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倾向于佩服且几近崇拜富人和有权势之人，轻视或至少忽视穷人和生活条件一般的人，这种倾向乃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操腐败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
——亚当·斯密
想问大家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先赚钱还是先生小孩？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看得人特别心酸：
一对在汕头打工的父母，因为孩子出生后负担加重，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因为疫情难以找到工作。
在毫无收入、难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他们把男婴遗弃在了医院，留下一张纸条：
“如今我俩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不想带着孩子一起饿死。留下玉佩作为信物，如果一个月内能生存下来，再来领回。“
庆幸的是事发不久公安部门就找到了夫妻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二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接回了孩子，政府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持。
虽然这样的悲剧得到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但这样一个鲜活的故事也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议。
在同情一对本来有积蓄有工作的父母因为一场灾难而不得不放弃亲生孩子的声音之外。
大多数人的立场站在另一面： 没钱就不要生小孩！
穷为什么还要生孩子？
打胎费和抚养费哪个更贵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买套总花不了多少钱吧？
但凡一个会写字，四肢健全的人去做个服务员也不至于饿着啊？
接着有人指出这对夫妻生孩子的时候是有积蓄的，只是短时间内积蓄被大量消耗了，于是大家的目光又转移到积蓄太少抗风险能力太低的问题上，指责他们这么点钱就敢生孩子了？
甚至有人会再往前推一步：有手有脚的正常人，根本不可能落到这么拮据的地步啊，一个月3000块都挣不到吗？
落到这个地步一定因为他们太懒了不负责任，活该！
之前纪录片《生门》里也有一对夫妻，生孩子没钱动手术，贷款看病把房子抵押了，结果抵押的两万块钱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看病，没办法只有挨家挨户去借钱，1分2的利息。
▲纪录片《生门》截图
别人生孩子都高高兴兴的，这户人家，孩子生出来爸爸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真的高兴不起来，以后怎么办呢？”
▲纪录片《生门》截图
结果也有人跳出来说：没钱就想生小孩，你们配吗？
难道没钱就不配憧憬天伦之乐了吗？没钱就该断子绝孙吗？
也是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一个27岁的湖北小哥，在黑龙江鹤岗买了一套3万的房子，欠了1万多的贷款。
但因为新冠疫情停工无收入，陷入个人经济危机的他还不起贷款，吃了半个多月泡面，不得不准备把房子卖掉。
这个新闻的重点本来在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是怎样从宏观层面落到个人身上的：
小哥所在的餐饮业受打击，而他虽然已经长期没回过家乡，但因为是湖北籍贯而难以找到工作，甚至因为经济的冲击要卖掉曾经规划好的房产投资。
但这样实实在在的鲜活案例却被无视了，旁观者的发言再次集中到他个人的经济状况上：
“为什么都27岁了，才只有2万块钱的存款？”
“他的抗风险能力为什么这么差？”
100块能买多少米和菜够吃好久了，竟然还舍得买方便面吃，有什么好同情的？
为什么27了还能穷成这样，一万多的贷款都还不起？
甚至有人质疑他家庭关系、精神存在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当一些人迫于经济原因做出一些和自己的个体经验想违背的事情时，人们总能轻易地抓住其中的可恶之处，愤恨地指责他们“贫穷有罪”。
而真正能体验其中的可悲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当贫穷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旁观者就能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去指责别人行为的不合理。
但其实，这些质疑和“何不食肉糜”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自己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不知道贫穷是什么样子，所以觉得别人都应该和自己一样，实则缺乏换位思考和同理心。
而事实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228元，农村14617元，城市39240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可支配收入超过3.6万，在全国居民中就已经属于中间偏上和高收入群体了。
如果在农村，就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多了10倍。
所以这下知道了吗？不是“还有人27岁了连2万的存款都没有？”，是我们生活圈之外的“很多人都没有2万的存款。”
这种认知上的壁垒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是因为在大众眼前，能鲜活、生动地展示和传递这些统计数据的载体，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络的发达虽然让我们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来源，但也让我们看到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扁平化。
仔细想一下，如今我们最常获取信息的平台是哪里？看报纸和新闻的人还有多少？
大部分人都是从社交网络中获取信息的，在这样的公众平台上，我们能看到的不是网红大V们一刀切地断言“人穷就是因为自己无能扶不上墙”，就是同层次的人的财富崇拜、消费主义对年轻人的血洗。
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穷人在底层的劳累与挣扎，是没有机会在大众——特别是构成了互联网主流受众的年轻人——眼中得到呈现，或取得话语权的。
于是“何不食肉糜”的人站在高处、对他人贫穷的现状指指点点，在他们的心中，“贫穷”这个标签早已潜移默化地被和一个人的无能挂上了钩。
按照他们的逻辑，27岁连2万存款都没有，一定是你不够努力，连养活孩子的能力都没有，穷人不配生孩子。
这些逻辑，其实都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学流派。
他们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通过生存的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穷人理应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
这个说法和穷人养不活养不好孩子就不该生孩子的说法不谋而合，但其实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当挪用。
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同，自然界中的适者生存基于自然选择，无论何种生物，面临的客观条件都是一样的，规则一致，机会平等。
人类社会在每个人在母亲肚子里时就不一样了，巴菲特在他授权的传记《滚雪球》中提到一个概念：“卵巢彩票”：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
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
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通俗点讲就是“投胎是个技术活”。
有王思聪这样出生就是开挂模式的；更多的人则是出生在普通家庭中，也有不少“运气欠佳”的人在“不配生孩子”的穷人家庭中降临。
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每个人面对的生存规则也不可能一样。
其次，人类社会分工明确，在多元化的环境中，究竟哪些个体是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出标准，也很难界定。
你觉得残疾人是社会的负担，可是科学家霍金、作家史铁生，他们都终身坐在轮椅上，但都是人类文明中了不起的明珠。
你觉得蠢人应该被淘汰，但是蠢又如何来定义呢？
经常看《最强大脑》会发现，一个脑力弱的人，看起来虽然和正常人不同，但可能在独特的领域有着自己的天赋。
再者，社会达尔主义推崇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用动物性替代人性，这其实是反人类的。
没人会永远强壮，人都会生老病死，归根结底，人早晚会变成弱者。
既然每个人早晚都是弱者，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否定弱者的一切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否定了每个人。
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秉持着这一理念的人，并非真正的顶层阶级和社会精英，他们仅仅是比底层人民过得稍微好了一点。
然而内心深处刻薄的优越感使他们认为他们比更加贫穷的人更强，殊不知如果按照他们信奉的“社会达尔文逻辑”，等他们歧视完了最底层的人，自己就会成为第二波被消灭的贫困人口。
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谁都无法保证自己哪一天不会变成穷人。
老舍在《茶馆》里写过，
看到人家穷得卖女儿，周围的人不会是同情的眼光，一定是优人一等的眼光。
因为会觉得我起码没穷到卖女儿。然后当成谈资，回家跟丈夫讲。
正常的舆论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不要嘲笑穷人，不要鄙视穷人，更不要“不原谅”贫穷的人，给他们直接定罪。
就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样：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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