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喝杯茶吧！”
“好的霍加。”
“師傅來一杯茶！小夥子有些日子沒來了吧？”
“是的霍加。您還好吧？生意怎麼樣？”
“挺好的，一切如舊，還算過得去吧……”
這時，走廊裡的賣茶人拎著一個鋁盤跨進了這個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給我遞了一杯，鬱金香形細腰茶杯中的黑海紅茶冒著一絲暖意。我將托盤裡的一塊方糖放入茶杯，拿起小茶匙拌了起來，杯底的碎茶葉隨著叮噹聲旋舞著。我抬頭望著滿屋的舊書，這僅夠一人側身通過的狹小店面裡絲毫感受不到壓抑和逼仄，也不知是書香還是茶香，讓人忘卻了鄰街的喧囂。瑟特克大叔的書店門楣上掛著一件寫著“Mashallah”的土耳其藍眼睛，旁邊的一張紙上用大寫字母寫著“懇請不要在此詢問課本和任何與課業有關的書籍！我們需要的是願與舊書相遇的讀者！”
“您這兩天賣了些什麼書？”
“嗯，一些暢銷小說而已，買書的讀者太少了。現在國家拼命地強調教育，新建了那麼多私立大學，但是上學是一回事，讀書是另一回事。”
瑟特克大叔託了一下厚如瓶底的眼鏡，苦澀地笑了一笑。
“年輕人們有了電腦、手機和網絡，過來買舊書的人只會越來越少。可能有些人知道獨立大街裡有一個魚鮮市場，但是躲在這條小巷裡的阿斯勒罕（Aslıhan）舊書市場估計很多人都找不到。但是有些時候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人過來，比如頭頂著十幾層芝麻圈的小販會不時地跑來翻六十年代的舊報紙，比如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希臘人的後裔可能對那些黑白老照片更感興趣，說不定能找到些什麼……”
瑟特克大叔
阿斯勒罕舊書市場的過道依舊有些昏暗，街外魚市場的叫賣聲和炸軟貝的油膩味兒偶爾還會飄至入口處的兩家店門外。兩年前，穿過熙熙攘攘的獨立大街，我找到了這處能讓時光凝固之地。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跨入瑟特克大叔店門，向他道賽倆目的時候，他並未回應，而是用了“Merhaba”（你好）這個詞，面帶微笑地歡迎我。後來我才意識到，在伊斯坦布爾新城區這座掛滿國父凱末爾創建的共和人民黨旗幟的世俗主義大本營裡，用不帶宗教色彩的詞語對話似乎是這個城區的市民生活傳統。
瑟特克大叔是名退休的小學語文老師，二十多年前開始在阿斯勒罕舊書市場的一個角落開始了自己的舊書人生涯。他給自己的小店起了一個生僻的名字“Narteks”。
“Narteks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應該不是土耳其語吧？”
“哈，沒錯！這個詞源自希臘語。”他指著櫥窗裡的一束乾花，“你看，Narteks就是這種花的名字。Nâr在阿拉伯語裡也是火焰的意思，地獄之火。這種花能耐受極高的溫度，因此上古時代的人們用這種植物傳運火種。對了，普羅米修斯就是用它裝載著天火偷偷將火種傳播給了人類。”
Narteks
也許在他看來，用傳播文明之火的媒介Narteks比喻這些泛黃的舊書在恰當不過了。20世紀初的一位土耳其教育家哈桑（Hasan A.Yücel）曾說：“人若入一物，書也，若出一物，書也，此乃至聖之事。”隨著中國造紙術的發明，中國的紙張沿著絲綢和香料之路先後被傳播到了中亞、西亞和整個伊斯蘭世界。造紙技術的成熟和紙張的普及也促成了阿拉伯文明的輝煌，並由安達盧西亞遠播歐洲。隨書寫和文章一併產生的還有書頁的概念。舊書人“sahaf”一詞便源自阿拉伯語“sahife”，即書籍或字紙的一頁或一面。印刷業普及前的舊書人就是發現和再現手抄本書籍和書頁價值的人，這一時期的字紙甚至按張出售，足見書寫和紙張的稀有和珍貴。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在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備受尊重，他們學識淵博，曉文通理，兼具學者和書法家雙重身份。通過謄寫手抄本書籍、收集古籍善本和未完成的著作，不斷豐富著國家的圖書館、宗教學校和各地學院的藏書。
奧斯曼帝國的成長也離不開無數默默無聞的舊書人的貢獻。自十四世紀起，奧斯曼人的舊書市場先後從古都布爾薩、埃迪爾內的大清真寺庭院及周遭的零星攤位擴展到了君士坦丁堡。舊書人與烏列瑪階層（伊斯蘭國家最高等級的宗教學者）關係甚密，某種程度上來講，舊書行業的興起和發展推動了奧斯曼蘇丹智庫的成熟，有些舊書人甚至作為蘇丹的導師為其出謀劃策。舊書人為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一役貢獻頗多，十五世紀法提赫清真寺附近的舊書市場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支持。
有關伊斯坦布爾舊書市場的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的土耳其旅行家艾維里亞·切烈比的《遊記》（Seyahatnâme-i Evliya Çelebi）中的一段文字，根據他的記載，貝德斯坦（交易貴重物品的室內市場，今大巴扎內）的舊書市大約有五六十家商鋪，林林總總有三百餘人在這裡，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流動書販。貝德斯坦的舊書人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世界各地的手抄本書籍，當然還有名家的書法、細密畫散頁和鍍金裝飾畫，以及書畫所需的波斯蘆杆筆、阿拉伯墨水和烏茲別克筆盒等文房諸寶。政治在舊書市場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話題，人們在這裡只討論與書籍、藝術有關的信息，因此對於日益擴大的舊書行業規模和經營內容，宮廷對此沒有限制也不多過問，反而有求於一些大舊書人。宮廷會不時出資購置一些善本孤本，歸入皇家珍寶庫（hazine）。另一方面，來自巴格達、大馬士革、哈勒頗、耶路撒冷和開羅等伊斯蘭文化中心的書商，以及來自重要的書籍製作中心——伊朗的書商等各地客戶均雲集在這裡，顯得異常繁榮。特別是出自伊斯法罕波斯畫師之手的精美單頁細密畫，和帶有華麗鍍金裝飾的奈斯塔裡克體書法作品，讓帕夏們在拍賣中爭相為之解囊。
1935年的貝亞澤特舊書市場
古典時期的舊書行業有一套成熟的行會管理系統，行會會長被稱為“舊書人的謝赫”。伊斯坦布爾最後一位大舊書人拉義夫貝伊（Raif Bey）在臨終前寫下了一份遺囑：舊書人與書商並不是一回事。我這些遺珍、手抄本典籍非行家藏者不賣，成套的歷史文學書籍不單冊出售，但青年學子所需書籍必以驚人的低價售之。所以與其說舊書人是一種職業，倒不如說，舊書人是一種生活方式。
舊書人是一個很奇怪的職業，既像古董商，又像銀號，充滿了細節和神秘。成為一名舊書人首先需要記憶力、文化素養、閱讀能力和耐心，其次是掌握、辨識外語的能力，因此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這個行當。雖然作為一種正規行業舊書人已有幾百年歷史，但從未見過哪個學校為此設立舊書專業。從奧斯曼帝國時代至今，土耳其的舊書人依舊停留在師傅帶徒弟、子承父業的發展模式，但歸根到底能否入行還要看他對於書籍有多麼熱愛甚至痴迷。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輩的舊書人漸漸離開了他們充滿混雜著紙墨香和舊書卷黴味的今世。而傳其衣缽者已無法做到能通曉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奧斯曼土耳其語了，這也就意味著當今的大部分舊書人基本失去了與滿屋古籍對話的能力。
如今，大巴扎旁邊的貝亞澤特舊書市場（Beyazıt Sahaflar Çarşısı）雖然早已不見當年的繁榮，但還能從中覓到為數不多的傳統舊書人。擁有奧斯曼風格的兩縷大白鬍子的哈里里大爺就是師徒傳承傳統的後人。哈里里從十五歲開始了舊書人的學徒生涯，學徒的過程中，他不但要掌握阿拉伯語、波斯語、奧斯曼土耳其語和基本的英語、希臘語、意大利語、俄語、德語、法語，以及保加利亞語、亞美尼亞語、格魯吉亞語等小語種書籍基本內容的辨識，還要跟師傅學習書籍修復、圖書分類管理等技能，在完成了十五年的學徒期學習後，才得到了一個被稱為“kalfa”的頭銜，即助理師傅。助理師傅這一階段的修行是通往更高層次的橋樑，一般也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等到哈里里四十歲之際，才正式出徒成為了一名“專家”級別的舊書人師傅。
“我們這些傳統科班出身的舊書人，說實話雖然比現在的很多同行懂得多，但實際上任何時候我都把自己當學徒生看待。你看這本書，一般人來看會認為是用俄語寫的，但實際上是保加利亞語，這兩種語言的字母很像，作為舊書人最起碼要能分清大部分語言文字的差別。”當我讀到《黑書》中每天搭小船往來於富人宅邸、把特價書賣給被蘇丹軟禁的帕夏、後宮女眷、隱士和職員的二手書學徒時，腦海中不禁出現了哈里里年輕時候的模樣。
195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舊書市場一隅
十九世紀末，一場大地震令本就搖搖欲墜奧斯曼帝國更添悲傷。貝德斯坦的室內舊書市場在這場災難後，被遷出到了臨近伊斯坦布爾大學和貝亞澤特清真寺的一個開敞的院落內，更名為哈卡克拉舊書市場（Hakkâklar Çarşısı），這裡有充足的光線，不像貝德斯坦裡那樣陰暗潮溼，更有利於舊書的保存。二十世紀的二十到三十年代正是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時期，也被很多舊書人認為是他們的黃金年代。這一時期很多末代奧斯曼舊書人既有帝國遺風遺學，又有嶄新的西方視野，一派百家爭鳴的氣象。可惜好景不長，1950年1月的一場大火讓這處舊學聖地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書店和大量藏書。但有時候，人禍往往比天災更具毀滅性，也更令人絕望。
伊斯坦布爾哈卡克拉舊書市場
1980年土耳其軍事政變後，軍政府出臺了一條禁令：禁止私藏阿拉伯文版的古蘭經和阿文書籍，一經發現便被視為有罪。據舊書協會會長阿迪爾老先生回憶，當時的一些大學教授、學者為了自保，不得已將滿屋的藏書裝上了馬車，全部丟進了金角灣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他也曾試圖挽救過一車舊書，但仍無濟於事。有些人則將一些無價之寶偷偷出售給了境外的博物館，伊本·西那（Ibn Sina）於1025年完成的名著《醫學的法理》（El-Kânûn fi’t-Tıb）的現存唯一親筆手抄本也是在這一時期流失到國外的，如今保存在維也納圖書館。另當今舊書人感到遺憾的還有大量奧斯曼皇宮檔案的背井離鄉，世界第四大奧斯曼檔案館不在土耳其本土，而是在保加利亞的首都索菲亞。
一年多的頻繁恐襲和東南邊境的戰事，讓土耳其的旅遊經濟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大巴扎市場內的很多店鋪都已騰退關閉，但是一杯紅茶可以聊一天的土耳其民眾依舊充滿了自信和樂觀。頭戴白帽、左手拄著柺杖、右手攥著十一顆念珠的老者坐在舊書市場院子裡的大樹下，安詳地抿了一口紅茶。剛睡醒的花貓洗完臉後跳上了飲水噴泉的水池，伸著脖子舔著一滴一滴墜下的水珠。一群身材高挑的學生在幾家主營教材的書店門口談笑著，讓書店老闆給他們需要的英語考試練習冊打折。貝亞澤特舊書市場外，一棵大梧桐樹下的熱鬧程度絲毫不遜於市場院內，這裡有一位“明星”侯賽因爺爺，這位自稱“貝亞澤特的標誌”的長鬚老者白髮過肩、茶不離手，經年累月地向過往行人推銷著自己的著述。同他一起的還有賣念珠的人、吹口琴的人、賣煮土耳其咖啡的銅壺的小販，冬天的賣茶人和夏天賣謝里白的人。貝亞澤特清真寺和書法博物館的修繕工程還沒有結束，生活的節奏在這裡似乎就是快不起來，但是悠揚的喚禮聲又總是那麼守時，讓人聽起來既親切又憂傷。
乘坐聯通伊斯坦布爾老城區和新城區的第一條有軌電車路線回到艾米諾努碼頭，搭上了開往亞洲海岸的渡輪。於斯庫達爾的米瑪爾錫南清真寺前廣場上有一圈長椅，無論春夏秋冬，只要天氣好，總能看到這裡坐滿了手拿念珠的大爺和包著深色頭巾的大媽。有時他們在這裡一坐就是一天，看著小廣場中心零零散散的鴿子，一邊聊著不知說過多少遍的話題，一邊等待著禮拜的時間。我沿著大街繼續向前，於斯庫達爾的幾家舊書店就在不遠處的街角，前幾天還經過此地的我，面對一片瓦礫與碎磚的廢墟時，能做的也只有用手機拍下一張紀念照了。隨著新的區政府大樓的完工和對外開放，這一片街區的環境整治工程也令人意外的迅速擦除了市民未來的記憶、舊書店那兩層咯吱咯吱響和略微粘腳的木樓板的記憶，雖然我只來過一次。
未遂政變已整整過去了一年，伊斯坦布爾似乎也在努力找回原本屬於她的安寧與平靜。我回到獨立大街，那標誌性的紅色叮噹車連同鐵軌被暫時埋藏了起來。正午時分走進阿斯勒罕舊書市場，大部分店鋪的門還上著鎖，過道里的老電影海報、共和國時期的黑白報紙、唱片、雜誌和明信片都被蓋上了被單，轉過一個彎後，瑟特克大叔正坐在小板凳上清點著可能是新收集到的舊書。
“瑟特克霍加，Merhaba！”
“啊你好！你好嗎？”
“我很好，謝謝您霍加。您怎麼樣？”
“我也挺好的，上次你要找的書我找到了！來杯茶吧！”
“好的霍加。謝謝！”
瑟特克大叔曾說，“我已經七十二歲了，但是每天依然能學到新的東西，能賣出去多少本書、掙多少錢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和你們這些讀者、孩子喝杯茶、山南海北地侃上一會兒更有意思。和我聊天即便你不能從這裡學到東西，我還能從你那裡學到東西呢！而一旦我學到了新東西，我真的會像小孩子一樣興奮！所以我就說，坐下來杯茶，聊聊你喜歡什麼書，想找什麼書，我能幫到的一定盡力！茶錢就不用付了，哈哈……”
二零一七年七月廿日
於伊斯坦布爾亞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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