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之前，王森然先生在北京北海公園
王森然先生繪畫藝術（三）
（王森然，原名王樾，字森然，號杏巖，曾用啞公、子燕、杏楠、黑衣、菊子、滌樓、養吾等70個筆名。定州市東旺村人。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史學家、美術家，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王森然一生追求革命和進步，研究的學科甚多，在社會活動，教育、史學、文學、藝術等五個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王森然於1895年出生，1984年——即“文化大革命”結束8年之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5年後逝世。陳師曾逝世於1923年，連北伐都沒有看見，無可言及近世中國；齊白石看見了新中國，但他在1957年逝世，他的逝世發生在當代史上非常關鍵的劃線的一年，白石先生沒有趕上1957年以後的共和國史。而森然先生呢，他在“文革”中所經歷所遭遇的一切，齊白石都不可能想象，王森然在“文革”中感受和表達的一切精神內容，陳師曾、齊白石都不可能表現。必須承認這是時代和藝術表現的進步，是這種進步背後的人文主義層面人文精神存在的進步。
繪畫表現的精神內容決定了畫家作品的思想震撼——表現與記錄時代——當還原一段歷史時所湧現出的震撼力量，同時也遠遠的高於了對現有“文人畫”的評價標準。今後的歷史上不會再出現“王森然”，也不會再出現“文人畫家”，因為今後中國面臨的時代不是產生“文人”畫家的時代。
20世紀，中國文人繪畫賴以安身立命的美學環境受到了巨大的衝擊，20世紀20年代之後，國人開始疏離國學，畫人已非文人，作文人畫者，畫與詩的疏離，與精神的疏離，與文化立場即與人文傳統的疏離，從本體至意趣的改變，一切變易，皆由人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隨著人文傳統的消亡，中國近世最後出現的“近代文人畫”或“後文人畫”，消亡註定也是必然的。
社會與時代提出了與文人畫時代全然不同的藝術課題——執著於精神理念追求的藝術品質導向社會現實，現實生活的直觀感受成為藝術主體重要的參照物和信心源。隨著傳統意義上文人階層的消失，藝術家已由被視為擁有獨立身份的特定社會職業者承擔，近世最後出現的“近代文人畫”或“後文人畫”，便失去了延續的條件，只能作為人文資源，長時期地作用於未來。
研究證明，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有影響的後文人畫家的傳承和鏈接是以王森然
——兼思想家、教育家、文學理論家、歷史學家、學者、詩人和畫家——這個歷史人物完成和結束的。在當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追懷不已的是王森然是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家”而絕不是因為他是“文人”而又是“畫家”。
研究者很在意他的筆墨語言，很在意他的繪畫思想，他的作品、他的筆墨表現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靈魂，是創作者主觀意志的個性表現，他的繪畫將時代的情感、色彩，以強調思想性和思想價值的創作表現和創作語言加深著審美效果與歷史的厚重感，成為對一個時代的思想註釋，在表現上一個世紀中葉的群體性焦慮中，他面對20世紀的觀眾書寫20世紀，將優慮、彷徨釋為語言，並將震撼推向極致。
美學概念中的一個結論:一切偉大都是悲劇釀造的，離開悲劇，沒有偉大可言。
偉大與否的區別在於生命的意義是否超過了為活著而存在。
王森然出生在一個被喚醒或者自我覺醒的年代，是思想啟蒙、是提倡思想解放的年代，王森然的一生結束在同樣也是一個被喚醒、自我覺醒、被自由召喚的年代，是初嘗自由、是開始思考的年代，王森然離開之後這個時代漸漸廢棄了“我們”，出現自“我”的覺醒，漸漸顯示個性，向開始產生張揚慾望的年代衍變……
文以載道，從“士人”到“文人”是傳統中國文人畫的主體，擁有“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的群體，隨著封建中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遂出現的傳統“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是中國歷史變遷的重大現象之一。然而近代以後的“知識分子”漸漸失去了他應該具有的獨立思想能力，更多當代學者在概念中反覆提到“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可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泛化“知識分子”的區別。
王森然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是享譽現代學界的學者，在教育學、文學、史學、藝術，以至更廣泛的思想和學術領域，都有建樹和重要影響。他是一個以筆以思想為生計的人，為求真理和正義一切不顧一絲不苟的人，一個作考據作學問的人，他是一個思想的傳播者，所學的所說的和他的一生帶給過世人無數的景仰和感動。一個五四運動的產兒，還要前，從他參予中國社會革命開始，自辛亥革命和五四之前的教育革命、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起，為了推翻腐敗的社會反對軍閥分治和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強權政治，為這一天的實現付出了一生的思想代價，成為他永不停滯的精神動力。在這個過程中他必然地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幾乎所有早期共產黨人，但“革命”成功之後，他自身的命運和他主張過的理想都始終沒有擺脫坎坷，他無法抗拒政治運動的瘋狂和殘酷，默守著生命中的苦難與寂寞。
王森然的人文立場和人格精神、他的經歷和影響、對時代給予的高度自覺即本能的關注，都彰顯出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極為難得的博大而獨道的覺悟，既使後人見到他的孤寂而獨道覺悟的同時，也感受到一位思想學者的博大曆程，確立了他以自己的獨立環境與語境昭示精神生命的本質。
他始終自喻為一個教書匠，他持一輩子的謙遜，受了一輩子的罪，吞嚥了一輩子的苦水，真實的學者是寂寞的，知音者稀，生前寂寞極了。苦難可以壓彎學術，但不能征服思想，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凌辱、是絕望……他嘴裡沒有說過看誰活得更長，然而所有迫害他的人無一不先他而去，迫害沒有改變他生命的頑強。“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無論是如何的“卑微”“坎坷”“孤寂”，信念使他一定要看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的實現，他一定會看到他想看的結果，這就是沒有其他任何奢望的“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他的晚年得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和最高決策層的特殊關懷，他的逝世紀念會是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習仲勳、劉瀾濤、王任重、王首道、黃華諸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有重要講話和對他的重要評價，這在中國知識界藝術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在為他逝世十週年召開的國標學術研討會、紀念他誕辰100週年的紀念會、在中國教育史、思想史乃至革命史都不斷有研究他的學術思想的成果出現。
王森然“文革”十年中的作品是記錄時代的作品，是不容質疑的真正“無愧於時代的作品”。王森然變文筆為畫筆的“文人畫”不是時代的“共鳴”，是這位思想者獨自的時代鳴響，是他人未能探人的藝術和精神創造領域，將引出對“文人畫”新的記載和思考。
王森然作品的集中展現是1989年4月4日至16日為紀念他逝世5週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王森然遺作展》，劉瀾濤致開幕詞說：
王森然同志在中國革命事業中有重要貢獻，在中國教育和學術事業上都有重要影響，繪畫在他的整個生命中是非常次要的，但在時代和美術史上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年浩劫”他被剝奪了寫作研究的權利，但他以頑強的毅力和創作欲，拿起了扔掉幾十年的畫筆，以獨特的題材和風格，表現了他的人品和畫品，他站在生活的最高點俯視生活，他以深邃的寄託留下了巨大的深深的探索腳印，他所記錄下的時代和民族的悲愴，隨著時光的遠去將會產生更廣泛、更深遠的共鳴。
習仲勳在《紀念王森然同志》中指出:“王森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慘重的迫害”，王任重在評價王森然的整體作品時說:“王森然十年受的罪、產生的作品，是轟轟烈烈的，如果不提到王老是個空白。”王森然同步於時代書寫了一段他人後來才補寫的歷史，王森然作品的意義在於這段歷史空白了十年，這就完全肯定和凸現了王森然作品不可取代的時代價值和藝術價值。
王森然生命的90年留下的是持久而默默的輝煌。
不論是王森然的人品畫品，還是作為一個學人、思想家、藝術家的權威與影響性，所表現的精神內容，都已經遠遠高於對現有“文人畫”的評價標準，作品自身所產生的震越，作品引動的共鳴，所表現出文化本體的“精神”和“先進”性，已經遠遠超越著時間的疆域，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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