，這對中曾根來說，當然是一件大事。

此後，中曾根先生信守對周總理的約定，順應時勢，對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立場更加鮮明並付諸行動。為阻止福田赳夫的“佐藤亞流政權”上臺，他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實現聯合，並在得到田中關於“就任後立即著手解決日中問題”的約定後，放棄出馬競選總裁的機會，轉而支持田中。由此，自1972年春以後，關於總裁選舉的形勢生變，從“福田本命說”逐漸變為“田中優勢”。在7月5日舉行的總裁選舉中，田中角榮不出所料地擊敗福田赳夫而折桂。

1992年筆者（左二）會見中曾根康弘前首相

被中國總理的細心打動

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表明，中曾根先生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實現，也有一份不可磨滅的功勞。所以，當他1973年1月以通產大臣身份訪華時，周總理會見他3次，共交談了8個小時。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訪問中國。在歡迎宴會上，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對中曾根說：“1973年閣下來中國訪問，恩來同志同你見過面。恩來生前會見過很多外賓，但很少同我談起外賓的情況，而他卻對我談過對閣下的印象。恩來同志說，中曾根先生年輕有才幹，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將來是擔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預言實現了。我有機會親自向你轉達恩來同志對你的評價，感到無比的高興。”

中曾根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1973年訪華時同周總理的）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是在午夜1時，我要回賓館時，周總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臺階下面，並給我披上了大衣。中國的總理把日本的通產大臣送到外面並給披上大衣，這是很難得的。我因此感到周恩來這種人格魅力乃是表現了東方人的特點，歐洲的領導人做不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