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別離》的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於1972年，是伊朗的第三代電影人，他的作品，一向具有鮮明的伊朗民族特色和本土情節。
這部伊朗電影，以30萬美元的超低製作成本，一舉橫掃了包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柏林金熊獎&銀熊獎在內的多個重要獎項，可謂當時的一匹“黑馬”。
在這部電影裡，導演法哈蒂完成的不僅是現實主義的紀錄，更是對當代伊朗社會現狀的深入思考和社會解剖。
本片英文片名“ A Separation”，Separation在這裡不僅有“別離”的意思，更包含著“分割、隔離”。
導演法哈蒂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部電影表面上講的是納德和西敏離婚的故事，其實包含了更深層次的含義。傳統和現代思想的分離，道德和法律的分離等等。導演坦言自己並不想把“分離”定義的太清楚，這是留給觀眾的問題。
電影講述的，是兩對處於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生活背景的夫妻之間發生的衝突和糾紛。納德和西敏是一對精英階層的夫妻，為了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西敏一直想要移民，甚至不惜為此跟老公納德離婚。電影中所有的“別離”都是因此而起，而這也是後續所有事件的導火索。納德面對癱瘓在床的老父親，拒絕了妻子移民的要求，移民沒有成功，妻子一氣之下回了孃家。納德為了照顧女兒和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親，請了女傭瑞茨。納德因為偶然發現瑞茨把自己的老父親捆綁在床上而氣憤地推倒了她，瑞茨流產，矛盾和糾紛升級，兩個家庭因此走上法庭打起官司，雙方互不相讓。
這部電影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以兩個家庭的多維度衝突以及層層反轉的故事情節，真實地勾勒出當前伊朗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民眾的生活狀態、價值觀及社會矛盾，折射出當代伊朗社會的多重矛盾與困境。
階層矛盾與衝突：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彼此的不理解甚至對抗，隔閡與疏離，深如鴻溝的觀念差異和難以逾越的距離
納德和西敏這對夫妻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階層：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體面的工作和收入，居住高級公寓，經濟條件優渥，思想獨立。
而女傭瑞茨和其丈夫霍加特，無疑代表的是社會的平民階層（甚至底層）：他們受教育程度有限，工作收入微薄甚至失業，虔誠地信仰宗教，長期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奔波。
精英階層的納德，在面對平民階層的瑞茨時，一直是傲慢而冷漠的，刻意保持著距離，不管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都有巨大的隔膜。他們彼此之間關係和地位從來不對等，連基本的溝通交流也很少。
雖然表面上稱呼女傭瑞茨為女士，但卻從未正眼看過她，日常對瑞茨的問候也是漠然而敷衍。在納德看來，瑞茨只是自己僱傭照顧父親的，除此之外彼此毫無交集，瑞茨更像是提供照看服務的“工具”，在納德那兒毫無存在感。當發現家中的錢少了時，他不加思索就認定是瑞茨偷拿的，拒絕聽瑞茨的任何解釋。
直到某天納德提早下班回家，看到自己的父親手被綁在床頭，整個人趴在地上，奄奄一息，而女傭瑞茨則不見影蹤。氣憤至極的納德，將外出辦事匆匆趕來的瑞茨狠狠推出了家門，卻沒想到造成了懷孕四個月的瑞茨流產。
雙方家庭因此引發了激烈的矛盾，最終不得不對簿公堂，納德也因此被告謀殺。納德一家面對控告和指責，冷靜理智，據理力爭，善於利用法律、權勢和身邊的資源為自己辯護。而瑞茨一家則不知所措，情緒崩潰，只會一遍又一遍重複地說：“這個男人害死了我的孩子。”
電影展示給我們的，是在精英階層面前，普通民眾徹底居於被動。平時，他們處於一種失語、被忽略的狀態；而當他們試圖抗爭時，又完全力不從心。對於精英階層，平民階層其實一直是牴觸甚至害怕與之相處的。
瑞茨一家認為他們掌握了事實，但是這樣的事實不是證據，無法被法庭認可。他們不懂社會的規則和法律，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辯護，維護自己的權益。最後，瑞茨的丈夫只能悲憤地說道：“我沒有他那麼能說會道，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我給人打了十年工，卻被無故的辭退，我曾經希望法律能給我公正，但打了一年的官司，法官只留給我一句：回家等著吧。我不能允許這樣的事，再發生第二次。”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兩個階級之間巨大的隔閡與疏離，他們彼此不瞭解，不信任，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這才引發了種種激烈的衝突和對抗。兩個階層之間看似有些許交集，但實質上卻有著難以逾越的距離。
現實中的伊朗，屬於發展中國家，不同階層的民眾，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也由此引發了很多的矛盾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道德問題、法律問題等等。如何平衡各階層的不同訴求，如何保證社會的公平公正，尤其是弱勢階層的權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都是伊朗社會當下的棘手問題。
宗教信仰與現代文明相互交織的矛盾與困境：是堅守信仰與道德，還是擁抱法律與文明？如何平衡？
我們都知道，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一個特殊的存在。伊斯蘭教在伊朗是至高無上且不容置疑的，即便是法律，也比不過一本《古蘭經》。
過去的伊朗，宗教信仰制約著人們的行為，人們恪守自己的信仰，有自己內心的道德標準和做事準則，把宗教當成是衡量自己人品的標尺。正如電影中展示的，女傭瑞茨做很多事情，都會考慮是否在宗教信仰允許範圍之內。納德的父親尿褲子的時候，瑞茨先打電話去諮詢，如果給他父親換褲子會不會觸碰信仰受到懲罰；在她誣陷納德，即將獲得大額補償時，卻又時時備受內心的譴責與折磨，害怕因為自己撒謊遭到報應，幾經糾結之後還是選擇了說出事實真相。她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卻又因為堅守信仰而導致現實中自己的家庭支離破碎，陷入困境。
女傭瑞茨一直用宗教信仰做為標準行事，她是伊朗宗教文明的象徵。
而另一方的納德，接受了現代文化教育，思想開放，是精英階層的代表。他思維敏捷，理性善辯，為了證明自己的無辜據理力爭，甚至謊稱自己不知道瑞茨懷孕，他並不相信深深烙印在瑞茨內心的那一套宗教信仰。法庭作為現代文明的審判機構，審判更多的也是依據證據而不是道德。似乎在當下伊朗社會，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相信宗教信仰，他們內心深信的是事實、證據、金錢、資源，這是他們的處世準則。
納德是伊朗現代文明的象徵。
兩者不同的價值觀和做事準則，代表著伊朗社會宗教信仰和現代文明的別離，折射出信仰與文明的衝突，這也使得伊朗民眾陷入更大的迷茫和困境：當《古蘭經》的教義與現實生活出現分歧時，是選擇接受現實並默默承受著內心的譴責？還是堅守信仰卻看著現實生活在眼前逐漸失控？是該堅守心中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還是徹底捨棄信仰，全力擁抱現代文明和法律？宗教信仰不能救贖現實生活，而法律就能達成真正的公平公正？
而這些，似乎沒有人能給伊朗人明確的答案。宗教信仰與現代文明交織在一起，彼此嵌入，構成了對伊朗民眾的雙重思想影響和滲透，也讓民眾內心充滿困惑和迷茫。伊朗的宗教信仰和文明建設，如何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如何才能在對立、割裂中實現相對摺中和統一，是伊朗社會需要不斷探索才能穿越的迷霧和困境。
傳統與現代：這片土地未來的路在何方，未來一代要如何選擇？
電影的一開始，就是西梅和納德在討論移民的問題。在妻子西敏的眼裡，伊朗社會思想傳統守舊，局勢動盪，不適合女兒特梅的教育和成長。西敏希望移民國外，給女兒更好的生活和學習的環境，認為和平先進的西方國家能提供更好的條件。西敏認同並嚮往歐美價值觀，她是伊朗社會現代化思潮的代表。
而納德則不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他要照顧自己老年痴呆症的父親，還堅信在國內，自己也一定給女兒很好的教育。納德老年痴呆的父親，在這裡其實是個明顯的隱喻——隱喻傳統守舊、體制僵化、困境重重的祖國，而女兒則象徵著未來。納德仍舊對自己的國家，葆有期待和希望，也有著對故土的眷戀和不捨，她沒辦法為了未來徹底拋棄自己的父親和傳統。
而納德應該明白，留下來要面對的國家狀況：封閉保守，宗教信仰過分干預政治，管控人們生活方方面面，整個社會壓抑而沒有自由，充斥非現代的刑罰和暴力，排斥和限制外來文化。就好比電影中的瑞茨夫婦，一言一行都受到宗教的強制管控，生怕自己違背和褻瀆了宗教信仰。選擇留下來，就意味著要跟這一切去抗爭，去戰鬥。對於思想已經開化的納德來講，這無疑也將是一條漫長、痛苦的道路。
納德夫婦與瑞茨夫婦兩個家庭之間的激烈衝突和矛盾，實際折射的是傳統與現代兩種不同社會體系當下彼此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互相排斥、對立，難以兼容。
納德和西敏這對夫妻面臨選擇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相反觀點：一個堅決要離開，一個執意要留守。這實際折射的是當下伊朗社會不得不思考和麵對的困境：是保持傳統現狀，還是積極變革，走向現代化。而事實上，伊朗一直搖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深受傳統的束縛與桎梏，嚮往現代，卻又難捨過去，從而左右為難，舉步維艱。
電影的最後，關於女兒特梅最後的選擇，沒有給出具體的回答，而是留給觀眾一個開放式結局。女兒在電影裡代表著伊朗的下一代民眾，代表著伊朗的未來，這也意味著伊朗社會未來的選擇和走向並不明朗，傳統還是現代，沒人能給出答案，只能漫漫長路繼續探索。
結語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
在我看來，這部電影之所以如此成功，如此被大眾認可，除了導演法哈蒂卓越的專業能力和高超的拍攝藝術外，更因為這部電影飽含著他對祖國和故土深刻的愛與哀愁。
他記錄了伊朗社會的種種衝突、矛盾、困境，也對社會現狀有著自己獨到的審視、思辨與剖析，然而他更想要傳遞的是：縱使這個國家並不美好，困境重重，我依然熱愛它，眷戀它，從未放棄過希望和期待，從未停止過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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