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廣播報》週五版、故園懷舊（2018-1-21文章）等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雄鷹展翅飛，哪怕風雨驟，……”“夜半三更喲盼天明，寒冬臘月喲盼春風。若要盼得喲紅軍來，嶺上開遍喲映山紅。”這就是1974年10月1日公映的電影《閃閃的紅星》的插曲。而影片中《映山紅》《紅星照我去戰鬥》《閃閃的紅星》三首插曲，隨著電影上映立馬走紅，成了那個時代的“紅色革命符號”。
那麼這部電影是根據哪部兒童小說改編的？主人公潘冬子的原型又是誰？小說又是如何搬上銀幕的？影片中插曲為何反覆更改？其間經歷過怎樣的波折？
李心田深情憶紅星 紅色經典誕生“紅星符號”
八一建軍節前夕，軍旅作家李心田老師接受了《中國廣播報》週五版記者電話專訪，給讀者解開了《閃閃的紅星》創作與出版的臺前幕後不為人知的往事。
“《閃閃的紅星》電影在1974年公映，但我的小說要早電影10來年。”已經82歲高齡（2018年）的李心田老師回憶起幾十年前的那段往事，仍思路清晰，講的有板有眼。
說起《閃閃的紅星》這本書，李心田說，當時初稿跟後來大家看到的書有很多內容不同，因為初稿裡他是從人性寫起的，寫了一個孩子跟親人的生離死別，是一種自然感情的描寫。
記者：您創作的《閃閃的紅星》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太大了，可以說我們是看著“潘冬子”，唱著“紅星閃閃”長大的。您能給我們談談《閃閃的紅星》創作過程嗎？
李心田：《閃閃的紅星》這部小說被翻譯成了十一種語言，再版了幾十次，它是我個人創作的一個高峰時期。我開始創作《閃閃的紅星》，是在1961年。那時，我在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兩個小八路》，責任編輯約我再給孩子們寫一本書，我答應了。那時，教學工作很緊張，這本書稿寫了兩年多，到１９６４年才完成。謄清之後，題名《戰鬥的童年》，寄給了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李心田，江蘇省睢寧縣人，1929年出生，中共黨員，1950年畢業於華東軍政大學並參加人民解放軍。李心田原是濟南軍區前衛話劇團副團長，離休後，仍筆耕不輟。
1964年小說創作完成後， “文革’也開始了。“我擔心小說中對人性人情的描寫會遭到批判，便連寫兩封信，從少兒社把書稿要了回來。”一切如李心田老師所料，“文革”中上交的小說手稿被焚燬，幸虧他當時多留了一個心眼，手稿交上去了，但謄清稿被他藏了起來。
直到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謝永旺向李心田約稿，這部作品才重見天日。“當時我把劫後餘生的《戰鬥的童年》交給他。他認為可用，要帶回去研究。要不是我‘留一手’，也就沒有這本書了。”
1971年11月，李心田被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稿子，編輯謝永旺認為書名《戰鬥的童年》有點俗，應該更改書名。“我苦想了兩天，提出了《閃閃的紅星》，謝永旺馬上拍手叫好，但考慮到當時‘紅星’一詞是蘇聯的慣用，他建議改名《閃閃的紅五星》。”雖然李心田感覺多了一個“五”字便減了神，但還是同意了。“清樣印出來後，封面上還是《閃閃的紅五星》。然而，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遠編審時把那個‘五’字去掉了，這才有了書名《閃閃的紅星》。”
死裡逃生，紅色經典書終於出版了，也誕生了“紅星符號”。書終於印出來了，但李心田的心裡沒有底。不久，報紙上發表了原北京市教育局長、兒童文學作家韓作黎的評論，稱《閃閃的紅星》是對兒童教育的好教材。接著，中央廣播電臺連續廣播這篇小說，這就是說，書被肯定了。
《閃閃的紅星》出版後，全國有18家出版社翻印這本書，累計印數高達數百萬冊。“《閃閃的紅星》可以說代表了我在兒童文學方面比較高的成就，那時肯定一本書多麼不容易啊，是我對社會、對政治的看法以及對我們生活的那個年代的反映。”說到這，李心田非常自豪的話語裡有點哽咽。“這畢竟是我披星戴月寫了三年的作品，裡面有我對生活的積累，有感情的凝結，有藝術的追求。”
潘冬子的原型是誰？小說如何搬上銀幕的？
如果說“文革”期間還產生過電影藝術精品的話，應當是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閃閃的紅星》。這部電影曾在中國影壇掀起了一股“紅星”熱潮，片中主人公潘冬子更是盡人皆知，許多觀眾都是看了又看。至今，它仍是中國兒童電影史上的經典。
李心田的小說《閃閃的紅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後，引起了電影界的關注。八一廠最先向李心田提出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想法。李心田老師對筆者說：“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找上門來了，要改編成電影，並讓我參加編劇。我在北京與王願堅、陸柱國等人研究編寫，最後以陸柱國的初稿為底本，由王願堅統梳籌定稿。電影放映時打出字幕‘根據李心田同名小說改編’，我很樂意，雖然那時沒有稿費。”
李心田對改編成的電影很滿意，他說電影拍得是很好的，他還能清楚地記起當時的那些電影人，導演李俊、李昂，還有王蘋，演員祝新運、劉江等，後期製作，請了傅庚辰作曲，又請李雙江演唱，使得影片相得益彰。目前，這部電影還作為“百部愛國影片”不斷上映，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1973年4月，中央文化組便正式向八一廠下派了“為兒童拍攝電影”的任務。八一廠迅速組建了《閃閃的紅星》電影劇本創作組，確定由陸柱國、王願堅、王汝俊、曹欣、陳亞丁等人負責小說改編。另外還專門把小說原作者李心田從濟南軍區請來共同參與創作，具體由王願堅、陸柱國執筆。”崔斌箴在《回憶電影（閃閃的紅星）誕生》一文中詳細解讀了拍攝和公映的前前後後。
電影劇本創作期間，八一電影製片廠革委會主任彭波也開始物色攝製組的主創人員。他把八一廠的名導演在腦海中過了一遍，覺得李俊導演最合適。其一，李俊早已從牛棚中解禁出來，現在可以進行創作了，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 李俊拍攝過《回民支隊》《農奴》等優秀獻禮片，業務上是一流的。為了加強創作力量，彭波還在導演組裡加進了因為拍攝《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攝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張冬涼，他為《閃閃的紅星》電影劇本費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樣板戲”的當紅攝影。同時還配備了年輕的攝影師蔡繼謂作為副攝影，他此前已經拍攝過《海鷹》《槐樹莊》等影片。攝製組敲定下來，《閃閃的紅星》作為八一廠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開了拍攝序幕。
攝製組在選演員時也充分尊重李心田的意見。“在電影劇本的創作過程中，劇組已經開始挑選演員。據說潘冬子這個角色有100多個孩子候選。最後是偶爾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孩子很接近潘冬子，導演便跟蹤查尋，找到那孩子家裡，發現了9歲的祝新運。祝新運在八一廠試裝後，導演們都很滿意。為了徵求我的意見，他們還把祝新運的照片及試裝照寄給我看。”李心田老師說，他一看照片就喜歡上了這個孩子，潘冬子這個角色非祝新運莫屬。至今，這套照片仍然保存在他家裡。
很多人都以為《閃閃的紅星》是描寫江西井崗山革命根據地的一個感人故事。其實《閃閃的紅星》是描寫鄂豫皖大別山革命根據地麻城的故事。李心田老師在接受《中國廣播報》記者採訪時曾說:“我小說裡潘冬子的原型是鮑聲蘇，鮑聲蘇系湖北麻城籍開國中將鮑先志將軍的兒子。”
那麼李心田又是如何結識鮑聲蘇，並以鮑聲蘇為原型創作了《閃閃紅星》的呢？這還得從鮑先志將軍說起。鮑先志， 1911年3月6日生於湖北省麻城市順河鎮西張店鮑家灣一個貧農家庭。1926年秋，鮑先志投身革命宣傳活動，並加入少年兒童隊，任隊長。1930年曾當選村蘇維埃主席，當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紅軍長征後，國民黨還鄉團將鮑先志的妻子販買到了外地，將兒子鮑聲蘇販賣給了地主。鮑聲蘇在地主家中受盡折磨。
解放後，鮑聲蘇找到了父親鮑先志。鑑於鮑聲蘇文化水平太低，1961年，鮑先志便讓鮑聲蘇到南京軍區舉辦的部隊文化速成中學學習。當時李心田是部隊文化速成中學的教員。由於鮑聲蘇在學生當中年紀較大，課餘便經常與李心田老師聊天。當時鮑聲蘇向李心田講述了自己童年的成長經歷，講到了地主和還鄉團的狠毒，講到了麻城滿山紅杜鵑（映山紅）的美麗，講到了盼望紅軍回鄉的故事。鮑聲蘇悲慘的童年深深打動了李心田，“潘冬子”的形象終於跳到了他的面前，為他後來創作《閃閃的紅星》提供了有利的素材。
說到“潘冬子”的原型，文革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來證明潘冬子的原型是鮑聲蘇。1975年初夏，李心田被通知參加一個樣板戲的研究會。三個穿灰色服裝的人坐在臺前，開始時並無意外，後來扯到了《閃閃的紅星》上，讓李心田談創作的依據，對許世友的印象如何，一字未提樣板戲之事，氣氛非常沉悶。一直到中午送李心田回家的路上，其中的一人說《閃閃的紅星》出事了，要李心田如實談創作的依據，不能對軍區裡任何人講，並帶走李心田的創作手記。
半個月後，創作手記還給了李心田，並告知事情過去了。原來是有人告狀到江青那裡，說《閃閃的紅星》是給許世友樹碑立傳的。因為許世友的兒子許光的經歷與鮑聲蘇有相似的地方。許光原名許大安，是許世友與結髮妻子朱錫明所生。他從小受戰亂之苦，什麼苦滋味都嘗過。新中國成立後，許世友將他從農村接到身邊，並送他到學校補習文化。江青當時很想打倒許世友，便想辦法將《閃閃的紅星》做一發炮彈。後來，鮑蘇聲主動承認《閃閃的紅星》是寫的他們家的事情，此事才有了結論。鮑聲蘇之所以說是寫他們家的事情，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冬子”實際上是鮑聲蘇弟弟的暱稱。鮑聲蘇的弟弟叫鮑鼕鼕，聰穎可愛，在南京軍區大院裡，大家都暱稱鮑鼕鼕為“冬子”。
鮑先志還是現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亮劍》中趙剛政委的重要原型之一。難怪新中國成立後，蘇聯顧問讚譽他是“中國軍隊政治工作的專家”。 鮑先志1988年12月30日在南京逝世。
傅庚辰詳說譜曲內幕 “三紅歌”打造時代經典
追溯到1974年秋季，當時最轟動的電影就是《閃閃紅星》，其中《映山紅》《紅星照我去戰鬥》《紅星歌》三首電影插曲，隨著電影上映人們競相傳唱，至今仍魅力不減。
為解讀《閃閃紅星》電影那三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創作過程以及演唱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84週年之際（2011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專訪了著名作曲家傅庚辰、軍旅歌唱家李雙江、《映山紅》的原唱者鄧玉華及當年參與音樂、歌曲創作事宜有關人員，詳細披露了當年《閃閃紅星》電影音樂、插曲創作和演唱軼事。
傅庚辰，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曾任總政歌舞團團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從《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映山紅》到《紅星歌》《紅星照我去戰鬥》《雷鋒，我們的戰友》……這些傳唱至今的紅色歌曲，都出自他的筆下。
2011年6月30日，“2011（重慶）中華紅歌會”開幕，小朋友手裡拿著閃閃的紅星，略帶稚氣的聲音唱起“紅星閃閃放光彩”的時候，特邀嘉賓傅庚辰格外激動。“38年後再次聽到孩子們唱起這首歌，很高興！”傅庚辰說，《紅星歌》是1973年寫的，第二年電影《閃閃的紅星》上演後，傳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因為這首歌是寫給孩子們的，所以不太長，同時電影也是屬於軍營題材作品，歌詞也有進行曲的風格。
1973年春季，傅庚辰接到電影《閃閃的紅星》的音樂創作任務後，找到有關人士瞭解劇本。劇組領導問他對歌詞有什麼設想，他當即就說了自己的看法：既然電影叫《閃閃的紅星》，咱們主題歌是不是可以叫《紅星歌》？這是一個軍事題材的影片，主題歌應該是進行曲，影片的主人公潘冬子是孩子，因此應該還有兒童歌曲的氣質。
說到《紅星歌》的創作過程，傅庚辰笑稱靈感是來自顛簸的路途。他說，最開始拿到原劇本歌詞時，我覺得不理想，然後就到瀋陽軍區找到鄔大為和魏寶貴兩位詞作者二度創作。歌詞修改好後，傅庚辰從北京連夜往劇組趕。“帶著歌詞，我就坐火車趕到江西上饒，再坐7個小時汽車，最後，我和攝影師在卡車裡顛簸了4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不停顛簸和嘈雜的人，我就把《紅星歌》的曲調醞釀了出來的時候，老鄉的雞、鴨、鳥籠子都在我頭頂上。”近日，應邀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的傅庚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欣然暢談起自己創作《閃閃的紅星》插曲的趣事。
到了劇組之後，傅庚辰立馬趴在床上，一口氣譜寫出了這首歌。雖然已過去38年，但電影《閃閃的紅星》中那首清亮而充滿激情的《紅星歌》，至今令人難忘。
另外，詞作者鄔大為回憶創作《紅星歌》的背景和過程時，講到他老伴向他說起第一次看電影《閃閃的紅星》的往事。對歌曲《紅星歌》的印象，也有一段“戲言”。那時，電影還沒有公開上映，只是在一些大城市試映，他老伴當時在瀋陽的一個藝術館工作，一天回到家裡和他講，“今天我們看了一部電影《閃閃的紅星》，電影裡的歌曲都很好，其中有一首我特別喜歡。”大為問：“什麼歌，怎麼唱的？”老伴憑記憶哼了幾句。他說：“這個歌詞是我寫的。”老伴驚訝之後說：“別美了，你能寫出這樣的好詞？”他笑著說，“可能不是我寫的”。第二天，《人民日報》介紹了這部電影和歌詞的情況，詞作者鄔大為的名字也從此被眾人所知。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紅星照我去戰鬥》歌詞是集體創作的，傅庚辰譜曲。電影開拍後，李俊導演曾寫了一首《紅星照我去戰鬥》的歌詞：“小小竹排順江遊，兩岸青山身後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滿江紅。”大家看後，一致拍手叫好，但是又覺得歌詞最好再充實一下。尤其是“滿江紅”一句對於戲中小主人公潘冬子來說“太過了”，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在原有基調上來了個“集體創作”，《紅星照我去戰鬥》就這樣在眾人的智慧中誕生了。
歌曲創作完成後，攝製組找到了部隊歌手李雙江。當時33歲的李雙江並不出名，有人給他支招說：“雙江啊，你可找到機會了，這下你要好好把歌唱家的感覺找到。”李雙江起初也是這麼做的，但卻總是不成功。數十年後，在談及當時情形時，他不無感概地說：“開始時，我想要表現歌唱家的情感還不容易嗎？其實那種想法是錯誤的，結果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感覺。後來我就把自己放在潘冬子的位置上，而不是什麼歌唱家的位置上，調動一切手段去表現潘冬子的情感、智慧，結果一下子就成功了。”電影中的三首主題曲和插曲流傳甚廣，尤其是《紅星照我去戰鬥》影響最大。這首歌在影片中唱起時，正是宋大爹送潘冬子乘著竹筏，去鎮上的米店當偵察員的場景。此時，鏡頭不停閃現兩岸的翠竹青山，持竿劃排的宋大爹和一臉稚氣的潘冬子。這首歌由李雙江首唱，也是他的成名作。
對於當年創作《映山紅》的情景，傅庚辰仍然記得很清楚。
當時《閃閃的紅星》攝製組去外景地拍攝兩個多月後，才把音樂創作任務交給傅庚辰。他抓緊時間完成了主題曲《紅星歌》和插曲《紅星照我去戰鬥》的創作。“劇本第四稿中並沒有《映山紅》的歌詞，而是另外三首，當時的暫定名是《手捧紅星盼紅軍1》、《手捧紅星盼紅軍2》和《熱血迎來紅旗飄》。”
傅庚辰說，這三首歌原定分佈在後來影片中唱《映山紅》的兩處地方：一個是夜半，冬子媽跟小冬子說話；第二個就是冬子媽被火燒犧牲的情節。
“插曲歌譜寫出來後，試唱給攝製組全體人員聽，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和肯定，於是我開始寫管絃樂總譜。”傅庚辰回憶，當時他借住在公社衛生院辦公室的裡屋，住的房間門上連玻璃都沒有，屋裡只有一張舊桌子。1973年10月29日到11月14日，傅庚辰寫完了《閃閃的紅星》劇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樂隊伴奏總譜。“當時（歌譜）有幾十頁，寫完了就帶著這些總譜回北京錄音”。
回到北京後的一天，音樂組的人在辦公室開會。傅庚辰順手一拉自己面前辦公桌的抽屜，發現了《閃閃的紅星》劇本的第三稿。因為傅庚辰之前只看到了第四稿，於是他就好奇地翻看了一下。其中有一首歌詞寫道：“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臘月盼春風，若要盼得親人回，嶺上開遍映山紅。”這幾句話讓傅庚辰怦然心動。 “我當時一念，另外兩個同志（鞏志偉、李偉才）都說這歌詞好，比《手捧紅星盼紅軍》好！”和傅庚辰一個創作小組的其他人也都十分認可這段歌詞。
此時，追求更好的心理讓傅庚辰想推翻之前的，改選這首歌。“《手捧紅星盼紅軍》已經通過了，總譜也寫完了，再推翻了合適嗎？攝製組已經在外面拍攝，再徵求他們的意見也來不及了。雖然我覺得這個詞比之前的詞好，但當時決心不好下。第一，我推翻現有的歌曲，很不合程序；第二，如果推翻了，是不是能寫得比以前好呢？我（在心裡）鬥爭了兩天，最後下決心把那三首歌都給否了，三首歌的總譜自然也全白忙活了。”
最終傅庚辰下決心改寫《映山紅》。激情和靈感的迸發，讓傅庚辰只用了兩個小時便將《映山紅》的旋律寫了出來。
事後，正如他預料的一樣，錄音後的效果非常好。就這樣，險些被扔進廢紙簍中的《映山紅》終於創作完成。
《映山紅》的原唱者是國家一級演員、女高音歌唱家鄧玉華。
鄧玉華，滿族，1942年11月6日出生。據鄧玉華回憶，她當年在練這首歌時，曾經下了很大的功夫。為了搞懂映山紅到底是什麼東西，還專門去了植物園、美術館。“看的過程中就慢慢體會到，映山紅開滿山時，人的情緒就是一種勝利的喜悅，一種興奮。再唱《映山紅》時，就有感覺了。”《閃閃的紅星》上映後，鄧玉華已經記不得唱了多少遍《映山紅》。“從1974年第一次唱算起，到現在有35年了，唱過幾千遍了。”鄧玉華對記者講得最多的話語就是《映山紅》的故事。
《映山紅》是一首抒情歌曲，鄧玉華把它唱得舒緩、溫柔、真摯，甚至帶有一種夢幻的味道，“夜半三更喲，盼天明……”如果不是藉著《閃閃的紅星》這部電影推出，很難想像，如此款款深情的歌曲能夠出現在“文革”時代。
閱讀更多 黃恩512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